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父蔡元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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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之父蔡元培- 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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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好极了,桃花红,李花白。”

    (没说,桃花不及李花白。)

    桃花可是生气了,满脸涨作“杨妃红”。

    好小子!真了得!竟能气红了面孔。

    我的话可并没有得罪你,你怎的便涨红了面孔!

    唉!花有花道理,我不懂。

    西斋的学生宿舍里,傅斯年正召集顾颔刚、罗家伦和孙伏园等人,商量办刊之事。

    范文澜拿着刚出版的《新青年》,冲了进来:

    “快来看《狂人日记》,整个校园里都在争相传阅呢。”

    傅斯年接过刊物,飞快地翻阅起来。很快被文中那过人的思想和悲悯的格调吸引住了,他兴奋地说:

    “这是谁的大作?简直是在放火”

    几位青年人都凑过脑袋,轻声吟诵起来:

    吃人的是我哥哥!

    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鲁迅是谁?”

    “谁是鲁迅?”

    范文澜神情有些得意,故意慢吞吞地卖起关子。

    “听说是我的同乡周启明教授的哥哥。”

    孙伏园也是绍兴人,眼睛里充满了新奇。

    “文澜,有空时我们一起去拜访这位‘鲁迅’先生。”

    罗家伦不屑地对傅斯年说:

    “我们有胡适之这块牌子足矣!孟真兄,是”

    傅斯年会意地点点头,神色庄严地对众人宣布:

    “我们的刊物就叫《新潮》吧!它是《新青年》的小弟弟。让新文化运动的新潮去涤荡神州大地吧!”

    罗家伦热血沸腾地跳到桌子上,向窗外的蓝天举起有力的双臂:

    “我们来了!让腐朽的一切滚蛋吧!”

    当晚霞映红了绒线胡同时,长长的石板路上,张厚载正好陪林琴南出来散步。附近就是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师生俩刚走过校门,里面涌出一群活泼可爱的女学生。

    她们手上拿着《新青年》,脸上充满着好奇,争先恐后地大声叫嚷着:

    “中国是一个吃人的民族!”

    “我们在被吃的同时也一样吃人!”

    “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

    “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林琴南如临大敌地瑟瑟抖颤,面色惊愕地拉住张厚载的手:

    “今天的女师怎么成了疯人院?”

    张厚载苦笑地解释道:

    “那是因为《新青年》又发表了鲁迅的《狂人日记》。”

    林琴南想起了伤心的往事,神情黯然地喃喃自语:

    “洪水猛兽中国要亡了”

    张厚载见他累了,忙扶着缓缓地往回走去。他觉得心里很迷惑,有一个问题一直搞不明白,就趁机向老师请教起来:

    “学生有一事不明,为何像严复这样的维新派,辜鸿铭这样吃洋面包长大的人,如今都竭力维护传统的纲常礼教。而像陈仲甫、胡适、钱玄同这些国学深厚的人,却反而要向欧美寻找救国之策,竭力反对传统文化”

    林琴南轻蔑地冷笑着,说出一番经验之谈:

    “这帮赶时髦的狂妄小子,他们要为无知付出代价的。严幼陵就和老夫长谈过,他说开始总觉得中国毛病很多,可后来翻译《天演论》,搞思想启蒙费尽了气力,却发现外国的医生治不了中国的病,根本不对路。结果还是向老祖宗请罪,在中国文化里找药方。老夫当年不也曾激动过以为民国建立一时气象很是辉煌,在杭州办白话报,反对缠足,还说过‘天福我民国’的话。亏得醒悟早,老夫以为中国文化有很强大的生命力和渗透力。一般少年时容易轻薄唱唱反调,但一过中年很快就会大彻大悟的。不信你看,不要十年,除了几个乱党贼子外,这帮小子多数都会重口书斋吹捧起国粹。可惜老夫看不到了,你可要好自为之”

    很多年过去了,张厚载一直没有忘记这天散步时听得的至理名言。

    5

    《校长告白》

    蔡元培校长致北大学生函:本校于春假后开设校役夜班。约计校役在

    景山东街校舍者九十余人,在北河沿校舍者四十余人,在寄宿舍者六十余

    人。于景山东街为本校舍及附近寄宿舍之校役开六班,又于北河沿为本校

    舍及附近寄宿舍之校役开四班,共十班,分为甲、乙两组,各受业三日,

    以便互代役务。

    其课程如左:国文二时,算术一时,理科一时,修身一时,外国语一

    时。

    时间在每晚七时半至九时半。

    约计每班教员六人,每人担任一点钟,十班共六十人。欲请诸君各以

    所长,分任教科。

    (刊于《北京大学日刊》)

    《申报》驻京特派记者邵飘萍一早就起床他匆匆地擦把脸,就扑到桌前翻阅起有关北大的资料。邵飘萍是浙江东阳人,最近与北大来往甚密。蔡元培就在昨天邀请他参加下午的校役夜班开学典礼,还想请他担任正在筹备的新闻学研究会导师,上北大兼职讲讲课。

    他是前年七月从上海到北京的,目前正在筹办一家自任社长独立的《京报》馆。这位名扬京城的大记者,思路敏锐,才情过人。他觉得在这武夫当道征伐不断的世道里,蔡元培居然要为平民举办夜校,这不仅是北大建校以来的奇迹,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奇闻。他想做一篇大文章,通过歌颂这一新事物来抨击时政,所以一早就起来为下午的采访找些背景材料。

    他看得兴起时,忍不住提起笔感叹了一声:

    “北大真不愧为大阿!”

    按照平时的采访习惯,他很快记下了几则有趣的小故事作为引子,简单地回顾起京师大学堂建立以来的历史。

    一是“洋教习救了大学堂一命。”说的是当年维新变法失败后,京师大学堂却奇迹般地保留了下来。据说是西太后见各国洋教习均已签订聘约,势难中断,不得不勉强保留。所以外传北大是靠洋人救下来的。

    二是“张百熙跪请总教习。”是讲身为吏部尚书兼管学大臣的张百熙主长大学堂时,为了请出桐城派领袖吴汝纶担任总教习,不惜身穿朝服,匍匐跪请这位国学大师出山。还说:

    “吾为全国求人师,当为全国生徒拜请也!”

    并答应了吴汝纶先去日本考察学制三月的要求。没想到老先生一去日本,因同情学潮,被人向清廷打了小报告,结果没多久便郁郁而死了,让显赫一时的尚书大人白跪了一场。

    三是“最短的就职演说。”还记得第一任大学堂监督张亨嘉就职时,师生们均得穿朝服,先向至圣先师孔子神位行三跪九叩首礼,然后向监督行三个大揖。礼毕,这位威严的张监督开始了他的就职演说。他是这样说的:

    “诸生听训,诸生为国求学,努力自爱!”

    总共才十四个字,真可说是一篇最短的演讲词。请问读者请君,还听见过再短于他的校长演说没有?

    四是“从请大人上课到今天的大人为听差上课。”以前的北大是一所官场养成所,听差对学生是要尊称老爷大人的。现在蔡元培敞开了教室的门,要请昔日的大人来给听差免费上课。还发动师生募捐为校役购买书籍,听说李大钊就带头捐了票银三元,而蔡校长一捐就是一百元。

    他准备从这里开始,展开正文,并对蔡先生作一次长篇访谈。

    汉花园里的丁香在清越的钟声中绽开了浅紫色的笑颜。下午一时正,二百三十余位校役身穿长衣,胸带花朵,排着整齐的队伍,走进了文科第一大教室。

    大教室也像一位雍容华贵的老人,换上了新装。粉刷一新的墙上挂着鲜艳的五色国旗,在校役的队列旁,是一排由北大学生组成的教师队伍。讲台上,站着神情肃穆的蔡校长和负责校投夜班的徐宝瑾导师。还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来宾。

    开学典礼由徐宝瑾主持,先由蔡校长率领众人向国旗行三鞠躬礼。再是全体校役向敬爱的蔡校长一鞠躬,最后向全体教师和来宾一鞠躬。

    接下去是担任修身、国文、算术和理科四门必修课的教授会主任傅斯年、罗家伦、张国焘和康白情分别报告教学安排。这些活跃的学生领袖,今天突然提前做起了先生,还成了各学科的教授会主任,脸上自然神采飞扬。张国焘这些日子老往李大钊的图书馆跑。李大钊一接受图书馆后就开始全面整顿,空下来就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的十月革命。他的办公室自然成了师生们探讨布尔什维克,畅谈天下各种主义的场所。张国焘这位从江西萍乡走来的青年学生,一直胸怀着救国的大志,俄国革命的炮声,使他看见了中国的希望。尽管遭人耻笑,但他仍顽固地认为,要拯救中国必须建立一个政党,必须从发动农工做起。所以对办校役夜班,他特别卖力气。一有空,就钻进这些听差和门房的宿舍里海聊一通。他甚至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自己将成为中国最早的社会革命活动家和工人领袖。对师生中那些满口音韵、训诂,一头钻进故纸堆的国粹派还真有点不屑一顾呢。

    蔡元培就在众人的期盼中开始了演讲。那镜片中细小的眼睛因喜悦而熠熠放彩,颧骨外突的脸在醇酒般的春风中微显红晕。他的声音在校役们听来是那样地亲切:

    “今天是北大校役夜班的开学之日,也是北京大学开办二十年来的第一次改革。从前这个地方是不许旁人进来的,马神庙北大的门口就挂着一块匾,仿佛是威风凛凛的虎头牌。人们见了都知道这是学堂重地,只有大学学生同教员可以进去。今天,这种思想终于改变了,听差的也可以上学了,于是大学中的任何人,都有了受教育的权利。所以我敬请全校师生记住这个光荣的日子,记住我们肩负的责任。因为我们不仅要让北京大学每一位工友享受这种权利,还要逐步让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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