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这样严格地遵守本来就不合理的俸禄制度，既不合情理，也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奸臣赃官自然不用说，就是一些在历史有影响的人物，也免不了广为聚敛。明末坚持抗清，不屈不挠，最后在桂林慷慨就义的瞿式耜，在家乡常熟却是一名贪赃枉法的劣绅。清军攻下南京后，江南名流、东林领袖钱谦益率文官投降，为了表示自己的廉洁，向清军统帅多铎送了一份最薄的礼品，也有包括鎏金壶、银壶、玉杯及古玩等在内的二十种；其他大臣的礼物大多价值万两以上。明朝的权臣和太监迫害政敌或清流常用的手段就是给对方栽上“贪赃”“受贿”的罪名，这固然出于诬陷，他也说明当时像海瑞这样的官实在太少，就是清流们也未能免俗，要说他们贪污再容易不过。
可是在名义上，太祖高皇帝定下的法律从来没有更改过，至多只能稍作些修正。如正统五年（一四四○年）就有人提出：洪武年间物价便宜，所以定下枉法赃满一百二十贯免除绞刑充军；现在物价贵了，再按这样的标准就太重了，建议改为八百贯以上。到海瑞时又有一百多年了，却没有听说将标准再提高。看来并不是物价没有上涨，而是这些法律已经成了空文，修改不修改无所谓了。海瑞建议要恢复明太祖的严刑，对贪官剥皮，不仅“议者以为非”，就是皇帝也觉得太过分；说明法不罚众，到了大家都把俸禄以外的收入当作正常财源时，就是朱元璋再生也只能徒唤无奈了。海瑞只想用严刑肃贪，却没有提出消除贪污的积极办法，除了招致更多的怨恨外，必定也是于事无补的。当然，在封建集权制度下要从根本上消除贪赃枉法是不可能的，但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减少贪污并非不可思议，清朝雍正皇帝的做法就有明显的效果。
清朝入关后，基本上继承了明朝的制度，官吏的俸禄也定得非常低。不仅如此，由于军事行动频繁，国家开支浩繁，朝廷还不断要官员们“捐傣”、“减傣”，地方存留的公费也一律上交上级部门还以各种名义向下级摊派，甚至直截了当要下面“设法”，以至各级行政机构连办公费都没有。但是官员们不能不过奢侈的生活，衙门也不能不办公，于是各级官员和衙门都纷纷开辟财源，一方面截留本该上缴的赋税收入，另一方面就千方百计向百姓搜括，包括在正常的赋税额度之外提高、加征各种地方性的附加费用，“耗羡”就是主要的一种。所谓“耗羡”（或称“火耗”）本来是指征收赋税、交纳钱粮时对合理损耗的补贴，如粮食在收交、存放、贮运等过程中会有损耗，银子在熔铸时也会有少量的损失，所以允许地方官在征收时每两加征一、二分（2—3％）作为对合理亏损的正常补贴。按惯例，这项收入也不是都落入地方官的腰包，而是要分成不同的份额，馈送各级官吏。但由于国家并没有正式制度，各地征收的标准相差悬殊，加上公私都需要这笔“计划外”的收入，所以一般都要加到一钱（百分之十）以上，重的要加至四、五钱，甚至达到正额的数倍。这些钱固然有一部分用于官府的开支，但多数却成了官员们的额外收入。
康熙年间，官员的贪污现象已相当严重，一些大权在握的大官僚肆无忌惮地贪污公款，收受贿赂，如满族大臣索额图、明珠，汉族大臣徐乾学兄弟、高士奇等。当时的民谣说：“九天供赋归东海（徐乾学），ｗωｗ奇書网万国金珠献澹人（高士奇）。”这些人的贪赃行为可见一斑。康熙皇帝也觉察到情况的严重，曾经惩办了一批贪官，还大力表扬于成龙、张伯行、张鹏翮等一批清官，作为各级官员的榜样。但是康熙却没有意识到低俸禄的弊病，没有在惩贪的同时解决官员的合理待遇问题。所以康熙渐渐发现不但贪污无法肃清，就连自己树为典型的几位清官也并不真是两袖清风，像张鹏翮在山东兖州当官时就曾收受过别人的财物；张伯行喜欢刻书，每部至少得花上千两银子，光靠官俸无论如何是刻不了的。晚年的康熙不仅不再致力于肃贪，反而认为：“若纤毫无所资给，则居官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为生？”此论一出，各级官员自然更加无所顾忌了。可是这位并不昏庸的皇帝却没有想到，既然当官的必须有“居室日用及家人胥役”的开支，为什么不能从制度上保证他们有足够的合法收入，而不必收受别人的“资给”呢？雍正皇帝继位后，决心改革积弊，严厉打击贪污，整顿吏治。他令各省在限期内补足国库的亏空，对查实的贪污官员重严惩处，追回赃款，抄没家产。当时雍正对一些大臣的惩办虽然还有政治上的复杂原因，但也确实起了打击贪污的作用。与此同时，雍正正视现实，解决了官吏俸禄过低和地方政府开支没有保障的问题。具体办法就是实行“耗羡归公”，将全国的耗羡统一规定为每两加征五分，列入正常税收，存留藩库，官员按级别从中提取“养廉银”，作为生活补贴和必要的办公开支。“养廉银”的数量一般大大超过原来的俸禄，官员们完全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也不必再为办公费无处开支发愁了。这样做实际上并没有增加国库的开支，只是化暗为明，把原来不规范的惯例改成了全国统一的税收。百姓的负担也没有增加，相反，不少地方都有所减轻。而贪官污吏再要在耗羡上做手脚，既直接犯法，又不易隐瞒了。雍正期间，吏治有了明显改善，贪污虽不能说就此绝迹，但的确大大减少了。
雍正之所以能一举解决长期积弊，关键在于既有严厉的打击措施，又切实解决了官吏们的实际困难，使大多数人能够合法地获得较高的收入，地方政府的正常开支也有了保证，从而使真正的贪污行为失去了最普遍的借口。但惩贪与养廉必须同时并举，才能奏效。乾隆时期，对贪官污吏的惩处逐渐放松，吏治又趋于腐败。因此如果仅仅依靠对官员物质生活上的满足，养廉银发得再多，也是无济于事的。海瑞的道德、廉洁、刚正无疑远非雍正皇帝可比，但在解决官员贪污这一痼疾方面雍正却要高明得多。或许有人说雍正作为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海瑞却只担任名义上受到尊崇的闲职。此话不无道理，但雍正的父亲康熙就没有解决问题，而海瑞如果真的提出过可行的办法，尽管不一定就得到实施，至少也会受到多数正直官员的同情和重视，作为一种先见之明载入史册。
我无意苛求于海瑞，但在重读《海瑞传》以后却更加体会到，道德的榜样和严刑峻法都不是万能的，解决社会矛盾还得有切实可行的办法，尤其是要注意消除产生这些矛盾的根源。海瑞一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这是造成他的悲剧结果的真正原因。
回答者：xingxing1120 … 试用期 一级 12…11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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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瑞（1514…1587），广东琼山人，即现在的海南岛，字汝贤，号刚峰。他取此号的意思是一切以刚为主，要终生刚直不阿。因此人们尊称为刚峰先生。
海瑞是明朝嘉靖时期的著名清官，由于敢于直言进谏，惩恶扬善，一心为民谋利，被人民敬为海青天、南包公，其英名流传至今。
海瑞虽然出生于官僚家庭，但童年时期的家境并不殷实，在他仅四岁时父亲不幸病逝，他和母亲相依为命，生活异常清苦。母亲很刚强，勤俭持家，教子有方，‘苦针裁，营衣食，节费用，督瑞学‘。在她的亲自督导下，海瑞自幼即诵读《大学》、《中庸》等书，加上母亲为他所请的良师指点及严格要求，海瑞得到了良好的家教与文化教育，这使海瑞很早就有了报国爱民的思想。
明朝隆庆三年，即公元1569年，海瑞升任右佥都御史、钦差总督粮道巡抚应天十府，即现在长江下游两岸，包括南京、苏州、常州等地，是个非常富庶的地方。但海瑞到任后却发现，人民在重赋和恶吏贪官的压迫下生活极为困苦。如果赶上当年发生涝灾，直到冬至的时候，还有一半田地被淹在水里。粮价飞涨，百姓不去讨饭就会饿死。于是，海瑞决定将治水与救灾一起解决，既为当前又为将来谋利。后来，终于弄清受灾原因是由于连接太湖通海的吴凇江淤塞所致，海瑞便召集饥民，趁冬闲季节开工，疏浚吴凇江及其支流。又经上书请求，将应该上交的粮食留下一些解决灾民吃饭问题。这样就调动了百姓的积极性，工程很快完成，当地的百姓都很感激海瑞。
为了维护农民的利益，海瑞进一步惩罚恶霸，归还被强夺的土地。但对自己有恩的徐阶在当地占有的土地最多。徐阶怕一点不退也不行，于是就象征性地退了一些。海瑞则写信劝他应该作出表率，多退一些田，同时劝说自己的儿子也改正错误。许多京官纷纷为已经告老还乡的徐阶说情，但海瑞还是联合一些官员，迫使徐阶退了二分之一的田地。海瑞依照法律将徐阶两个违法的儿子充了军。其他地主们见此情景，赶忙将多占的田依数退还。
海瑞还在赋税方面减轻了人民负担。当时江南的赋税很混乱，有田的地主往往不纳或少纳，地少的农民却要负担很重的赋税，其实，加重的部分都是替地主所交的，由地方官平摊到每个百姓头上。这无疑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海瑞组织人清查土地，简化赋税制度，减轻百姓负担，地主阶级联合诬告他，说他支持倭寇，不久，海瑞被罢了官。
海瑞担任应天巡抚时，不但爱民抚民，还为民除害谋利，但他自己却生活得很俭朴清苦。所到之处不许鼓乐迎送，也不住豪华的住宅。地方上为迎接他大摆宴席，他却规定物价高的地方每顿饭不能超过三钱银子，物价低的地方不超过二钱银子。他一生很多时间闲居家中，只靠祖上留下的一点土地过活。他没有置买田产，只在母亲去世后靠别人帮助买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