夸奖道：〃过去这些地方烟锅陈列；烟雾迷人；今天到来；不再嗅到烟气了。〃又说烟土收割季节将近；还要去云南；就不及巡视贵州全省了。窦尔慈满载礼品；在贵州专员陈昭令等陪同下；取道安顺、兴义；去了云南。中英会勘贵州禁烟算是结束了。
帝国主义是中国烟祸的祸首；他们还要假惺惺地调查中国的禁烟。
军阀贩毒祸愈烈。
进入民国以后；从表面上看；种植罂粟；贩卖和吸食鸦片；法律是一概禁止的；似乎鸦片在中国已经禁绝了。实际上；没钱的变着法子在吸；有钱的堂而皇之的在吸。鸦片的来源不仅没有断绝；还十分富足。除了国内年年大批生产以外；帝国主义者还不断从国外运来。
更坏的是；各省军阀把鸦片的种植贩卖；当作主要的财源。军阀要争地盘；就要有人有枪；要扩充兵员；武装军队；保障给养；就要有大洋。而种贩鸦片；是攫取钱财的妙法。于是军阀们强迫人民种植罂粟；勒征苛税。不但如此；军阀部队还公然参与制造和贩卖鸦片。
四川的大小军阀都从事贩毒；甚至用鸦片炼制吗啡。二十一军就设有〃军实科〃；由刘湘的舅子周成虎当科长；他勾结帮会；公然在军事机关制造吗啡原料〃粗子〃（坯子）。刘湘手下有个师长叫蓝文彬；也制造〃粗子〃。他身边有一名青帮大流氓叫刘颐章；专门为他在上海和长江沿岸码头私贩烟毒和军火。1931年在蓝文彬家中搜出〃粗子〃2万多两。
四川军人开了很多银行；除了极个别的；都做鸦片生意。如潘文华的重庆银行；唐式遵的建设银行；邓锡侯的通惠银行；刘文辉的济康银行；杨森、王缵绪的大川银行；黄庆云的商业银行；罗君通的益民银行；等等；也可以说是鸦片银行。
除了四川的军阀外；贵州的犹国材、王家烈；湖南的鲁涤平、何键等都大批贩毒。甘肃、宁夏的马福祥、马鸿逵；新疆的盛世才等；也不时将烟土东运。长江江面经常有军阀们的烟土船；一船烟土东下；一船枪械西上。当时割据一方、占山为王的军阀、兵痞；卷入贩烟活动之普遍；从广西柳州驻军也可见一斑。据1932年担任柳州禁烟局长的陈雄回忆：30年代初；驻扎柳州的第七军；从军长廖磊到下面的师长、团长；〃无不明目张胆地私运、私售、包运、包销鸦片〃。陈雄到柳州上任后；曾专门调查过军队私贩烟上的情况；〃从各方面报来的情报中得知；廖磊、罩连芳（师长）、罗活（团长）以及好些军官的住宅；甚至军、师、团部里；无一处不藏有私烟。〃有的军阀部队往往不发军饷；而代之以烟土。军队开到哪里；就把烟土带到那里。如唐继尧的滇军进入广西时；就带着很多鸦片。即便是1915年入川的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滇军；也以烟代饷。从1915年到1916年；随军陆续运进四川将近500驮的烟土；每驮两箱；每箱1000两；共计约100万两。地方军阀贩卖鸦片敛钱；掌握了中央政权的军阀也想靠鸦片贩卖生财。
1924年；以段祺瑞为首的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有的人于次年2月公然主张鸦片由临时政府〃公卖〃。据说提出的理由是：（1）中央财政困难；赖此可以筹款；（2）各省私贩鸦片；政府无法禁阻；不如明定官卖；寓禁于征。此项提案提交阁议后；遭到多数反对。中华民国拒毒会和上海各公团所组织的拒毒协会；先后警告段祺瑞政府；反对鸦片公卖。当时商务印书馆主办的影响很大的《东方杂志》；刊出愈之的《鸦片问题》一文；提出：〃就现在情势而论；即使实行公卖；所得财源；各省势必截收；中央仍无所获；所以实际上有百害而无一利。。。自日内瓦会议以后；我国禁烟有名无实；已为全世界所共知。此后如何实行禁绝；如何禁止军人私卖；都是有关于民族体面的大问题。。〃民国时期的鸦片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愈之指出的〃军人私卖〃；就在于各地军阀要靠贩卖鸦片攫取暴利；大发横财；扩充势力；就在于军阀政府支持鸦片贸易。民国烟祸甚于清代；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此。国民党〃寓禁于征〃。
对鸦片〃寓禁于征〃；北洋军阀时期就开始这样做了。〃寓禁于征〃是个幌子；实际就是巧立名目；广征烟税。如种烟要按所种窝数征收〃窝税〃；不种则要罚交〃懒税〃；不管种与不种；都要上税；等等。从鸦片种植到炼制、运销、零售、吸食；每个环节都有税。这就使鸦片的生产、贸易、消费合法化。
国民党政府在1927年建立后不久；居然就效法北洋军阀；实行了〃寓禁于征〃的禁烟政策。这就是在中央及各地设立禁烟查缉机关；其职责不是取缔一切种、贩、吸烟活动；而是负责征收鸦片税。只要是交纳鸦片税；种罂粟者可以自由地种；贩烟土者自可公开地贩；吸大烟者自可自在地吸。据制定这个政策的人解释；鸦片的生产、贸易和消费；与其让它处于秘密状态；不如让它公开化；公开了；便于控制它；限制它；逐渐禁止它。
据1931年7月5日《申报》报道；福建省设立了禁烟查缉处；马江船政局局长袁缙为处长。查缉处规定了全省各市、县的鸦片税额；实行〃招商承包〃。此决定一宣布；前来接洽承包者；络绎不绝；大有户限为穿之概。其中福州、厦门两市均规定；每月税额10万元。但有些人仍认为是〃绝好机会〃；纷纷鸠集资金准备承包。一时街谈巷议；都说鸦片要开禁了。
〃寓禁于征〃的政策公诸于众后；〃举国惶惑〃；既而舆论大哗。据1931年7月3日《申报》载；各地拒毒团体、民众团体及国民党很多地方党部都纷纷提出抗议；函电交驰；认为〃寓禁于征〃政策是〃饮鸩止渴〃；是国家之耻辱；坚决要求制止设立禁烟查缉处；对鸦片实行〃完全禁绝政策〃。1931年7月5日；上海市商会通电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措词颇为激烈：近自禁烟查缉处设立；全国舆论；均以为实系变相之开放。盖禁烟扼要政策；即在禁种禁运。如果扬子江上游产土各省果能严令禁种；或堵塞来源；则吸者无从购求；不禁自绝。舆论均谓查缉其名；而官鬻其实。。上海市商会的通电进而指出：先总理中山先生说过；凡主张法律准许鸦片营业；或对贩卖鸦片之恶势力表示屈服；均为〃民意之公敌〃。这无异于说；国民党政府实行〃寓禁于征〃是违背了先总理遗训；是〃民意之公敌〃。国民党政府为何冒天下之大不匙；实行〃寓禁于征〃呢？《申报》的一篇文章揭露了这个秘密。该报1931年7月2日刊有《禁烟政策之收入估计》一文；内称：外人估计禁烟政策；五省可年收一万万。唯查缉机关；分设太多；公费至少须耗去半数。又据拒毒会调查；中国近来有烟瘾者；至少在五百万人；至山、陕、冀、察、绥、热服代用品者；其数实超过于五百万。每人年纳税二十元；即有二万万收入；足担中国全部军饷之半数。
实行〃寓禁于征〃；每年可收入2亿元烟税；国民党军队军饷的一半就有了着落。国民党政府宁肯被千万人唾骂；也不肯轻易放弃这笔巨款。
至1931年7月9日；各地拒毒团体、民众团体及国民党各地方党部；对鸦片变相公卖函电抗议者；已不下数百次。美国拒毒领袖拉蒙德女士也于7月8日致电中华民国拒毒会；对中国禁烟政策提出意见。其意见书中译文载7月9日《申报》：闻中国政府；现正设立鸦片公卖机关；以管理及销售鸦片；并从中抽税；以裕国课；。。中国在帝制统治之下；尚能积极奋斗；铲除罂粟之种植；而当今国民政府；反不能出其同样力量；以保障人民之生命与幸福；则岂非专制政府之不如？
在对〃寓禁于征〃政策的一片反对声中；福建省政府于7月上旬致电国民政府内政部；请求解释设立禁烟查缉处意义何在。内政部官员觉得问题棘手；便推给了行政院。行政院答道：查缉处是要取消的；对鸦片还是要继续禁种、禁运、禁售、禁吸的。国民政府所以忍痛割爱；答应将鸦片查缉处取消；据分析原因有三：一是舆论谴责国民党政府名曰禁烟；实为开放烟禁；鸦片公卖；二是各省查缉机关招商承包；搞得〃秽声四布〃、〃腾笑中外〃；三是鸦片公卖以后；各级查缉机关的官员和烟贩获利最大；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得利益；远不如估计的那么大。上海原估计月可收入百万；实际不及半数。从1936年至1940年；国民党政府实行了所谓〃六年禁绝计划〃；似乎雷厉风行地搞了一阵；也枪毙了一批烟犯。由于国民党军政机关的腐败；使〃禁政〃成为〃弊政〃；这是后文要详细叙述的。
烟毒泛滥沦陷区。
在民国时期中国鸦片市场上；在帝国主义贩毒者中；日本帝国主义是一个极其凶狠的竞争者。它制造和贩卖红丸；心计之毒；手段之辣；连英、法、美帝国主义也不得不折服。随着侵华战争的爆发和日军的推进；日本帝国主义在华贩毒活动肆无忌惮；达于极点。据抗战胜利后被关押的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组织部长、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指定委员；伪国民政府实业部长梅思平在狱中写下的《处理禁烟之经过》的笔供；日本帝国主义在华贩毒内幕是这样的：贩卖鸦片是日本特工工作的一种手段。1937年以前；日本在华驻军、使领馆及特务机关即指使日本等浪人制造毒品和贩卖烟土；并责其深入各地；勾结中国的地痞、流氓甚至丧尽天良的官吏；探取种种情报；向军部、使领馆、特务机关汇报。1937年以后；日本侵略军在华占地日广；利用烟毒刺探情报自是变本加厉；除了利用日本等浪人外；日军尤其是宪兵还进而直接利用中国贩毒痞棍；使其为日本搜集情报。
不仅如此；日本政府高级官员还制订有在华贩卖鸦片的系统计划。这就是在其所侵占的年蒙；鼓励大量种植鸦片。日本贩卖鸦片所得收入先解东京；由大藏省支配；大藏省截留其中的一部分；用以解救日本自侵华战争以来面临的日益严重的财政困难。
1938年；梁鸿志为首的伪政权南京维新政府成立后；在日本最高顾问原田中将的授意下；设立了所谓戒烟总局；其下设分局；准许开烟馆。戒烟总局开办了叫做宏济善堂的鸦片公司；由日本人里见甫和中国人盛文颐（盛宣怀之侄；人称盛老三）负责。它设中央行于上海虹口；设地方行于上海、南京、苏州、无锡、镇江、芜湖、杭州、松江等地。苏、浙、皖三省鸦片贸易由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