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艰苦的战斗任务。每次运输，要把上千万斤的粮食首先集中到路东的集结出发地，从集结出发地利用夜间通过铁路封锁线。每人都携带干粮，没有水壶一类用具，在铁路两侧十至二十里的距离内都是小跑步，发生战斗情况更趋紧张，仅口渴一事即很难克服，途经的死水坑都喝干。”这段回忆显然经过了文人加工，但我们仍不难从中体会到当年那些纯朴的冀中农民的心情，晴朗的星空，拂面的晚风，新鲜的空气，同村的伙伴，抛开了长辈的约束，增添了干抗日工作的荣誉，跟着队伍走，有人管吃住。如果没有日本人的枪弹，如果不是背着一大包粮食，这简直是一次愉快的晚间漫游。虽说跑了些路，出了些汗，但那几万人行军的阵势，过路时的紧张，退却时的笑料，还有铁轨、照明弹、装甲列车都够人们回
味十天半月的，多么有趣、多么宝贵的经历啊！无怪当年大伙都抢着去背粮，连赵小栓的父亲这样年近五十的中年人都觉得跑这么一趟真过瘾。
日军的装甲巡逻车“武戏”虽说过瘾，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这戏能“文唱”还是“文唱”好。当年在九分区工作的一位老人，回忆起1940年他组织运粮时的经历，写道：夜深，冷月高挂，繁星眨眼。这时，鸡不叫，狗不咬，只有寒风吹的电线嗡嗡作响。一切准备就绪，只等行动的命令了。
我抬头观察前面，路基像一堵墙挡在前面，左右两边立着的炮楼枪眼里闪出点点灯光，像狡黠的眼睛在窥视着我们。正看着，忽然从北面传来隆隆的响声，一个老乡贴着我的耳朵告诉我：“听，巡逻车来了！”
果然，一个黑家伙顺着铁路爬过来，震得地皮直呼扇。车上架着探照灯，刺眼的白光不停地在扫射，其实这是吓人，敌人什么也没有发现，轰隆轰隆地过去了。
“团长命令，开始动作，一定要在下趟巡逻车开来之前过完！”通讯员跑来向我传达命令。我刚要叫老乡扒护路沟，忽听有人怪里怪气地唱道：“提起那张老三，两口子抽大烟”
狗东西，炮楼里的几个伪军出来查路了。难道他们过去再动手？不行，每秒钟都像金子一样宝贵，如果不在两小时之内过完，下趟巡逻车开来就麻烦了。这时，只见王老汉迎上去，说：“老总，大黑天，又这样冷，出来干啥呀？”
“咳，为人不当差，当差不自在，管什么冷不冷，你干什么，看路？”一个伪军吊儿郎当地问。“可不。老总，太冷了，我这有酒，咱找个避风的地方喝一盅，暖和暖和！”王老汉真的掏出一瓶酒来，递给了伪军。“有酒，那太好了。不过路也要看呀！这样吧，我们先回去喝，一会来看你，兄弟们，回炮楼喝酒去。”那小子带着人往回走，嘴里还哼着京戏：“孤王酒醉桃花宫”
不一会，炮楼里传出“八匹马呀，三星照哇”的猜拳声。这时，王老汉跑到我跟前，压着嗓子说：“同志，干吧！”我随即告诉平沟队：“动手！”
平沟队按分好的工段干了起来。不到半小时，二里宽的正面，平出了十几个路口。紧接着，运粮大军分十路纵队悄悄地拥上了封锁线，像决堤的洪水，滚滚向西流去。
时间好快，一转眼，两点钟过去了，又一趟巡逻车开着探照灯过来了。但是，它来晚了，不但两千人的运粮队全都过了封锁线，就连王老汉也已经按照原来的计划被人绑在电线杆上了。我担心老汉的危险，带着几个战士趴在路西的坟地里观看，如果情况不妙，打算就地接应一下。敌人发现了被平出的道口，刹住车，跳下十几个鬼子和汉奸。他们查看了地上的脚印，就吵吵嚷嚷的找看路的。他们把王老汉从电线杆上解下来，又从嘴里掏出棉花，问道：“过去多少八路？”
“可了不得了，有好几千！”王老汉回答。
“你怎么不去报告？”
“老总，你看我能动吗？”
“你怎么不喊叫？”
“嘴里有棉花，能喊出来吗？”
“咳，真他妈的”敌人一听骂也不是打也不是，互相埋怨一阵，上车滚蛋了。运粮大军通过了封锁线，便浩浩荡荡向冀西腹地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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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为八路军送军粮（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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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唱的是一出“苦肉计”，据说，还有利用妇女小孩小商人，“细水长流”地偷运粮食的。不过，据当时的总结，“一般的则创造性不够，多是采取部队掩护的办法。”既然是“武唱”为主，那就不免有伤亡。据当年的统计数字，为了运送这1900万斤粮食，一共动员了62万人次，其中，“有二百六十余人为运粮而流了最后一滴血或受了光荣的伤。”冀中军民就是这样，用汗水、智慧、鲜血甚至生命，把粮食运到了路西。
聂荣臻多少年后，也仍忘不了冀中人民对山区根据地的支援，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冀中群众给山地军民送粮的场面，是很动人的。大车拉，小车推，扁担挑，趁着黑夜，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封锁沟，把粮食运到山区。这感人的场面，是很让人心头发热的。”说了吃的，再说说穿的。
军队没有粮食，军心要乱；军队没有衣服，同样不行。何况，粮食可以凑合，军服最好不要凑合，应整齐、干净。聂荣臻当年就曾指出：“服装整齐，衣服做得好看些，牢些，是有政治上和经济上意义的。政治上，如果服装整齐，鬼子见了也要怕我们些，对群众影响也好。经济上说，衣服做得好，战士们也喜欢，更能爱惜保存。我们八路军一直都是要整齐、要干净的，有人以为把衣服穿得烂和脏就是‘无产阶级的作风’，那是错误的。”
可是，冀西山区并不产棉，“我们的产棉区主要在冀中，”在路西许多地方连纺车都未见过。要想让山区的部队穿上整齐的军服，还得靠冀中往路西运布。据史载，1941年一年冀中即往路西运布10余万匹。其中，仅安平一县，即组织妇女织布突击队，在两个月内织布3万2千匹。聂荣臻对冀中土布的印象，也是非常深刻的。多年以后，在回忆录中，他仍念念不忘地写道：“冀中农家生产的土布，数量既多质量又好，不仅满足了冀中军民的需要，而且还销到北岳区、察哈尔以及绥远、热南等地。”冀中的粮食和土布，给予山区根据地很大的支持。当年在路西任军分区司令员的杨成武说：“在‘五一’大‘扫荡’前，冀西穿的衣服大部分是高阳布做的，吃的粮食也有不少是从冀中运来的，兵源有的也从冀中补充。”
说到“冀中的财富占边区的重要地位，”杨成武又指出：“晋察冀根据地能否坚持到胜利，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如果冀中不能坚持，就会影响冀西斗争的发展。”
关向应甚至提得更高，他认为冀中的得失，不仅是关系到晋察冀边区的问题，也不仅是关系到支持华北抗战的问题，而且还是保持全国抗战力量的问题。他说：“如果把冀中平原从整个边区体系中分割出去，这无疑是在战略上孤立边区，孤立了山区。日寇完全懂得这一点。所以日寇之方针是‘迅速肃清平原指向山地’。”的确，日本人并不傻，他们早就看到“冀中地区是向晋察冀边区共军提供给养的地带，可以判断，大量的各种农产品要运送到冀西边区根据地去。”日华北派遣军作战主任在1942年5月14日，也即“五一”大“扫荡”后十余天发表谈话称“晋察冀边区山岳地带住民物资来源极为贫弱，人力物力之补给百分之八十依靠冀中，于此可见冀中区的价值对山岳地区如何重大。”而“五一”大“扫荡”已足为“覆灭彼等之物资补给基地。”日华北派遣军另一官员则声称“此次作战称为棉花战亦无不可。”
当年日本人把冀中称作八路军的兵粮站。我们自己当时也有一种说法，把冀中叫做华北的乌克兰。聂荣臻回忆，在1941年9月的一天，他带着几个干部登上平山县一座大山，“朝滹沱河两岸望去——嘿！河两岸的稻子一片金黄，在微风中摆动着，我对他们说：‘你们看，滹沱河两岸，真是晋察冀的乌克兰’！”兵粮站的粮食，“乌克兰”的布匹，都是令人难忘的。但更令人难忘的，是冀中的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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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中央苏区的觉悟都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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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一二·九”运动的历史意义老红军吴西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曾无限感叹地说，冀中的百姓的觉悟，“比中央苏区的觉悟都高。”当然，“时代不一样，一个是国内战争，一个是民族战争。”冀中的老人们在说到冀中的百姓为何抗日觉悟较高时，说的较多的有这样几个原因：教育水平，“一二·九”运动的影响，日本人的烧杀，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八路军、共产党来后的动员、组织。在外国人眼中，冀中平原是怎样的呢？一位名叫和田真一的日本反战士兵，是这样描述冀中平原的：如果没有战斗，就是说没有日军残酷的烧杀抢掠的“扫荡”，冀中是一个和平富饶的地方。杏花盛开，柳绿遮盖着村落。阳光在浮动，远处的村庄好似浮在湖水中的小岛一样，此时放眼望去，河北的原野实在美极了。
在外乡人眼中，冀中平原又是怎样的呢？原籍广西的吴西将军回忆起他初抵冀中的印象：这里视野开阔，另有一种泥土芳香的新鲜空气。村子砖房瓦舍，人丁兴旺，村中的老百姓，男的有的带礼帽，很多人头上包着白毛巾，不论大人小孩，衣着较好，干净整洁，文化水平高，很有礼貌，抗日热情高涨。
说冀中“富饶”，不难理解。说冀中“文化水平高”，就不由让人有些疑问，在上个世纪30年代，在河北省的乡村，能有多高的文化水平呢？中国社会学界前辈李景汉先生于1932年发表了他主持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据该调查统计的数字，定县62村中具有中学及中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有男275人，女32人，共计307人，平均每村有4至5个中学生。这307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