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它是需要一代接一代地搞下去的，不能没有后代呀。
“不论是已去世的柳京守同志或大娘你，都不是很早以前就一心拥戴伟大领袖走上革命征途的嘛。这一条路还没有走完，可惜柳京守同志已经去世，大娘你也已上了年纪。你们还没有走完的这条革命之路，该由谁来接班，继续走下去呢？
“那不是别人，正是这些孩子们。如果，在他们一代不能完成革命，就应该由他们的儿子来接替，继续干下去。如果到孙辈也搞不完革命，应该再由他们的下一代延续把革命干到底。”
金正日同志满意地望了一会儿坐在大喜桌前的年轻的夫妻，再次强调说：
“革命，就是这样继续下去的，革命家的一代代也是这么承继下去的。如果一个革命家只在自己的一代为革命尽忠，就不能算完全尽到了自己为革命应尽的本分。
“一个革命家庭的后代，他同时也正是革命的后代啊！”
依依难舍
几年前，金正日同志曾到黄海南道信川郡视察一个合作农场。
他同着头发已经斑白的老管理委员长视察农场的各个角落，了解了农场的工作情况和农场场员们的生活情况，并亲自给他们解决了一些困难问题。
太阳偏西的时候，他才结束现场指导。随行人员即刻把轿车开到他的跟前，等他上车。
但是，他依然站在管理委员会的院子里眺望着夕阳照射的田野和幽静地坐落在山麓的农家，那里袅袅升起的炊烟，根本没有上车起程的意思。过一会儿，他轻声说，我们再看一看脱粒场再走吧。
随行的干部都疑惑不解，面面相觑，只好随他去脱粒场。
其实，他一到这个农场，就先去观察脱粒场做了指示，不会有再去看一遍的必要；再说，这一天的现场指导日程计划里，除了这个农场外还有几个地方要去，就是现在离开这里到那些地方转一圈，也需要费很长时间，很晚才能回去。
金正日同志好象把这种情况忘得一干二净，从容不迫地跟管理委员长谈着话，在脱粒场转了一圈。
过了一阵，他才回到管理委员会院子里。随行的干部以为他要启程离去。可是，他还是那么站着。
他们都有些耐不住性子了，有一个干部提醒他说，该起程的时间已过很久了，而他只轻轻点头，还是不想上车。
随行人员感到焦急，同时也感到不明究竟。
他们想，他处理工作，一向争分夺秒，雷厉风行，而今天为何这么迟迟延延呢？
这时，又发生一件事，更使随员左右为难。
金正日同志象想起了一件令人快活的事，脸上现出明朗的笑容，拉着老管理委员长的手边向汽车走去，边说，我们一起吃一顿饭再分手吧。
随员们都感到惊异。就是此刻，已够晚了，再跟管理委员长一起用饭，那到什么时候才能起程呢。
金正日同志把菜碟推到老人面前，给他夹菜，劝他多吃，说说谈谈，不慌不忙地用饭。
吃完了，他跟管理委员长走下了车。人们以为这回他可能跟管理委员长作别上车起程，可是，又猜错了，他好象要送管理委员长一程，跟他谈谈笑笑，在夜幕已降临的田间路上漫步。
到这个时候，随员们才领悟到，他这样难于跟老管理委员长分手，如此三番两次地推迟起程时间的理由何在，不由得心潮起伏，肃然起敬。
这位管理委员长是在战争时期蒙受了极大的心灵上的创伤，而坚强地活过来的耿直的老人。当时，美国鬼子一下子杀害了包括他的三个儿子在内的一家九口人，他孤零零地只身活了下来，他心里埋着这永远无法愈合的创伤，为经营管理农场的大家当，拖着年迈之身，不分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冒着风霜雨雪，东奔西走。
毋庸赘述，由于党和国家悉心照顾，阵亡者家属和被害者家属都过得很不错，无忧无虑，加上农场的底子也挺厚实，生活上不会有困难。再说，他身为管理委员长一向同群众打成一片，生活在他们中间，无暇回顾心里的创伤。
但是，不难想象，他干完一天的工作回到家，跨进门槛时，难免会生出凄苦之感的。家里，听不到孩子们琅琅的笑声，也没有一个孙子叫声“爷爷！”跑过来投到怀里来呀。
金正日同志洞察到了他那心里的苦衷，所以他虽已做完该做的工作，还是不忍心跟他分手的啊！
救济物资越过钢筋混凝土障壁南送
1984年夏末，汉城等南朝鲜各地由于连下几天倾盆大雨发大水，灾情严重，有350人丧命，灾民有20万7千多人，疾病与饥饿严重威胁着灾民的生命。对这些急待救济的灾民，全斗焕集团熟视无睹，只醉心于长期维持统治，于9月6日动身到日本去干卖国的勾当。
这一切情况，都及时报告到金正日同志那里了。
当天晚上，他跟几位干部一起用便饭。他坐在饭桌前放下拿在手里的筷子说，据说，由于这次下大雨，发洪水，南朝鲜的很多同胞蒙受灾害，房屋被冲，弄得无家可归，你们想一想，我们该采取何种措施。
接受此项任务的干部，立即给各有关单位挂电话商讨，交换意见，大致取得意见一致。
第二天早晨，他向金正日同志汇报了他们所取得的一致的意见。
金正日同志听着他的汇报，脸上显出大为惋惜的神色。那位干部心里不免着慌了，因为他看出他们的决定完全不符合金正日同志的意图。
金正日同志面带忧虑的神色，沉默一会儿说：“常言道，难时见知己。我们要把渗有温暖的骨肉之情的救济物资送到南朝鲜的灾民那里去。
“
“为做到这一点，就不要趁此机会一味抨击南朝鲜傀儡集团，而应该拿出耐心，以博大的胸怀去劝诫他们，使之接受我们提出的给予救济的提议。”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中央委员会于是通过第32号决定公布，将提供给南朝鲜灾民以包括有5万石大米、50万米布匹、10万吨水泥和大量医药品在内的大量救济物资。
这项救济物资其量之多，在120余年的国际红十字救济运动史上是找不到先例的。这项救济物资，它与全斗焕的美日主子丢给他的2万美元及10万美元相比、甚或与曾轰动全球的人们称之为国际上第一巨额救济金的1983年瑞典为印度的水灾难民提供的75万美元相比，实有天壤之别，这就不能不使世人为之惊叹！
“我们送给南朝鲜灾民的救济物资，数量确实够多。可这是救济同胞的物资，再多，也没有什么可惜。
“我们动用我们储备的东西，用来救济南朝鲜同胞，难道不是应当的吗？
“不管怎么说，最亲的还是同族同胞。除了我们，不会有人这样真心帮助他们。”
金正日同志还亲自筹划了救济物资的交接工作。
为了商讨我方提供的救济物资的交接事宜，北南红十字团体在国家分裂四十年后第一次在板门店进行事务性接触。
但是，由于南方有意采取不诚实的态度和阻碍活动，会谈一开始就遭受到了挫折。
南方慑于国内外舆论，早已表示同意接受我方提供的救济物资，但一到会谈场所，他们就摆出种种借口，企图推翻自己亲口许下的诺言。
他们抛出的借口之一，便是交接物资的场所问题。
为了早日把我方的救济物资直接提供给南朝鲜灾民，起初我方建议：以灾情较严重，而且便于物资运输的汉城、束草港、仁川港和釜山港等四个地点做交接地点。这次提供救济物资的用意，是为了救济难民，所以我方提出要求，把物资运到灾民聚居的地方，以便直接送给他们，这是对任何人来说，都可以接受的正当方案。
但是，南方拿出不合情理的借口，说什么遭水灾的地区都象居丧之宅凄凉不堪，不宜接待北方客人，主张救济物资只能船运，限于仁川港一地交接。后来，由于我方光明正大地据理力争，南方自感理屈词穷，才只好同意救济物资由海上和陆上两路运输，但他们死命反对我方把救济物资直接运到灾民聚居的汉城。他们说，北方一定要用公路运输，那他们只能开放板门店，要我们运到板门店为止。双方经几次磋商，最后才达成协议：以板门店、仁川港、北坪港三地为交接地点。
南方的故意刁难，其居心是再清楚不过的。他们害怕我们把救济物资直接运到遭水灾的地方送给难民，会在南朝鲜人民中间引起更大的反响。再者，就是用胡搅蛮缠的手法，拖延会谈，迫使我方撤回提供救济物资的建议。
南方抛出的另一问题，是交接时间和交接程序问题。
他们提出建议说，救济物资，要把全量一揽子交接，时间须在九月中交完。提出这种要求，也有他们自己的计谋，他们以为如果在还没有收秋的九月份要我方一揽子交出救济物资，我方就会由于不能同时筹备那么多物资，自行作罢，使我方陷于失信的境地。
其实，就救济物资的交接问题来说，在其数量已确定，加上又不能一下子消费那么多东西的情况下，根本无须一揽子交接，只要在十月底以前，把物资陆续运往南朝鲜，使救济灾民的工作不受影响就可以的。
南方，本是接受救济物资的一方，该向提供救济物资的我方道谢，而无须多费口舌。
然而，南方却向我方提出种种不合理的要求，说什么要在何时何地交接、要一揽子交接、须怎么包装等等，那副无耻的样子实在令人作呕。
我方代表尽管以最大的耐力，据理加以说服，然而，南方代表不但没有接受，反而变得更加傲慢，把会谈拖至6小时40分钟之后，终于破坏了会谈。
南方成心破坏了会谈之后，贼喊捉贼，进行荒唐的反宣传，说是我方破坏了会谈；又说我方这次采取的救济措施，毫无可能实现，其目的是要获得“宣传效果”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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