踱来踱去；他穿的那双粗劣的皮鞋，发出沉重的声音，吵得我这个疲倦不堪的人，也不能入
睡。我有时因此索性起来帮同他工作，以便他能早点休息；有时我们两人工作竟一直到天亮。
我们间的友谊是很深厚的，但我也觉得和他一起生活是一件苦事。我想他这种生活习惯，是
会有损于伉俪乐趣的。
向警予原是一位活泼多情的女子，受中国礼教观念的束缚颇深，不苟言笑，表现得十分
庄重。她养成了刻苦工作的精神，似乎是在努力工作中谋求自己精神的寄托。她虽是较早期
的妇女工作领袖，但论年龄还是不到三十岁的少妇。她老是一本正经，态度严肃，使那些同
济的妇女工作者望而生畏，给她封了一个“老祖母”的绰号。
她的这件桃色事件公开以后，她个人的声望和中共所领导的妇女工作都受到损失。多数
的妇女同志们批评她的感情是关不住了，终于溃决了；也批评这种“老祖母”式的领导是不
够自然而有些做作。事实上，她从此丧失了在妇女中的领导地位①。
彭述之则有类于风流才子，在处理工作和日常生活中，都是轻松而有节调的。但外表上
常常一本正经的在进行说教，因而有“孔夫子”的绰号；有时也谈笑风生，引人入胜，流露
出风流才子的本质。在共产党立场上所封的“孔夫子”绰号，是具有讥讽意味的；是指他这
个有政治野心的青年，表现出的一种矜持的说教姿态。他主张提高党权，也有点孔夫子“尊
王攘夷”的派头，他似以陈独秀先生为“天子”，中共其他老干部为“各路诸侯”，而他自己
则负有“强干弱枝”的重责。在这个恋爱风波发生以后，他仍照常工作，若无其事地保持原
有的态度。
彭述之的行为引起了瞿秋白对陈独秀先生公开地表示不满，认为他领导无方。恰巧那时
我的快要临盆的太太为了安全分娩和进修起见，约于三个月前起程往莫斯科去了；我暂时成
了单身汉；同时我在闸北的办公地点，颇不安全，不能再住；而瞿秋白当时住在法租界，是
比较安全的地区，中央的机构也多迁往那里；因而我被安排暂与瞿秋白同住；因此我有机会
听他倾诉有关这方面的不满意见。
瞿秋白是一个将夜作昼的孜孜不倦的工作者；也是一个涉猎甚广的学者。他久患肺病，
又患有失眠症。每当我午夜就寝，正是他读书开始的时候；直到第二天早晨八时，早报业已
送来，他的阅读工作才告一结束。接着，他看完报纸，和我共进早餐；他往往爱谈起前夜阅
读过的精采著作；他一夜读完整本的书，是常有的事。我早餐后出外工作，他才解衣睡觉。
下午二时以后，是他处理工作和写稿的时间。我们一同共进晚餐时，他总要喝几杯老酒；餐
后，他常笑容可掬的和我闲谈，谈得高兴时，他口沫横飞，时常会喷到我的脸上来；我常想
到，我是陷在肺病细菌的浓雾里，我没有染上肺病，似也是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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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忆》第二册
他的太太杨之华，饱经生活历练，性情温柔而活泼。她依照秋白的生活节奏来处理家务，
井井有条，连他的女佣人也觉得这是一个安静的高贵之家。她是中共党员，虽然担任着妇女
运动的部分领导工作，颇为忙碌，但她总是设法使秋白在整个上午睡得很安静。在我与秋白
枯燥无味的政治性谈话中，她往往会说一些轻松风趣的话，使我这个短期住客，也有宾至如
归之感。
瞿秋白是最不满意彭述之的。他批评彭述之理论修养和政治经验都不够，不配担任中共
中央的领导工作；尤其指责彭的宣传工作领导得不好。他认为由于彭述之的行为不检，使两
个中共中央的要角—蔡和森与向警予—都受到痛苦和打击；并破坏了同志间的亲爱关系。他
明白表示象彭述之这样的人，不应留在中共中央，应派到地方机构，做些艰苦的实际工作，
以资磨练。
瞿秋白也第一次表示对陈独秀领导的不满。他讥讽陈独秀的领导是“秀才”气味的“家
长”制度，但为了袒护彭述之，又不能维持“清白家风”。他虽然佩服陈先生的经验和学识，
但指责其政治领导，不够泼辣；既不能独行其是，坚持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又不愿迁就鲍罗
庭的作法，表现得犹豫不定和软弱无力。
书生气味更甚于陈独秀的瞿秋白一向佩服鲍罗庭的作法。他认为鲍罗庭是在中国工作的
苏俄人中最能干的一位；也能代表斯大林的意向。他指出中国不能走民主化的道路，不会有
多党参加的国民会议的事实出现；深信共产国际不会变更中共留在国民党内这一基本政策。
他虽不否认鲍罗庭在工作中有些缺点，但坚持中共中央不应采取反对鲍罗庭的态度。而现有
的国共关系，实已势成骑虎，不容中途变更的。
瞿秋白的这些意向，似是他后来取陈独秀而代之的张本；但我当时并未觉察到这一点。
我和他之间仍有政见上的不同，我认为如果不在适当时机，将国共关系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
合作，泥足只会愈陷愈深。不过我同意他改善中央领导的主张，支持他明白表示出来，不要
将问题埋在心里。瞿秋白却不肯直接与陈独秀先生商谈这些问题，要求我转达；我也答应了。
我向陈独秀先生委婉谈到瞿秋白的意见，并表示我自己也赞成将彭述之调离中央，加强
中央的集体领导。陈独秀先生的反应不佳，他拒绝了我的建议；又说中共中央如果要提高威
信，就不能容许瞿秋白这类张牙舞爪的作风。他批评瞿秋白说话和做文章常是模棱两可，不
如彭述之的明确坚定。他否认中央内部有甚么政见的分歧，也不愿因私生活上的事来贬抑彭
述之。他仍主张一切听候共产国际的指示。
我并未因此与陈独秀先生展开争辩；我只请他多加考虑而已。但我确为这件事感觉不快。
我想到陈先生的话也含有责备我的意思。我又不便将陈先生的话转告瞿秋白，以免加深彼此
的裂痕。我相信这件事的解决，不必过于匆遽，假以时日，自会有转圆余地的。
可是彭述之似已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并采取了反击对策。中共中央内部在流传着谣言，
说我和瞿秋白企图建立联合反对派。用意是将陈先生比作斯大林，将我和瞿秋白、蔡和森比
作托洛茨基、季维洛夫、卡未尼夫的联合反对派。蔡和森对我与陈独秀先生谈话的内幕一无
所知，也被牵涉在内，因为他确是对彭述之破坏他们夫妻关系之事深怀不满。
正当中共领导层发生困难的时候，整个革命形势也在激剧的逆转。首先是接近国民革命
的国民军在北方遭受挫折，段祺瑞政府乘机于三月十八日在北京屠杀示威学生；继之是广州
发生了三月二十日的事变。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奉军将领郭松龄得到冯玉样的支援，发动了反张作霖的战
争。十二月二十三日，张作霖得到日本的军事协助，歼灭了郭松龄的进攻。接着就是国民军
与奉军的正面冲突，进而演变为张作霖与在鄂的吴佩孚联合围攻国民军的局面。当冯玉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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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军驻兵天津大沽口，设置防御工事，以抗拒张作霖的海上进攻时，日本根据辛丑条约大
沽口不得设防的规定，炮击大沽口的国民军，并会同签订辛丑条约的英、美、法、意、荷、
比、西等七国，于三月十六日向北京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在四十八小时内拆除防御工事。
冯玉祥所领导的国民军渐渐不能支撑。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前后，国民军重要据点的
天津已在三面包围中；由山海关进攻的奉军和由山东进逼的直鲁联军—李景林、张宗昌部—
均抵达天津附近；沿京汉路北上的吴佩孚军于攻占河南之后，前锋也已达石家庄；同时国民
军又遭受列强的干涉；因放弃天津，向北京退却。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各校学生在国共两党领导之下，因抗议列强干涉中国内战，
要求取销辛丑条约，举行示威请愿运动。当学生队伍群集在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前广场的时
候，段祺瑞命令卫队开枪；击毙四十余人，伤百余人。当时北京是由国民军卫戍的，段祺瑞
之敢于这样做，显然是鉴于正在退却的国民军大势已去，因而屠杀学生向奉系势力讨好；并
迎合日本和其他列强的要求。这件事曾激起各地民众的愤怒。
中共中央讨论这个紧急局势之时，颇有手足失措之态。冯玉祥所领导的国民军虽有苏俄
为其援掖，而反对冯玉祥的则不仅有张作霖、吴佩孚的优势军事实力，而且有日本及其他列
强的支撑。这个联合的反动势力高唱“反赤”，而这个口号的作用是在于孤立和分化革命阵线，
使反帝运动不能抬头。国民党石派又在北京、上海等地迳指中共和国民党左派所领导的反帝、
反北京政府的运动为赤化运动，到处诬蔑破坏。我们估计要重整五卅运动的精神，予反动势
力以迎头打击，是有点形格势禁的。
紧接着广州又发生了三月二十日的事变。这件事对中共说来，无异是一个晴天霹雳。当
时上海各报纸都用大字登载着：“中山舰图谋不轨”，“蒋介石扣留俄顾问”，“逮捕共产党”，
“解散省港罢工委员会”等消息。中共中央最初是不相信的；认为又是帝国主义者造谣。等
到这些消息被证实了以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