滏阳河、滹沱河水位，沿河岸及公路沿线增派日军守卫。白天以骑兵、自行车、装甲车、汽艇来回巡逻，夜间则到处举火照明。阻我越渡。而在河肃路（河间至肃宁公路）以南滹沱河以北地区，于五月底以前，则一直不设点，不建碉，故留空隙，作为所谓‘诱导圈’，采用‘张网捕鱼’、‘张口待食’战术，三五天奔袭合围一次，寻我主力作战，只要一处发现我军主力，敌即从四面八方，天上地上，蜂拥而至。这些地区正是八分区的中心区。”
鬼子的坦克进村了
我们没有能够及时识破敌人的诡计，仅仅依照过去反“扫荡”的经验和一些未必可靠的情报，便匆匆作出敌人在我外线部队打击下已经回援，我外线主力部队应该回到中心区来恢复地区的判断。于21、22日两次电令各分区主力返回中心区。岂不知，这正中了敌人的奸计。
我们在研究敌人，敌人也在琢磨我们。我们摸清了敌人“扫荡”的规律（“扫荡”——安据点、清剿——撤兵），敌人也掌握了我们反“扫荡”的规律（转移——外线出击——回到中心区）。要知道，这一次的对手，毕竟是冈村宁次呀。不过，也有不同的说法，似乎冀中军区在21、22日即已意识到敌人“扫荡”是长期的，主力应到外线去。李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16日夜我们侦得敌可能对任河大地区‘扫荡’，夜间在后卫部队马尾巴上拴树枝，消灭痕迹，向东南插到津浦线附近，摆脱了敌人的‘奔袭合围’，隐藏进入交河以东、东光西北的后城子村。17日拂晓前驻下后，了解情况时，得悉有部队和大机关也驻在这一带，我们立即派干部四出侦察了解，真是巧得很，他们回来都说军区机关驻在后陈庄一带”。
这里李健的记忆可能有误。据吕正操回忆，冀中军区5月16日是“住在子牙河东的河间县属的黎民居村”，5月17日“住在子牙河西岸的西张各村，”5月21日、22日两天，才住在“东光县的后陈庄”。解放后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六分部政治部副主任的赵进元，当时每天坚持写日记，记下宿营地村名，所言亦与吕正操的回忆相同。因此，李健他们到后陈庄碰到冀中军区负责人，当在5月22日，即军区电令各分区主力部队返回中心区那天，而非16日。
李健他们一听说军区领导机关就在附近，自然是喜出望外，“这真是天大的喜讯啊！”吕司令员、黄敬同志、沙克参谋长接见他们时，也非常高兴。先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汇报，还留他们吃了一顿午饭。饭后，又向他们交待了下一步的任务。本来，李健和马团长都认为，骑兵团目标太大，冀中腹心区据点、碉堡、公路、封锁沟又与日俱增，再进入内线确实不好办。这一次军区首长一定会放他们到外线去，发挥骑兵快速的特长，四处袭击敌后方据点，吸引内线敌人回援。不料军区仍要求他们返回内线。李健回忆说：
在冀中平原的八路军骑兵部队饭后，出乎我们意料，吕司令员说：“你们的任务还是继续坚持内线斗争，除原有的侦察情况，牵制敌人，宣传群众外，再加一项传达指示任务。当然再入中心地区是十分困难和危险的，现在很多电台都联系不通或时断时续，区党委和军区发了一个指示，主要精神是：一、思想上要做长期坚持的准备。二、主力部队应尽快向外转移，敌进我进，插入敌占区，从敌后方打击敌人，不得已时可暂时转入根据地外边打击敌人；地方部队应分散活动，打击修路、建点、残害群众的小股敌人。三、地方组织和人员应尽快隐蔽，尽量减少敌对我基层组织的破坏。”
吕正操司令员最后说：“这是让你们二闯曹营，根据前一段情况看，我认为你们能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当时，骑兵团的干部对军区的决定很有些不解。李健回忆说：“马团长传达后，干部们立即议论起来，有的说：‘首长们知道骑兵目标大，在敌人扫荡点碉日增情况下，很难活动，为什么还要我们再返中心区呢？’有的说‘我们这三个连冲出来不容易啊！其他三个连凶多吉少，为什么还要我们再进去呢？’有的说：‘如果让我们就近跳过津浦路以东连续袭击敌沿线车站、县城，这该有多大作用啊。’”
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看，对冀中军区让骑兵团回到腹心区去倒没有什么不解，对李健提到的“指示”倒有些迷惑不解。因为我们知道，正是在22日同一天，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再次发出指示，要求第六、八、九军分区主力部队回到中心区去，这里怎么又要求“主力部队应尽快外转”呢？难道说，冀中领导机关会在同一天发出两份相互矛盾的指示吗？或许有人会说：在这一天发出的电报指示，是针对六、八、九军分区而言的，而对李健等的口头指示，是针对七军分区而言的。但李健在回忆录中提到，他们首先就是去任河大地区，找八分区领导传达这个指示，没有找到，只好请八地委一位部长转为传达。这个历史疑点应如何解释？因无史料，只好暂且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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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至6月中旬：“剔抉清剿”（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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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们手头的资料，在5月22日以后至5月底，冀中领导机构又发出了两个指示：5月25日，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发出《反敌“清剿”的指示》，指出，我之中心任务在敌之“清剿”地区是反“清剿”、反抓捕、保存力量；在外线是积极破坏袭击敌重要点线并准备敌之再合围“清剿”。“反清剿武装斗争在内线主力军应分散到排，甚至班，必要时穿便衣外线主力军，不是分散活动，而是集中一定兵力袭击敌重要城镇与交通线。”5月31日，冀中区党委、军区发出《关于坚持冀中区工作的指示》，指出：目前形势之严重，非短时期所能打开，因此我之方针，除不放弃一切可能与敌斗争外，必须尽一切可能保存力量，以待时机。各主力部队，应远出敌后空隙地区，进行休整。
显然，这两个指示，在精神上有很大的不同。第一个指示虽也提到“在内线主力军应分散到排，甚至班，必要时穿便衣，”但没有提撤离中心区，转至外线的事，分散活动
也好，穿上便衣也好，在内线的主力部队还是应在当地坚持斗争。而后一个指示，则提出各主力部队应转至外线，到敌人后方，进行休整。
前后两个指示，有如此大的不同，又与5月29日的两件事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两件事，一是在这一天接到八路军总部电报，同意冀中领导机关通过冀南转至安全地区的意见；二是八分区主力团23团一部在饶阳东西张岗村遭敌合围，伤亡惨重，团长谭斌阵亡，仅政委姚国民率少数人突出合围。
八路军总部的态度，对冀中军区领导人当然有很大影响，既然领导机关可以转移至安全地方，下属各军分区、各部队，当然也可转移。至于23团遭受严重损失，也使冀中军区领导人对敌情之严重有了一个新的估计。23团是八分区主力团，团长谭斌是红军干部，如此坚强的部队，如此坚强的干部，被敌打垮，这在冀中部队几年历史上，都是从未有过的。一次捕捉到这么多八路军正规军，大概也给日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方文献中曾专门记载了此事，当然不免有些歪曲：另外，在第二天即29日，步兵第163联队第11中队在蠡县东南约20公里西张岗附近，搜索到敌军约450名，予以猛烈攻击，战斗结果敌遗尸245具，俘104人。
如果说，5月25日的指示还没有明确提到主力部队必须立刻外转。那么，6月4日，冀中军区则明确指示，各主力部队自拟路线，分别外转，仅留下部分基干团（即六连制小团）、地区队等坚持斗争。11日，冀中军区再次发出指示，督促主力部队迅速外转，补充的新战士要随走随收，不要等待。21日和25日，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两次发出《关于青纱帐时期工作指示》，25日的指示在21日的指示基础上略有改动，但均要求主力部队迅速外转。25日的指示甚至说地区队在必要时也可相机外转。6月29日，七分区领导机关通过平汉路，到了路西行唐县口头镇，同日，九分区领导机关也转移到路西完县贾各庄，都离开了冀中。然而，这些指示，对八分区领导机关来说，却是迟了一步。
据当年在八分区电台工作的老人回忆，在“五一”“扫荡”期间，常德善、王远音带的电台一直工作正常，未出差错，为此还得到过分区首长的表扬。
如此说来，上面提到的冀中领导机关发出的各次指示，包括5月21、22日发出的要求主力部队返回中心区的指示及6月4日发出的主力外转，仅留下基干团、地区队坚持斗争的指示，八分区领导机构应该是都收到了。不过，收到指示是一回事，是否执行，则又是一回事。据说，有的军分区领导就不愿执行冀中军区5月21、22日主力部队返回中心区的指示，觉得那样部队肯定会被日本人打散。
以常德善的斗争经验和精明干练，他肯定会看出返回中心区凶多吉少。但不知为什么，6月初，常德善、王远音却率23团二营，再次从任河大地区进入八分区的中心区河间、肃宁地区。而这里，如前所述，正是敌人设好的“网”。通常的解释是说：常、王带部队返回中心区，是为了找到30团（基干团），根据军区6月4日的指示，基干团要留下坚持斗争，而在“五一”大“扫荡”之初，30团就在饶阳五公村遭敌合围，损失严重，电台在突围时埋了起来。与上级
失去电信联络。不过，失去了电信联络，就必须要军分区首长亲自前往传达有关指示吗？派一个得力干部携电台前去联系，不是一样吗？这里或许还有别的因素，比如说也许有这种可能性。常、王听到30团遭受严重损失的消息，心中一定很着急，可又偏偏联系不上，心中肯定更加着急，索性转回去看看。当时30团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