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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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 第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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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他在国民党中,既非党员,又是外国人,职位也不过是政府顾问,但其发言却具有决 
定性的力量;他是一个重要的共产党员,但又不受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的指挥。他利用他 
的地位,左右逢源,发挥他的个人手腕。他对中共广东区委会的关系仍是老样子,不仅遇事 
不与他们事先商量,事后甚至也不完全告诉他们。即使有时他与陈延年等举行会议,也不过 
是对于他的见解作必要的解释而已。 

    这时—列宁逝世已一年有半,在俄共内部,斯大林与托洛斯基之间的争论日益尖锐,鲍 
罗庭往往直接受到斯大林的指导,这点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是有着重要关系的。他能通天, 
加拉罕管他不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也不在他的眼里,因而广东的一切政务,鲍罗庭都是 
干了再说。中共中央及其属下的组织,在政治上不过是随着他所造成的既成事实,事后应付 
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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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鲍罗庭对国民政府的建立问题避免谈论。他曾向我指出,国民政府建立问题现在不能讨 
论,因为解决杨刘,国民党各方意见大体可以一致;如果在解决杨刘以前,就和他们谈到建 
立国民政府问题,可能引起内部的分化。再则他也不赞成中共中央就这问题预先有所拟议, 
因为这是要根据解决杨刘后的实况来决定的。 

    虽然如此,鲍罗庭也曾向我吐露出一些关于国民政府建立的意向。我们谈到胡汉民的时 
候,他曾耸耸肩向我笑着说:“胡汉民吗?他有一点毛病,如果什么事情让他知道了,他的亲 
信也便知道了;随着英国人也便知道了。这样,一切事情都弄糟了。”他这几句评语,表示他 
对胡并不信任,遇有机会,显然他是要贬抑胡的。 

    我们谈到汪精卫的时候,他表示遇事倒也可和汪商谈。他说汪还是和在北京时一样的谦 
逊,不会挺身出来硬干,如果抬他出来负责,似却不会退缩。我们谈到廖仲恺,他叹息着说: 
 “这样得力而实干的人,可惜太少了。”他还指出廖愿多做些实际工作,却不愿居领导地位。 

    鲍罗庭这些有关人事的话,暗示出他心目中的国民政府的轮廓;后来事实上也大致如此。 
我们还进而谈论到国民政府成立的宣言及大致方针等等。对于这些问题,鲍罗庭表现得有些 
茫然,也许他那时是采取走一步,算一步的态度。 

    他肯定的赞成国民政府采取委员制;但他也指出委员制是有利有弊的。委员会如果缺乏 
中心人物和实力来支持,那将一事无成。这些话预示他不相信委员会所包含的民主和联合战 
线等想法,一心在策划一个他所能领导的重心和更加扩张的黄埔实力,以便建立“革命的专 
政”。 

    我也曾向他指出根据孙先生的建国大纲,是要以党治国的;而根据孙先生的北上宣言和 
遗嘱,又是要召集国民会议的。这两者比较起来,中共中央自会赞成将未来的国民政府,建 
立在国民会议的基础之上。我还提醒他中共中央是很注重争取国民党中派分子的。并视胡汉 
民为中派的代表人物,但要看他是否全心反对帝国主义,为中国的独立自由而奋斗;至于他 
是否完全赞成联俄容共的政策,则不愿苛求。 

    鲍罗庭也认为这些问题都很重要,但应俟解决杨刘之后,再作决定;并要求我在广州多 
留一些时候,以便随时商讨,我也答应了。后来因为顾正红被杀事件,我不得不提早赶回上 
海,因此,鲍罗庭关于建立国民政府的杰作,我虽已预知其梗概,但究没有直接参与的机会; 
即中共中央也因忙于指导五卅运动,对建立国民政府这个首要问题,也从未表示意见,一切 
都听由鲍罗庭去处理了。 

   ①该校的正式名称是“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后又改称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因以黄埔海军 

学校旧址为校址,故通称为黄埔军官学校。初设筹备委员七人,由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于一九二四年一月二 

十四日令派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同年五月正式成立,规定校本部设总理、校长、党代表各一人,由 

孙兼任总理,蒋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   

   ②蒋这次辞职的内幕,据陈独秀面告我,蒋赴俄考察军事,印象不佳;回国后并不同意孙先生的联俄容 

共政策,因而不愿任黄埔校长;后经戴季陶劝说,以先掌握实力,暂不表示不同政见,俟羽毛丰满后再说; 

蒋始恍然大悟,欣然返粤就职。   

   ③黄埔第一期正取生为三百五十名,于一九二四年五月五日入学,编为第一二三各队,备取生为一百二 

十名,继于五月十日入学,编为第四队,合计为四百七十名,实际到校的只四百六十余人。   

   ④这就是第一次东征中有名的棉湖之役,时间是一九二四年三月十三日。 

    第二章 革命阵容的分化 

    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内部发生了重大的分化;反抗广州政府领导的西山会议派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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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了。中共中央为了减轻国民党内部分裂对国民革命所造成的危机,主张争取国民党中派, 
以孤立右派;扩大国民政府的基础。这种政策又与鲍罗庭的所谓“革命专政”发生抵触。 

    我由广州回到上海后,曾将在广东所知道的情形及我与鲍罗庭商谈的经过报告中共中央。 
我也说到在我离开广州以前,鲍罗庭曾表示中共中央一时既不能迁来广州,我又马上要回上 
海去,那就只有信托他会同广东区委会相机处理一切。当时中共中央正在全力应付五卅运动, 
对我的报告未详加讨论,就搁置下来了。 

    但深知国民党内情的陈独秀先生表示忧虑。他认为胡汉民是中派的代表人物,是国民党 
的正统,在党内的势力颇具根基;汪精卫不免软弱,虽有清誉,究无实力;如果硬将胡汉民 
从代帅的地位拉下来,是会出乱子的。他的看法虽然如此,不过当时鲍罗庭尚未明白表示, 
他的议论也没有进一步说下去。 

    一九二五年六月初,许崇智所率的粤军和蒋介石所率的黄埔党军回师广州,于六月十三 
日解决了杨希闵、刘震寰这个心腹之患。据说这次战争进行很顺利,没有多少伤亡,也没有 
甚么重大的破坏,甚至有人说是由于俄顾问亲手向杨刘总部发射了几炮,敌军就溃散了。 

    六月十九日香港和广州沙面工人为响应上海五卅事件开始罢工,六月二十三日发生著名 
的沙基惨案。这使广州的革命气氛更为左倾,震动了全国,中共中央更在那里亟谋发动全国 
的反帝力量,以支援广东。 

    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国民政府在反帝浪潮弥蔓全国时悄悄的宣告成立了。中共中央仅 
于报纸上获知这个重要消息。国民政府委员会①是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组成的;汪精 
卫任主席,胡汉民由代帅降为无事可做的外交部长。我们—中共中央首脑们—中曾有人认为 
现在的国民政府只能算是临时性质的,正式的国民政府应由国民会议产生;这似是无可奈何 
的说法,借以减轻这件事在心理上的压力。 

    上海的国民党人对于国民政府的改组,很快就表现出他们不赞同的态度。最初他们都表 
示不尽明白广东的内情。不久,国民政府委员的人选径在政治会议自行决定,而未提交中央 
执行委员会批准,同时邹鲁、邓泽如等人又持反对态度,于是,消息一传到了上海,他们就 
议论纷纭了。如戴季陶就认为贬撤胡汉民是一件应该避免的事。 

    当时,国民党的对外宣传缺乏效率。广东所发生的事情,大多没有适当的报导。加之省 
港罢工后,广州与香港间的交通受到阻隔,直接来往广州上海间的船只极少;因此,广州的 
消息多是非正式的经由外国通讯社传发出来,其内容自多对广州当局不利。中共中央这时也 
以不能获得广东的正确消息为苦。 

    我们获知广东方面第一个不利消息,是加仑将军被调离广东。加仑将军是广东军事的支 
柱;而且是有过赫赫之功的。中共中央根据我的报告,认为这是鲍罗庭和加仑间发生歧见所 
致。后来据张太雷告诉我,果然是由于加仑主张支持许崇智为军事首脑,建立军事委员会制 
度;而鲍罗庭则主张支持蒋介石;结果由莫斯科裁定,否定了加仑的意见。 

    接着孙文主义学会在黄埔军校成立。据广东区委会的报告,孙文主义学会是专为对抗中 
共党员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而设立的;其组成分子多系右倾学生,如一期生曾扩情、贺衷 
寒等。教官中则有甘乃光等为之策划;事先并得到汪精卫、廖仲恺等的同意。 

    这件事使我们大为不满;认为广东工作发生了不可忽视的毛病。在中共中央会议上,有 
人指出汪精卫、廖仲恺都是著名的左派,为何竟会同意组织与中共相对抗的孙文主义学会; 
很可能是青年军人联合会为中共党员所包办,遇事又大出风头,引起了国民党人的妒忌,因 
而亲共的汪精卫、廖仲恺等人,也不得不准许他们搅这个新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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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二十日,廖仲恺被刺事件震动了整个革命阵营。中共中央认为这是广州局面的危机, 
显系右派颠覆国民政府的阴谋;主张严厉镇压。稍加分析,中共中央即认为廖是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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