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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大租之外，有山租，亦民与番约者也。阿里山为嘉义熟番，归化最久，而地甚广，山产多。汉人入垦者，上田甲纳谷三石，中二石，下一石，园降一等，随时折色。其土产则照所获百分之五纳之，谓之山面杂租。乾隆三十五年，北路理番同知为之管理，由官给照。洎清丈时，亦照大租之例，以六分与番，官得其四，充云林抚垦局之费。
台湾溪流源自内山，引圳溉田，先与番约，而纳水租。其租不一，或银或谷，或以牛酒，借事和亲，而辟其利，故此租者亦番租之一也。
第三部分田赋志（7）
屯 租
乾隆五十三年，钦差大臣福康安奏设屯番，以理防务，语在《军备志》。其时始有屯租，以番境未垦之地及抄封之业，凡八千八百余甲，分给屯丁，自耕自给。嗣以抄封三千三百余甲，拨充班兵之饷，余地未敷。五十五年，颁行清丈，查出侵垦田园三千七百三十四甲余，悉没之官。分则定租，岁可征谷四万一千数百石，充为屯田。募佃耕之，官收其谷，以二、八两月分给屯丁，谓之屯租。五十六年，闽浙总督札委泉州知府来台，查勘屯田，量甲定率，其详如表。每谷一石折色一圆，岁收四万一千二百六十一圆四角六分六厘四毫二丝。屯饷之余，以充隘饷，又其有余，为开辟水利之费，赏恤屯丁之款。请垦佃户禀由理番同知给照，或曰易知，如契券。自是以来，屯务渐废，每为势豪占据，或被佃首隐匿，租额愈减，不足于用。嘉庆十五年，总督方维甸巡台，以官给各屯未垦之地，多为奸民通事串通欺诈，引诱典卖，越界侵占，饬北路理番同知、凤山知县分勘南北各屯。如原给埔地及应交屯饷田园，许民自首，不究其罪。又以奏明清理者，系属原给埔地五千六十九甲，拨充屯务公费六百二十一甲，应征屯饷田园三千七百三十五甲。查明原数，并不加租。民番各地，悉仍其旧。以此晓谕，颇为整顿，未久又废。光绪十三年，闽浙总督杨昌濬奏言：“台湾当初设屯授地，征租支饷，订立章程，法良意美。顾今已百余年，积弊愈重，征收屯租，不充其额，支发屯饷，仅给其半。盖以原给屯田之数，叠遭兵燹，档案不存。加以分隶各县，悉任佃首，田园界址及其租额，不得而知，故今亦不能详查。而佃户遂图蒙混，以硗确之地，易肥饶之田，又或禀报水冲沙压，冀请豁赦。故欲祛其积弊，似应别行丈量，造明图册，以知屯田之地，庶于防务或有裨益。”是时巡抚刘铭传颁行清丈，以屯田既纳屯租又课正供，虑有过重。乃减屯租十分之四，改为官租，照则定课，分给丈单，与民田同。而佃户仍多隐报，且抗而不缴。十六年，全台所收租额，仅有三分之一。十七年以后，且无一缴者。时各县业户以清丈故，民多谤黩，故铭传不欲过激，以丛众怨。爰筹别款，半发屯饷，而屯租几废矣。
隘 租
隘丁之设，用以防番。官设之隘，由官分地受耕，或支给口粮，以赡其身。而民隘则民给之，征收隘内田园，谓之隘租。隘租之率，各属不同，或甲征一石，或多至八石，视其远近险夷为差，皆于设隘之时，后先议定。其征率则业三佃七，隘首收之，而分于众，官不过问。其后隘制日弛，名存实亡，乡猾土豪冒充隘首，借饱私欲。同治十三年，钦差大臣沈葆桢奏请开山抚番，乃以兵代。洎光绪十二年，台湾巡抚刘铭传改设隘勇，征收防费。翌年清赋，先饬各属查明隘田之数，至是废之，给发丈单，与民田同。
第四部分度支志（1）
连横曰：台湾，天富之国也，官山府海，利尽东南。荷人得之，欲以掌握通商之霸权，顾其时地利未启，移民未多，岁入不过十数万盾，故犹仰东印度公司之津贴也。延平建宅，万众偕来，蓄锐待时，百事俱举。养兵之数，多至七十有二镇，使镇为千人，则器械粮秣之数将何所给？而延平乃布屯田之制，自耕自赡，不取于民。谘议参军陈永华又整饬之，内兴土宜，而外张贸易，贩洋之利，岁率数十万圆，故无竭蹶之患。及经西伐，军费浩繁，转粟馈饷，取之无穷，而历年积蓄，因而渐罄。然犹不敛之民，而以王家所储者用之。盖以郑氏志图恢复，倾家纾难，固非有自私自利之心也。文武勋旧皆有官田，诸王汤沐之奉，亦别有所给，而土田初辟，征赋甚轻，故民皆乐业，先公而后私。迹其所以治国治民者，犹有西周遗法。天不祚明，三世而陨，此则无可如何者也。
清人得台之后，仅设一府三县，正供杂税多沿旧制，岁入不过八万八千一百四十八两，而岁出亦只五千六百七十四两。台湾之兵均调自福建，自总兵以至把总，合以战守之兵七千四百六十人，俸禄饷糈岁给四千八百五十一两，兼以福建各营兵米八万九千七百八十五石，折价二万六千九百三十六两，计为三万七千四百六十一两，入款尚有余裕。盖其时米价甚贱，银则贵，殆多今日十倍，故以一府三县之大，而经费竟若是之少也。正款之外，尚有私款，可以调剂。其贪者则取之于民，以肥私橐，而省中巧宦且以台湾为金｜穴矣。雍正以后，拓地渐广，增设厅县，而物价亦起，官吏俸禄不足以赡，故有复设官庄之议，并布盐制，归府办之。迨乾隆八年，增加文武养廉，岁出为之骤多。五十一年林爽文之役，用兵逾年，耗财甚巨。及平，尚存兵饷五十余万两。大将军福康安奏设隆恩官庄，购置田园，征收租息，以为班兵赏恤之资，又有叛产数万石，似可以弥其缺，然多为武弁所吞没，故台湾财政犹未裕也。蔡牵之乱，商船多损，贸易遏绝，官民咸受其困。夫台湾土产，米糖为巨。米糖不能出口，则商务停滞，而农业衰颓，业户因之而贫，官斯土者亦不能有所沾润，此其所以交困也。续以英人之役，俶扰频年，防洋经费数十万两，道府两库以是渐罄。然台湾每有大繇役，辄由绅富捐输，急公乐义，故政府亦不致拮据。
道光三十年，兵备道徐宗幹以台湾财政困难，须谋补救，乃以筹议备贮书上之督抚，其言曰：“自古官有余俸，而后可以讲吏治，即无余而非不足，尚可责备也。民有恒产，而后可以讲风俗，即无产而得以谋生，尚可措理也。惟日不足，而万无不足之时，其台湾之官乎？不能谋生，而万无生之理，其台湾之民乎？其不足也，皆自至足来也，其谋生之难也，皆自谋生之易致之也。府有叛租、有盐课，厅有口费，县有正供、有杂税，皆有羡余也，皆有津贴也。仓有余粟，库有余帑，民有余钱，商有余货。昔之官于此者，皆公私绰绰然，加以存项充牣，无虑支绌。故至今无不以为台地之胜于内地，信而有征。履其地而后知十年前之不如二十年前也，五年前之不如十年前也，一二年内之不如五六年前也。其故安在？两言以蔽之，曰：银日少，谷日多。银何以日少？洋烟愈甚也。谷何以日多？洋米愈贱也。他郡县犹或可以补救，台地居海中，既无去路，又无来路。他郡县不过曰谷贱伤农，与其谷贵而有损于贫民，不如谷贱而有损于富民。台民则无业者十之七，皆仰食于富民，富民贫，贫民益贫，而官亦因之而贫。府中叛产每年额征洋八万余圆，皆籴谷完纳，今易谷十石才五六圆，而额完且多在十圆以上，民间正供少亦在二十圆以内，设法垫纳，以昔之有余，补今日之不足，亦未为苦也。乃逾一年而贱，逾二三年而更贱，向来承办之殷户，今皆纷纷禀退，恳求查抄，以延余喘。此难之在民者，于昔日至足，而今日至不足也。府库积欠历年，统计叛租垫二十余万，盐课欠十余万，营中官租欠六万零，司中按年照额划扣，库中按年挪款垫支。此外生息之款，及应由厅县归补而未解者，尚有二十余万。正供与叛租情形相同，办公日形竭蹶。是以司库已扣，而府库未收者，愈积愈多。无怪同任初接交代存库数十万，至今日而一空。此难之在官者，昔日至足，而今日至不足也。叛租既不足，尚有盐项，此向来府中之出息也，乃盐户又不能支持。问其故，则以私盐之日多也。私盐之所以日多，则以谷价日贱，富民不能养贫民，贫民无所佣趁，无所挑负，而私贩口也。禁之过严，缉之过猛，将趋而为盗矣。往年商船流通，地方繁富，鲜有饥寒者，故穷民无不以台为退步。今则不然，懦者为道馑饿死，强者犯法以苟免。昔无恒业，而寄居求食，便于自赡。今无生路，而惰游已惯，不耐劳苦。此谋生之难，皆自谋生之易致之也。夫生财之道，不外开其源，节其流。台地无源可开，但通其流，而源自裕。米谷不通，日积日多。望丰年乎？贱更甚矣。抑待歉年乎？贱如故也。盖由内地食洋米而不食台米也。不食台米，则台米无去处，而无内渡之米船。无内渡之米船，即无外来之货船。往年春夏外来洋圆数十万，今则来者寥寥，已数月无厦口商船矣。各厅县虽有海口，几成虚设。然无来亦无去，犹可也，而烟土之禁，不弛而弛，即以每人每日约计之，须银二钱。就台地贵贱贫富良莠男女约略吃烟者，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