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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孑民兄，在这国难之时，我们身为总理信任的老同志，更应该主动担当重任呵！否则，总理在天之灵，也不会瞑目的。”
蔡元培的脸色一下子凝重起来，他像突然听到了圣灵的召唤，掂出了肩头沉甸甸的责任。回想起这些年在中山先生最困难之时，自己却出力甚微，甚至在南北和议上还干过些糊涂的蠢事，心里便渗出深深的歉意。他是个深明大义的人，眼见一时还难以北上，终于答应老友出来做点事情。
五省联帅孙传芳虽其貌不扬，待人接物倒像位饱学之士。一副长脸总是笑容满面，但只要一当他打仗杀人时，那一对三角眼却射出两道凶光，显得格外心狠手辣。他为人精明细致，十分敏感。平时手不释卷，对经、史、子、集，涉猎颇多。他当时正处在鼎盛之时，为了装点门面，特地请出江浙一带的知名人士和巨绅张謇、章太炎、丁文江等人做顾问。这位中国东南地区的实际统治者，此时正萌发了捧出江苏巨绅张謇当临时总统。由他来控制北京政权的野心。他还特地以出巡为名前往南通拜访，张謇也搭起牌楼表示欢迎。
蒋介石就是在这时候秘密派张群来杭州与他会谈的。张群也是位谋士，想劝孙传芳顾全大局与蒋合作。没想到对方比他还健谈，一开口就说古论今，能言善辩，见自己一直未能将其说服，张群讥讽地冷笑道：
“我看大帅不像个军人，倒很像一位政客呢！”
孙传芳一听这话怫然不悦，不客气地反唇相讥道：
“我不是政客，还最讨厌政客。我的儿子，也决不会让他当政客。政客全是朝三暮四妓女般的下流东西。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军阀！”
谈判就这样决裂了，北伐军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在打败吴佩孚之后，又兵分三路攻入江西和福建。节节败退的孙传芳只好调过头来，亲自前去乞怜于昔日的怨家张作霖。他先派人去天津和济南分别拜见了张作霖和张宗昌，取得了一些谅解。然后化装成一名商人，身着灰布大褂，贴身带两支手枪和两名随从，秘密乘火车直奔天津。当张作霖正在蔡家花园开会时，他突然单刀赴会地出现在奉系的文武大员们面前，边向张作霖行鞠躬礼，边对满座惊疑的众将领抱拳作揖道：“兄弟对不起大帅和诸位，特地前来赔罪！”张作霖忙大度地说：“过去的事不要提”于是，两人又捐嫌修好，当场商议起“讨赤”大计，决定成立“安国军”，由张作霖任总司令，他和张宗昌为副司令，并派张宗昌率直鲁联军南下，支援他坚守上海、南京和浙江防线。
蔡元培仿佛又回到了辛亥革命的时期，整天为苏浙皖三省联合会奔走呼号。时而发表宣言，时而主持集会，时而通电拒绝孙传芳苛征军费，预借漕粮，反对他发行军用券，时而号召三省人民推翻军阀统治，以武力抵制直鲁联军的入侵。这一年冬天的某个下午，心情烦躁的孙传芳，在南京突然看到登有蔡元培攻击他言行的上海报纸，当场下令通缉他和马叙伦归案。孙传芳曾下令禁止妇女穿旗袍和美专师生画模特儿，可是他的老婆却偏偏和他唱对台戏，在去灵隐烧香时大模大样地穿着露出臂膀的旗袍招摇过市。一位记者写文章以嬉笑怒骂的笔法嘲讽他说：
“照孙大帅的言论，仿佛对上海要进行若干善政，其实一样也没有做到，于是他就和模特过不去。孙大帅曾问上海知县，‘什么叫模特？’这位知县回答得十分干脆，‘就是光屁股的姑娘。’他一听原来如此，犹如五雷劈顶，口叼着雪茄烟，半天说不出话来。他从此便授权这位知县迫害刘海粟，非要将美专封闭不可。又听说他写过《反三民主义》的书，另行炮制了一套‘爱国家、爱人民、爱敌人’的‘三爱主义’自行吹嘘。笔者特地采访蔡先生请教此事。蔡先生幽默地说，他的‘爱人民’就是主张办事要勒索，要钱财，要吃回扣。何以为证，因为孙传芳说过，‘现在做官的分三种人：要钱而能办事的是好官，只要钱不办事的是坏官，办事不要钱的行不通，不能做官。’马叙伦先生还要尖刻，说孙传芳口头上主张‘爱人民’，又反对当‘人民公仆’。说什么‘现在做官的自称是人民的公仆，凡是仆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不是赚主人的钱，就是匈搭主人的姨太太。我是不做公仆的，我是民之父母。’可就是这位‘民之父母’，在最近残酷地镇压了上海工人为迎接北伐军举行的第一次武装起义。所以我们说孙传芳什么都不是，他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动军阀厂
蔡元培和马叙伦是1927年1月5日乘海轮前往宁波的。此行一是为了避难，二是因为国民政府已任命他为浙江政治分会代主席，上海的国民党人想在宁波先成立浙江省政府，他们也想实地考察一番。同行的还有北大毕业生姜绍谟。可是一到宁波，就见满街都是刚反正的周凤歧的溃兵，谣传孙传芳部队即将渡曹娥江而上。于是他们又匆匆避走象山，几天后便漂海前去福建，一直逗留到初春才返回上海。当时何应钦的北伐军东路总指挥部已攻克福州，蔡元培应邀前去做客。并以党国元老的声望，分别在革命军第四师和福建省党部演讲。正在厦大任教的顾颉刚碰巧来福州买书，闻讯后便请恩师前往厦门小住了几天。厦大正在闹学潮，校长林文庆已赶去新加坡向陈嘉庚告急。听说蔡校长来了，一些北大的毕业生纷纷赶来看望。很多年后，顾颉刚仍忘不了这个印象，那天校方宴请蔡元培时，他也应邀作陪，席间有一正人君子，突然痛骂起学生不安分读书，专门喜欢参与革命和政治，只见面容慈祥的蔡元培，沉着脸放下筷子正色道：
“目前的中国，只有青年有信仰，也只有青年不怕死，革命工作如不让他们担任，该让什么人担任”
谁也想不到他会发这样大的火，宴会顿时不欢而散。
也就在这天下午，他应邀前去浙江同乡会演讲。当谈到浙江的革命工作如何不顺利，他四处奔波仍毫无起色时，这位刚在凄风苦雨中度过六十华诞的老人，竟失声痛哭起来。
一旁的姜绍谟也潸然泪下，他自民国十三年在北大毕业后，一直留在北京暗中从事党务活动。他得知已在杭州的马叙伦与夏超有深交，就鼓动马先生顺利地策反了夏超反正，还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第十八军政治部主任。可是没等他赶到上海，夏超已光荣殉职，他也只好追随蔡先生一路逃难，亲身感受到许多的精神风采。先生真是一位极其俭朴的人，所带行李仅铺盖袋一个，手提箱一只，箱内除换洗衣物外，全是书籍文具及日常用品。先生因左脚有病，早年曾动过手术，行走时不太方便，但他从不假手于人。每次搬迁前，姜绍谟都想替先生整理行装，但每次他早晨起床时，先生总是笑容可掬地坐着等他，早已将铺盖整理好他除了每天替先生寄一封信给周夫人以外，实无一事可以帮忙。先生是大名流，待人接物却很谦和，一路上饮宴很多，无论男女老幼敬他喝酒，他都举杯回敬。他自己虽然拍“梅兰芳”，但是每当别人敬烟，不论好坏他都接受。记得在象山时，有一位朋友招待很周到，连早餐也预备了酒菜。自己虽然贪杯，却没有早晨喝酒的习惯，有一次竟将杯子倒过来放，表示不愿意喝酒。蔡先生没说什么，事后却和蔼地说，你不喝酒不要紧，倒一杯摆在那里就行了，但把杯子倒过来放就不好吧？先生讲话总是这样，从不疾言厉色，也不教训人不懂礼貌，但却在和风细雨中把道理讲明白记得他们是搭乘小渔船去福建的，当时风浪大作，一叶扁舟，飘泊海上，随时都有翻船的危险。先生却非常镇静，见自己因晕船终日蜷卧，情绪低落，还强打精神讲起《苏报》案屈死狱中的邹容，讲起秋瑾和徐锡麟，讲起革命的艰辛。讲到动情处时，他就是这样毫不掩饰地痛哭起来
当时的鲁迅已在厦门大学任教，听说正和顾颉刚闹矛盾，还听说他曾独自苦闷地在坟场边请人拍照。可是，他一直没有来看蔡先生，他为什么会不来看自己蔡元培一直没有解开这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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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927年的元旦之夜，狰狞的月色寒气逼人。在江西南昌的牯岭岩旅馆行辕内，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正在宴请刚从广州前来的中常委代主席张静江，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辏У纫慌С炙恼薄�
蒋介石显得很高兴，情不自禁地举起酒杯说：“今天各位能从广东来到南昌，我心里的快活，几乎是不能用言语表达哟！”
革命阵营内部的分裂终于随着北伐的胜利提前爆发。蒋介石突然改变了原来迁国民政府到武汉的主张，主动挑起了“迁都之争”，在党内引起轩然大波。武汉的国民党左派，根据鲍罗廷的建议，成立了一个临时联席会议的领导机构，由徐谦任主席，鲍罗廷任顾问，全力筹备起国民党的二届三中全会。但是这个权力机构马上遇到了南昌的军事集团的挑战，蒋介石和张静江也很快建立了临时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将国民政府暂设南昌，与总司令部在一起，并部署了下一阶段的军事行动。蒋的意图是分两路进攻上海，抢先控制住富庶的长江下游地区，以及未来的首都南京。而武汉一派正极力主张北上，与苏联援助的冯玉祥部迅速会合，从而有可能获得最大的政治战利品——北京。
张静江又一次在关键时刻推波助澜，他一到南昌，就公开表态拒绝去武汉。身为中常委的代主席，连国民党的二届三中全会也拒绝到会，他究竟在干什么他其实很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