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受损（比如，她被强暴了，或被卖作婢女或妾，或再婚），得到的可能最好的对待，就如同她不再是这个家庭的成员。女人的行为和阶级地位之间的联系就这样具有双重结果： 一部分女人成为家庭里更大的资产，而另一部分女人却变成家里的负担。
变化中的女性角色
婚姻实践和阶级制度在宋代双双经历了重大的转折。如果女人是行动者，我们能在变动的过程里看见她们参与的身影吗？为了考察女人在变动中的作用，让我列出女人面临的局面发生变动的渠道。
（一） 女人面临的局面的总的变化
（1） 纺织品商品化的增长。
（2） 女人识字率的提高。
（3） 婢女、妾、妓女和卖淫者的市场需求的扩大。
（4） 男女两性性别气质内涵的改变。
（5） 缠足的普遍化。
（二） 受理学影响越来越多的家庭、婚姻伦理和社会性别概念内涵的变化
（1） 更多地注意把男女分隔开。
（2） 更高地评估女人在家庭管理方面的作用。
（3） 鼓励女人识字以便用于教儿子读书，但是不鼓励女人写诗。
（4） 更多地强调父系原则。
（5） 更严厉地质疑女人再嫁。
（三） 自唐代至北宋婚姻实践的变化
（1） 更重视挑选有迹象仕途发达的人做女婿，而不过多注意他们的家世。
（2） 嫁资的数量在升高。
（3） 姐妹婚（续娶前妻的妹妹）的史料增多。266
（4） 入赘婚的史料增多。
（四） 自北宋至南宋婚姻实践的变化
（1） 高官之间跨地区的联姻减少了。
（2） 法律更多地承认女儿对嫁妆的诉求。
（3） 对寡妇要求得到嫁妆有一些质问。
（4） 更多地承认赘婿对财产的要求。
以上列出的这些变化比别的现象有更令人信服的文献记载，但是在这里，为了讨论问题的便利，让我们把它们当作前提。
第十六部分：对于妇女 婚姻和变化的思考对于妇女 婚姻和变化的思考 3
如果问题仅仅在于简单地说妇女是否参与了导致变化的过程，回答将是肯定的。女人从整体上反对纳妾制度，反对对待婢女像对待妾一样，但是她们显然又参与、推动了这些事的进展。母亲训练女儿在这个体系里占据一个特定的位置，培养她们具有上层家庭妻子应有的那种正经的姿态和朴素的外表，或妓女的魅惑力，或仆人的驯顺。大多数婢女和很多妾是女人买回来的。丈夫纳妾，妻子如果被激怒，可以对妾采取一些行动，用唤起恐惧、威胁要挟的办法，达到一定程度上限制、规范丈夫行为的目的。成为婢女和妾的女人当然也是行动者。不仅那些不愿做穷男人的妻子、过苦日子的女人自愿选择做生活有保障的妾，甚至违背本人意愿被卖掉的多数女人也可以选择和行动。只要有机会改善自己的处境，她们就会使劲争取主人和女主人的青睐，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家庭体制内劳作，从而也帮助巩固体制，维持体制的再生产。
缠足是另一个我们必须肯定女人积极参与其中并带来变化的例子。缠足的普遍化与女性吸引力问题搅在一起。女人是肯花时间试图让她们自己、她们的女儿和女主人显得更漂亮的那种人，但是她们对美的理解大多建筑在男人喜好什么的基础上。被为他们唱歌、穿着打扮优雅的妓女迷惑的男人不希望自己的妻子、女儿对其他男人激起同样的感情。被妓女吸引的男人的妻子必须决定是否在外貌、才艺方面与对手竞争，或者走向相反，保持明显有别的妻子的举止，朴素大方，严谨谦和。在养育女儿方面，她们必须决定在多大程度上强调谦和而不是别的，比如说音乐技能。当她们决定给女儿裹脚时，实际上已经承认有必要模仿妓女使自己更吸引男人而用的诀窍。缠足一旦变成已经普及的习俗，267母亲们只要简单地说不裹脚就嫁不出去，就可以了。但是缠足并没有流行得那么快，有一段时间必定是母亲们积极地参与和推进了这桩事。
在我们今天可以断定的对她们更有利的变化中，女人是否扮演了主要角色？她们当然介入了涉及联姻策略的所有决定，比如说是否把女儿留在家里给她招女婿，还是让她们嫁出去。嫁资上扬的趋势里她们一定也起了一些作用，因为妻子们经常被描写为在帮助小姑子或女儿凑齐嫁妆。像丈夫在晚年倚仗儿子超过依靠女儿一样，女人愿意参与把更多家产送给女儿的决定，只不过理由与丈夫重视儿子不同。给女儿嫁妆可能并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有利的姻亲关系，只是愿意帮助年轻姑娘完成难度原本较大的过渡。由于女人积极参与为子女择偶的事，她们多半也在跨地区联姻的趋势逐渐减弱的过程里起了作用。难道她们不是比丈夫更愿意不时见到女儿，从而热衷于把女儿嫁到只有几天路程的近处吗？可以把高品级官僚家族之间远距离联姻的减少，以及嫁资的上扬，当作妻子更多地影响家事的决定的标志吗？
最困难的是证明女人在话语和价值观的改变中起了多大作用。男人阐述伦理问题，理所当然，他们在阅读经典著作后，在对宇宙论普遍原理的理解上产生了想法，并没打算影响妻子和母亲。无论女人是否用不同标准评价女婿和婆婆，或不管她们的想法能不能影响丈夫或儿子，都不能在现存史料里找到估量的依据。
像男人一样，女人在变化中的作用包括许许多多小的、积累起来才形成效果的行动。她们的参与形成的总体冲击不应该估计得过高。已经论及的几个领域没有女人自觉地反抗男人既得利益和欲望的迹象。女人甚至比男人更不可能像对方不存在一样行事。在很多领域里她们的行动几乎都完全凭着周围的男人的判断，考虑什么可以容忍，什么应该反对，什么将成功或失败，令人愉快或不令人愉快，招人喜欢或令人厌恶。
父权制的持续
列出婚姻和女性境遇在宋代发生的变化的特点使我们把中国妇女史里一个基本问题推到了前台。268为什么这些可视为有违妇女利益的变化能轻易地延续下来，而那些有望带来进步的变化没持续下去或出现了而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呢？前瞻性的进步，我想，包括通过嫁妆把更多的财产转移给女儿，重视姻亲组成的联盟，更普遍地容忍入赘婚，让女性通过纺织品生产的商品化得到更多赚钱的机会，还有更多士人认识到应该让姑娘们受教育，学会读、写。与此同时，我脑子里还出现了许多反方向的现象，缠足普遍化，买卖女人的市场在扩大，知识界的关键人物对妇德、女人的贞节和把男女分隔开的原则持相当僵硬的态度。
历经了宋以前或以后的许多历史变迁，中国的父权制始终不变地延续着，因此问题的一部分答案必须在绝非宋代特有的因素里寻找。中国的家族制度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变化了的思想和做法都没能扰乱父系世系制、父系等级制和以父系居住地为住地的占主导地位的伦理原则和法律模式，相反还会被后者吸纳进去。家庭生产的基本模式毕竟不会因女人卖掉纺线而动摇。家庭财产的基本概念也不会因为把更多的财产变成嫁妆而改变。除此之外，还有根深蒂固的文化前提，比如家庭关系普遍基于不变的道德伦理关系；简而言之，人们不寻求变化。汉代就已经有了嫁妆，妾，识字的女人和纺线织布赚钱的女人。这些现象并不是史无前例的，著者们很少注意程度和范围上的不同。未觉察到世易时移的人就不懂得寻找机会重建社会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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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便这些长时段的社会和文化特征有助于限定社会和经济变化带来的冲击，它们还是无力解释为什么某些变化来得比别的强烈。为了探究这种结果，我们必须看一看各种变化互相碰撞的方式。我的假设是，无论上层阶级妇女无意中在嫁资的升高和受教育程度提高的影响下获得了什么样的权力或自治权，无论下层阶级妇女怎样从经济发展获益，享受到什么样的权力或自治权，它们都被买卖婢女、妾、妓女和娼妇的女人市场的扩大及强化父权制的普遍趋势抵消了。
为什么买卖女人的大市场对上层阶级妇女的生活产生了这么多负面效应？妻子让丈夫满足她的要求和愿望的能力肯定受到一种共识的牵制，即如果丈夫认为妻子乏味，他可以让妻子做管家和孩子们的母亲，同时纳一个妾做伴。这种可能越真实——男人周围纳妾的亲戚朋友越多，纳妾时的年纪越轻——对妻子产生的影响就越大。269这并不否认很多妻子成功地对付了妾，有人甚至似乎享受到由于服从她的女人越来越多而产生的优越感。然而，就像每个观察者看到的，总体趋势是导致女人们陷入争斗，她们在因嫉恨引起的纷争中把精力消耗殆尽。
女人市场的扩大对下层妇女的影响不同于上层。农夫的妻子不会担心、害怕丈夫纳妾，尽管绑架和卖妻的事偶有发生，但不构成主要威胁。然而，穷人家无论哪位未婚姑娘都会因父母为她们做的安排感到前途未卜，这种不确定性恰恰会导致她日后生活得不安宁。
我相信，日益变大、变得重要的女人市场还塑造了知识阶层的社会性别差异思想。人们隐隐约约地意识到女人和钱财的关系模糊了阶级和家族的界限，使家族间的联系变得歧义、含混并且脆弱，宋代士人对女人和婚姻的看法肯定被理解为是对这种状态的回应。文人学士的家族世界和女人市场之间的界限带有高度的互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