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雷铳是一种装有5根铳管的火绳枪，铳管环绕在一木制铳杆四周，铳杆中部有机匣，前面套有盾牌，中间有一小斧做支架，整体造型十分独特。据记载，“5 支铳管共重10斤，单管长2尺多”，铳管固定在前后两个圆盘上，呈正五棱形分布，夹角为72。各铳管均装有准星、照门及供装火药线用的火门。5根火药线彼此间用薄铜片隔开，以保证发射时的安全。铳杆的前部中空，内装有火球一个，另一端安装一铁制枪头。中部的机匣，上有点火龙头，下有扳机，供5根铳管点火、发射用。前面的盾牌外包生牛皮，里面垫有丝绵、头发和纸等物质，中间开有一圆孔及5个方孔，铳杆从圆孔中通过，铳管从方孔中通过，方孔同时用来观察瞄准，盾牌用来保护射手的安全。
发射前，需将迅雷铳的5根铳管装填好弹药，套好盾牌，将小斧插在地上，架好铳身，射手左腿前踞，右腿后跪，左手把住机匣，右臂夹住铳杆，用右手控制扳机点火发射。射完一管后，把铳管盘转动72，使第二根铳管对准机匣，继续瞄准发射。如此这般依次轮流发射完5根铳管。如果此时仍有敌兵逼近，还可点燃铳杆中的火球，使其“喷焰灼敌”；当来不及重新装填弹药时，还可将铳杆倒转，当作拼杀武器使用；小斧及盾牌也都可以分别当作武器使用。真是一铳多用，攻防兼备。赵公真可谓用心良苦。
迅雷铳在历史上没有实战的准确记载，更没有实物流传下来，这是非常遗憾之事。为了能更好地领略它的风采，笔者制作了一个1∶10的模型。在制作模型过程中，笔者深感史料不完整带来的困惑。主要是：图纸不但没有尺寸，图中各零件的比例也不统一；铳管与铳杆之间的定位问题没有交代；机匣没有内部结构图 。一般火绳枪的点火龙头与火门的位置是固定的，点火的准确性基本没有问题。而迅雷铳的5根铳管可360转动，火绳只有与火门上的火药线相接触，才能保证铳管准确发射。如果让士兵在瞄准的同时还要眼手并用寻找火绳与火药线，并使之对接，恐怕难度较高，不免要顾此失彼了。迅雷铳本是为了提高射速，如果如此使用不方便，就得不偿失了。作为火器专家的赵士桢是如何考虑铳管定位问题，目前不得而知。另外当敌人逼近需掉转铳杆使用铁枪头格斗时，铳杆与铳管连在一起也是非常不便的。总而言之，5根铳管与铳杆和机匣之间，不但要能灵活转动，还要能适当定位，并可快速拆卸分解。
笔者在制作模型过程中，既要解决这几个问题，同时还不能改变迅雷铳的外形，其结构也不能超出当时的技术水平。笔者只好在机匣与5根铳管之间想办法，使二者相连，做了一个快装手柄和一个类似棘轮的装置，从而解决了以上全部问题。至于机匣内部的结构，笔者只好臆造了，最终使扳机与点火龙头联动，做到“捏之则落，射毕自行弹起”。史料中的迅雷铳，其盾牌前面为曲线状，与我们通常的认识正好相反，于是就自做主张进行改动，并且也没有用生牛皮和头发、丝绵来制作，主要是考虑到效果的问题，模型采用铜质盾牌。史料中，作为支架的小斧插到了5根铳管之间，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铳管就无法转动了。笔者对此亦进行了改动。
随着所有问题的解决，模型也就完成了。最后一道工序就是如何把迅雷铳架起来。笔者曾设想过几个方案，都不理想，最后还是《神器谱》的插图给予启示，完成了模型的“架设”，这就是现在读者见到的题图照片。这种方式既展示了当年的风貌又淡化了士兵，突出了主题。
迅雷铳既然有那么多优点，为什么没有大量装备使用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原因。一是其自身存在的缺点。世上器物但凡功能一多，必然体积较大，结构较复杂，迅雷铳或许存在这方面的不足。二是与当时的封建制度有关。当时任何有关军械的发明研制、使用与推广，全部取决于最高统治者的意志。赵士桢只能将研制成果“恭进御前”、“进呈御览”，请求 “恩准制造”，皇帝一人的决断就决定了一项发明的命运。而当时的西方国家社会制度比较宽松，百姓可以比较自由地研制各种器械，包括兵器，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即使本国没人赏识还可以卖到国外，至于能否有市场或投入战场，主要靠本身的实用性。而在中国，顽固落后的封建社会制度不知埋没了多少人才，压制了多少发明创造，极大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况且中国的儒家思想一贯重文轻武，以至于赵士桢极其丰硕的成果被深深地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几乎被人们遗忘。不单《明史》无名，《四库全书》亦无记载。不过令人宽慰的是英国学者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王兆春先生的《中国火器史》、《速读中国古代兵书》，洪震寰先生的《自然科学史研究》等书中，对赵士桢和迅雷铳都有详实记载与高度评价。
据记载，赵士桢不仅仅是一位火器专家，还是一位具有献身精神的爱国者，他广泛汲取古今中外各种知识，一生辛劳，硕果累累。郑振铎在《玄览堂丛书》中形容其“竟成锻癖……似醉若痴”，“千金坐散而不顾”，“备极劳苦而不辞，……”。他曾自筹钱财研制火器进献朝廷。在赵士桢诸多成果中，不仅限于轻型火器，还有各种重型火器和战车。为对付倭寇，他还专门研制了“震叠铳”。同时，著书详述以便于士兵作战、训练等，并阐述了各种火器的结构、性能、特点、
制作过程、试验情况、工艺材料以及使用方法、射击姿势等等。他在著作中还论述了火器与富国强兵的关系，战术战法、排兵布阵、部队的组成等等。甚至频频上奏朝廷，阐述自己对固国安邦、国防建设和兵器工业长远发展的诸多见解，真不愧是一位德才兼备、具有实干精神的科技专家。
笔者谨以此模型、此文纪念兵工事业的先驱——赵士桢。
李时珍（1518～1593）
李时珍（1518～1593）
明代医家。字东璧，晚号濒湖老人。蕲州（今湖北蕲春）人。世业医。父李言闻系当地名医。幼习儒，后从医。曾精研古籍及医典，并亲自上山采药，收集民间的经验。有感于历代本草谬说多，遂参考文献800余种，结合实践，历时27年，撰成《本草纲目》52卷。在医理方面受金元四大家影响。对脉学、经络也有研究，著有《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流传于世；而《五脏图论》、《命门考》等医著已佚。
时珍
李时珍，字东璧，号濒湖，湖北蕲（今湖北省蕲春县）人，生于明武宗正德十三年（公元一五一八年），卒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公元一五九三年）。他家世代业医，祖父是“铃医”。父亲名闻，号月池，是当地名医。那时，民间医生地位很低。李家常受官绅的欺侮。因此，父亲决定让二儿子李时珍读书应考，以便一朝功成，出人头地。李时珍自小体弱多病，然而性格刚直纯真，对那些空洞乏味的八股文，怎么也学不进去。自十四岁中了秀才后九年，三次到武昌考举人，都落第了。于是，他放弃了科举作官的打算，专心学医，于是求父亲说：“我今年二十三岁了，老是考不上，您还是让我学医吧！”并且表示了这样的决心：“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望父全儿志，至死不怕难。”李月池在冷酷的事实面前终于醒悟了，同意儿子的要求，并精心地教他。不几年，李时珍果然成 很有名望的医生。大约到了三十八岁，就被武昌的楚王召去，任王府“奉祠正”，兼管良医所事务。三年后，又被推荐上京任太医院判。太医院是专为宫廷服务的医疗机构，当时，被一些庸医弄得乌烟瘴气。只任职一年，李便辞职回乡。
在这十几年中，李时珍阅读了大量古医籍，又经过临床实践发现古代的本草书籍，“品数既烦，名称多杂。或一物析为二三，或二物混为一品”（《明外史本传》）。特别是许多毒性药品，竟被认为可以“久服延年”，因而遗祸无穷。于是，他决心要重新编纂一部本草书籍。三十一岁那年，他就开始酝酿，为了“穷搜博采”，读了大量参考书。家藏的书读完了，就利用行医的机会，向本乡豪门大户借。后来，进了武昌楚王府和北京太医院，读的书就更多，简直成了“书迷”。他自述“长耽嗜典籍，若啖蔗饴”（《本草纲目》原序）。顾景星在《李时珍传》里，也赞他“读书十年，不出户庭，博学无所弗瞡”。确实如此，他不但读了八百余种上万卷医书，而且看过不少历史、地理和文学名著，敦煌的经史巨作，他遍读了；几个古代伟大诗人的全集也都仔细钻研过。他还摘录了大量有关医药学的诗句。这些诗句给了他许多真实有用的医药学知识，帮助他纠正了前人在医药学上的许多谬误。如古代医书中，常常出现“鹜与凫”。它们指的是什么？是否有区别？历代药物学家众说纷纭，争论不休。李时珍摘引屈原《离骚》中的“将与鸡鹜争食乎”，“将泛乎若水中之凫乎”两句，指出诗人把“鹜”与“凫”对举并称，就是它们不是同一种禽鸟的明证。他又根据诗中对它们不同生活环境的描绘，证明“鹜”是家鸭，“凫”是野鸭子，药性不同。屈原的诗赋，竟成了李时珍考证药物名实的雄辩依据。
在编写《本草纲目》的过程中，最使李时珍头痛的就是由于药名混杂，往往弄不清药物的形状生长的情况。过去的本草书，虽然作了反复的解释，但是由于有些作者没有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而是在书本上抄来抄去在“纸上猜度”，所以越解释越糊涂，而且矛盾倍出，使人莫衷一是。例如药物远志，南北朝著名医药学家陶弘景说它是小草，象麻黄，但颜色青，开白花，宋代马志却认为它象大青，并责备陶弘景根本不认识远志。又如狗脊一药，有的说它象萆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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