中央委员中蔡和森、瞿秋白和我都支持后者的见解；尤其是我，常表示过份的中央集权，
会扼杀一般同志的活力，因而被视为“实际工作派”的首脑。当时李立三、刘少奇、邓中夏
等，与少共中央委员恽代英等以及众多的地方组织的同志，都或多或少的支持这种观点。
李立三尤其反对彭述之的作风。他是个热情奔放的汉子，只求工作实效，不惯组织的约
束。他所主管的上海工运工作也多采取速战速决的行动。对于工作方案，要经历上海区委、
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屡次的商讨，许久才能解决，表示不耐烦。他老是以“急
待解决”为理由，要求举行联席会议或另行指定一个行动委员会来处理。他更不愿听那些马
列主义的说教，认为坐而论道只能贻误事机。他在上海工运中进行工作时不用说服的方法，
而采取强迫的手段。他认为根据实际情况的行动是最重要的，甚么“中央集权”、“一知半解
的教条”，都是废话。
在当时幼龄的中共，一切都是为了急赴事功，因而这种歧见未致演成严重的争执；但后
来中共内部的一切纠纷，却多少与最早的这种分歧有关。不仅武汉时期的中共内部纷争是循
着这个脉络而来的，即后来米夫派的王明、秦邦宪等，也多少继承着彭述之的衣钵，而后来
毛泽东的“马列主义中国化”，则与当时的实际工作派，可说是一脉相承的。
①第四次代表大会当选的中央委员的名单，我已不能完全记忆清楚。只记得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
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彭述之、罗章龙、项英、王荷波等十人是当选的。其中李大钊、罗章龙二人，当
时在北京，谭平山在广东。
②汉冶萍工会是由安源煤矿工会、汉阳钢铁厂工会、大冶铁矿工会联合组织起来的，为当时长江中部一
带的主要工会。
第二章职工运动的复苏
由于工会组织的恢复，一九二五年春各地的罢工事件日益增多；而这年二月间上海日本
纱厂工人的罢工，又是“五卅”运动之前，罢工规模最大的一次。
在列强之中，日本在华工业是首屈一指的，它利用不平等条约的特权，在中国境内开设
了各种工厂。那时日本在中国境内所设置的纺织厂，共有四十一所，在上海一地即有三十七
个厂。纺织业间的竞争相当剧烈。日厂资本既雄厚，又有不平等条约为护符，不惜采取降低
劳动待遇的手段，来维持和增加利润；同时对中国民营的纺织厂；积极进行吞并和排挤。这
些事首先引起纺织工人酝酿反抗，也引起中国工商界的愤怒。
日本纺织厂中资力最雄厚的是“内外棉株式会社”，它在中国有十六个厂；其中十一个在
上海。中国工人在“内外棉”做工的境况之惨，简直如处地狱。工人分日夜两班，每班每天
工作十二小时；众多的女工和童工，每天平均工资不过一角多一点（约五分美金）。他们的食
宿条件，坏到难以形容。管理工人既严格周密，额外克扣工资的事件，又层出不穷；打骂工
人，更是司空见惯。进而发明了一种独特办法来榨取利润；它利用中国人民的困穷和大量失
业，招收大批男女童工，设立集中营式的训练所，名之为“养成工”。以这种“养成工”制度，
用来对付反抗力较强、工资较高的男女成年工人，因此，成年工人之被淘汰者，日益增加。
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内外棉”第八工厂传出大批成年男工被开除的消息，引起工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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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骚动，并发生逮捕和殴打工人的事件。二月九日，工人开始罢工；罢工的主要口号是“反对
东洋人打人”；罢工风潮迅速蔓延到二十二个在上海的日本纱厂，罢工人数达四万余人。
这次罢工具有反日的性质，获得上海各民众团体，如学生联合会等的支持。二月二十五
日，上海总商会出面调停。日本厂方接受了“不得无故打人”等四个条件，罢工才告结束。
这次罢工虽未获得全部的胜利，但上海纱厂工会的势力，却迅速膨涨起来（日本纱厂工人加
入者增至九千人）。此后，日本纱厂中继续发生一些劳资纠纷和工人反日的举动，终于酿成了
五月十五日内外棉第七厂，日籍职员杀死工人顾正红的事件；这一事件便成为“五卅”运动
的导火线。
我于三月十六日到达上海后，同志们向我谈起这次罢工的壮烈经过。我以前一直认为纱
厂工人多系童工和女工，团结力较弱，组织工会和进行罢工困难多端。现在居然出现了可观
的成绩，足见职工运动已有了新的生机。
我曾亲到沪西纱厂区去考察，看出同志们颇能利用已往的经验，尤其是我在长辛店发动
职工运动以来的经验。中共上海区委会在纱厂工人密集的地方，设立了一些工人补习学校和
工人俱乐部等，团结了不少工人。这些学校和俱乐部大多数由青年知识分子负责领导，其中
上海大学学生刘华就是最能干的一个。在二月间的罢工中，纱厂工会组织尚未健全，罢工工
人在“反日”的口号之下，曾采取阻拦女工童工上工的手段，这是李立三根据安源路矿工会
罢工的经验所表演出来的杰作。不过这种兼用强迫的方法所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在当时尚
未为人重视。
我曾和一些工人谈话，他们大都表示：“反对东洋人打人”是天经地义的，每个中国人都
应当赞成。即使是知识较低的女工童工，一听反对东洋人的话。也均义愤填膺。我认为这是
上海职工运动的一个新的动向；这种工人的经济斗争，加上民族主义的因素，发展确具无比
的活力。
延搁了两年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终于一九二五年五一节在广州举行了。这次大会的
成就，为紧接着爆发的“五卅”运动，准备了组织上的条件。
这次大会虽是由北方的全国铁路总工会、华中的汉冶萍总工会、广州的工人代表会①、
香港的海员工会四个主要的工人团体出名召集的，但实际的筹备工作，仍由中共中央职工运
动委员会主持。我们忙着联络各工会选派代表，并以全国铁路总工会和汉冶萍总工会的名义，
电邀赤色职工国际派代表出席，以及拟定议事日程等等。四月下旬，我们纷纷前往广州主持
其事。
五一节那一天，广州市举行了一个超过五万人的劳动节纪念大会。会后游行示威，参加
的除各业工人外，还有广州四郊的农民和市内各校的学生。示威行列中特别引人注目的，当
推黄埔军校的队伍；这些军官学生擎着“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旗子，颈项间系着条鲜红的领
带，气度轩昂，显然与旧式军人不同。他们和全体队伍一起高呼：“工农兵大联合”、“打倒军
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革命气氛的弥漫，为前此所少见。
广东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也定在那一天同时举行；因此，劳动和农民两个大会的代
表们就在五一节的下午，假广州大学大礼堂联合举行开幕式。到会者连来宾共千余人。廖仲
恺先生代表国民党，我代表共产党，先后致词。赤色职工会国际代表奥斯脱洛夫斯基也应邀
发表演说。此外，还有黄埔军校代表等的演说。这一切举动，使“国共两党密切合作”、“全
世界工人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工农兵大联合”等的气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次劳动大会共到代表二百八十一人，代表一百六十六个工会单位，会员人数约计为五
十四万人；这较之一九二二年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时的实力，大有增加②。代表中的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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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中共党员以及无党籍者，似各占三分之一。中共的力量较之以往，有了显著的增强，而
那些并非共产党籍的代表，也多系同情中共的左倾人物。所以在大会中，中共党团具有控制
的实力。
在七天的大会中，主要通过了：《工人阶级与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组织问题》、《工
农联合》、《铲除工贼》、《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及《加入赤色职工国际》等七个议案。这些
决议都没有发生甚么重大的争辩，便获得最大多数代表的认可。
大会进行相当顺利，所以如此，是得力于中共的党团组织作用。我专任中共中央代表，
并未兼任工会代表，因此，我不必经常参加会议，只在中共党团中，从事幕后指导。参加中
共党团委员会的，有香港海员工会代表苏兆征，铁路工会代表王荷波、孙云鹏，上海纱厂工
会代表邓中夏、李启汉，广州工人代表会代表冯菊坡、刘云松等。这个党团无异是大会决策
的机构，决议案和选举名单，都是由中共党团准备就绪的。
中华全国总工会由此诞生了。大会选举了二十五人组成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林伟民
（海员工会会长）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刘少奇（汉冶萍总工会会长）、刘文松（京汉铁路总
工会会长）为副委员长；邓中夏为委员兼秘书长和宣传部长；李森（即李启汉）为委员兼组
织部长；孙云鹏为委员兼经济部长等。并决定总会设在广州，立即行使职权。
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接着就在广州举行。它鉴于总会偏处广州一隅，
势难指导其他地区工会工作的进行，乃决定在上海秘密设立一个办事处。我被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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