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运动进行了广泛的活动，利用谭延辏У摹八秤γ袂椤�
，发动一个自下而上的“公民自治运动”
，这是同以上三种“地方自治”绝然不同的新的民主运
①两文题名《湖南人再进一步》、《湖南人民的自决》，前者刊１９２０年１月１１日上海《时事新报》，文前内容提要为“废督的绝好机会”
、“湖南人努力”。后者刊１月１８日该报，此文又以《湖南人民自决会宣言》为题刊５月１６日出版的《天问》第十六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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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以此为题，他一连发表了十几篇文章，纵论自治运动必须以人民利益为依归，以全体人民为主体；并且提出“门罗主义”和“湖南共和国”这样极端的口号，以示脱离北京政府的决心。在这一系列文章中，一方面显出作者当时存有的某种愿望，推动这种运动，不失为促进“全国总解决”的一种手段，“大组织到底无望，小组织希望无穷”。
另一方面，则从国情出发，认为中国还远不具备俄国“彻底的总革命”的条件。
他透彻分析了十月革命成功的原因：有布尔什维主义，有战败时机，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有列宁百万党员”）
，十之八九的劳农阶级起而响应。因此，中国要求得“根本解决”
，首先要造主义，造党，从而唤起劳农群众。这些具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思想，同头一年《湘江评论》上的文章对比，可以说起了一种质的变化。当时学会有个别会员对这两个运动不以为然，认为这都是“枝节问题”
，有违学会求“根本改造”的目的。毛认为这两个运动同改造中国的根本目的并不矛盾，革命者不能坐等条件，这“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权宜之计，决非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
在推动自治运动的同时，毛更重要的工作在为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建团、建党作准备。
如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组织进步青年去苏俄留学；尤其是创办了文化书社，为湖南的新文化运动补课。在这些公开工作之外，他同陈独秀有直接联系，陈委托他在湖南负责建团和建党的工作。
１９２０年夏，在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开了五天会，就关于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方法，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出现革命和改良两种极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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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见。蔡和森为首的多数，赞成走俄国的道路，立即组织共产党，并将情况通告国内，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毛于１２月复信，完全赞同蔡的主张。
到１１月，湖南发展的第一批团员已达十来人，１９２１年近４０人，是全国团员较多质量较好的省份。新民学会经过三年的发展和实际斗争，１９２１年新年大会之后，多数会员赞成马克思主义和走俄国革命的道路。
这样，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学会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最好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为两者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学会７４个会员中，早期的中共党员共３１人。
中国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曾经历过三次思想论战，即同胡适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驳倒罗素、张东荪等反马克思主义的假社会主义，以及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这三次论战，毛泽东都先后经历了。在湖南关系较大的是同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不把他们争取过来，就难以开展工人运动，因为他们１９２０年就组织了工会，在工人中有较广泛的影响。
在建党的同时，毛泽东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负责人的身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在湖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当时穿长衫的革命者，都是“有身份”的知识界人士，脱下长衫（或穿着长衫）到工人中去进行活动，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之举的革命行动。工人、农民都是旧社会的下层人，是被“有身份”的上层人看不起的“贱民”。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当时主要还是在社会的上中层人士中进行，还没有同广大工人和农民发生直接关系。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都是在教育界任职的“有身份”的人，现在去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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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交朋友，领导工人罢工，需要克服多么大的社会惰性阻力。
在最初人手少时，毛自己担任过八个工会的秘书，几次到安源了解情况，而且常直接领导工人的罢工斗争，尤其是亲自当工人代表，同赵恒惕政府当面作说理斗争，这需要何等的毅力和胆识。然而他们都一一克服了，做到了，取得震动社会的辉煌胜利。
１９２—１９２３年，湖南工人运动有很大的发展，包括全部产业工人，共组织了２０多个工会，取得了全部罢工斗争的胜利，特别是安源大罢工的胜利，成为全国一面胜利旗帜。毛泽东担任了全省工会统一组织的首任领导人。在全省工团联合会的领导下，工人除为争取改善自身生活条件，保障工人基本权利进行斗争外，还积极参加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
工人运动中培养了大批干部，发展了党的组织。
在１９２３年“二。七”罢工后，全国工运处于低潮时，只有湖南工运在继续发展，直到迎接北伐和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１９２５年９月发生军阀派军队镇压安源工人俱乐部的大惨案后，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一书中，曾总结了当年党领导工人运动的主要教训：由于罢工的胜利，工人在政治、经济上的权益得到改善，“由此我们产生了和平麻痹观念，对可能发生事变，缺乏警惕性”。同时“不懂得在合法条件下所需要的秘密工作方法，不懂得做秘密工作的干部应和做公开工作的干部分开，要有一、二线的区别。”
毛泽东在求学时期，就怀抱为中国人民求解放的宏伟志向，并努力追寻实现这个理想的道路。他为此批判地研究了有关实现这个理想的中外各种学说思想，同时尽力在自己的行动中从事各种有意义的实践活动。在五四运动时期，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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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他不断克服自己的唯心主义思想，将马列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逐渐同实际革命斗争密切结合起来，继承和发展了中国近代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在实践行动和思想理论两个方面，显出同样的胆略，为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寻找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
１９１８年至１９２３年初在湖南的革命活动，是毛泽东领导中国伟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
他在这一个时期的工作，对于中国人民现代的革命事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结合，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代表了当时我们党产生的历史，代表了当时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的正确革命方向。
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是从领导学生爱国运动、驱逐军阀运动和人民民主运动、新文化运动开始的，也即是从领导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运动开始的。当完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他就全身心投入工人运动。领导着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干部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灌输给工人阶级，全心全意为工人群众的利益而坚决奋斗，唤起了广大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将他们组织起来，进行了胜利的斗争，从而为中国革命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在工人运动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的基础上，他首先在湖南地区建立了坚强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党。
在早期革命活动中，他以自己的革命实践，正确地指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这条道路按照他后来规定的公式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他一开始革命活动，就认定中国人民的死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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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特别是帝国主义；并且从自己具体的革命实践，从中国近代革命历史的教训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中，极其明确地认定领导这个革命的责任完全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虽然当时他还没有直接从事农民运动，但他是在农村中长大的，他极其熟悉农民，同农民有着天然的纽带关系。在同军阀赵恒惕的斗争过程中，逐渐深刻认识到彻底摧毁赵恒惕的社会基础，必须依靠广大农民群众的力量。
因此，从１９２５年开始，他就集中精力领导农民运动了。
由于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善于确切衡量革命中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毛泽东在一开始革命活动时，就将建立广泛的人民革命统一战线作为中国革命的基本政策之一。在当时的革命活动特别是工人运动中，他极其注意革命的策略，非常善于利用敌人阵营里的每一缝隙，善于给自己找寻各种各样的同盟者；广泛地争取和联合中间阶级和广大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敌人。
当时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党和团的组织，是全国最大的地方党、团之一，尤其质量都高，是在长期群众革命运动和工人运动中产生的、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完全新式的无产阶级政党。从他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和干部情况可以看出，当时湖南地区的党组织具有许多优良作风，它建立在人民群众之中，同人民群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极其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注意党的思想建设；党内有民主的生活和纪律的约束；党员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工作能力和不为任何困难所吓倒的牺牲精神。特别重要的是，在他直接熏陶影响下，大多数党的干部尤其是知识分子出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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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都具有实事求是和联系群众的朴实作风。
由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