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溢的阴谋家发动了突然袭击。他选择了晚上十点钟，对时间深思熟虑的选择是他
对自己勇气的考验，并且让另一位贵族夫人德薇在场，这是他对自己勇气的确认。
他的手在桌下伸了过去，抓住了德·瑞那夫人的手。司汤达有事可做了，他的叙述
将两个人推向了极端，一个蓄谋已久，一个猝不及防。只有德薇夫人置身事外，这
个在书中微不足道的人物，在此刻却成为了叙述的关键。这时候，司汤达显示出了
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多的对技巧的关注，他对于德薇夫人的现场安排，使叙述之弦
最大限度地绷紧了，让叙述在火山爆发般的激｜情和充满力量的掩盖所联结的脆弱里
前进。如果没有德薇夫人的在场，那么于连·索黑尔和德·瑞那夫人紧握的手就不
会如此不安了。司汤达如同描写一场战争似的描写男女之爱，德薇夫人又给这场战
争涂上了惊恐的颜色。在德·瑞那夫人努力缩回自己的手的抵抗结束之后，于连·
索黑尔承受住了可能会失败的打击，他终于得到了那只“冷得像冰霜一样”的手。
他的心浸润在幸福里。并不是他爱着德·瑞那夫人，而是一个可怕的苦难结束了。
司汤达像所有伟大的作家那样，这时候关心的不是人物的心理，而是人物的全
部。他让于连·索黑尔强迫自己说话，为了不让德薇夫人觉察，于连·索黑尔强迫
自己声音宏亮有力；而德·瑞那夫人的声音，“恰恰相反，泄露出来情感的激动，
忸怩不安”，使德薇夫人以为她病了，提议回到屋子里去，并且再次提议。德·瑞
那夫人只好起身，可是于连·索黑尔“把这只手握得更紧了”，德·瑞那夫人只好
重新坐下，声音“半死不活”地说园中新鲜的空气对她有益。
这一句话巩固了于连的幸福他高谈阔论，忘记了装假做作。
司汤达的叙述仍然继续着，于连·索黑尔开始害怕德薇夫人会离开，因为接下
去他没有准备如何与德·瑞那夫人单独相处。“至于德·瑞那夫人，她的手搁在于
连手里，她什么也没有想，她听天由命，就这样活下去。”我想，我举例的任务应
该结束了。老实说，我没有想到我的写作会出现这样的长度，几乎是我准备写下的
两倍。本来我应该在一篇文章里完成这次讨论，现在我觉得分开在两篇文章里进行
讨论可能更合适。我知道原因在什么地方，我在重温威廉·福克纳、陀思妥耶夫斯
基和司汤达的某些篇章时，他们叙述上无与伦比的丰富紧紧抓住了我，让我时常忘
记自己正在进行中的使命，因为我的使命仅仅是为了指出他们叙述里的某一方面，
而他们给予我的远比我想要得到的多。他们就像于连·索黑尔有力的手，而我的写
作则是德·瑞那夫人被控制的手。这就是叙述的力量，无论是表达一个感受，还是
说出一个思考，写作者都是在被选择，而不是选择。在这里，我想表达的是一个在
我心中盘踞了十二年之久的认识，那就是心理描写的不可靠，尤其是当人物面临突
如其来的幸福和意想不到的困境时，对人物的任何心理分析都会局限人物真实的内
心，因为内心在丰富的时候是无法表达的。当心理描写不能在内心最为丰富的时候
出来滔滔不绝地发言，它在内心清闲时的言论其实已经不重要了。这似乎是叙述里
最大的难题，我个人的写作曾经被它困扰了很久，是威廉·福克纳解放了我，当人
物最需要内心表达的时候，我学会了如何让人物的心脏停止跳动，同时让他们的眼
睛睁开，让他们的耳朵矗起，让他们的身体活跃起来，我知道了这时候人物的状态
比什么都重要，因为只有它才真正具有了表达丰富内心的能力。这是十二年前的事
了，后来我又在欧内斯特·海明威和罗伯－格里耶那里看到了这样的风格如何完整
起来。有一段时间，我曾经以为这是二十世纪文学特有的品质。可是陀思妥耶夫斯
基和司汤达，这两个与内心最为亲密的作家破坏了我这样的想法。现在我相信这应
该是我们无限文学中共有的品质。其实，早在五百多年前，蒙田就已经警告我们，
他说：“探测内心深处，检查是哪些弹簧引起的反弹；但这是一件高深莫测的
工作，我希望尝试的人愈少愈好。”
眼睛和声音——关于心理描写之一
我想在这里先谈谈欧内斯特·海明威和罗伯－格里耶的两部作品，这是在我个
人极其有限阅读里的两次难忘的经历，我指的是《白象似的群山》和《嫉妒》。与
阅读其它作品不一样，这两部作品带给我的乐趣是忘记它们的对话、场景和比喻，
然后去记住从巴塞罗那开往马德里快车上的“声音”，和百叶窗后面的“眼睛”。
我指的似乎是叙述的方式，或者说是风格。对很多作家来说，能够贯穿其一生
写作的只能是语言的方式和叙述的风格，在不同的题材和不同的人物场景里反复出
现，有时是散漫的，有时是暗示，也有的时候会突出和明朗起来。不管作家怎样写
作。总会在某一天或者某一个时期，其叙述风格会在某一部作品里突然凝聚起来。
《白象似的群山》和《嫉妒》对海明威和罗伯－格里耶正是如此。就像参加集会的
人流从大街小巷汇聚到广场一样，《白象似的群山》和《嫉妒》展现了几乎是无限
的文学之中的两个广场，或者说是某些文学风格里的中心。
我感兴趣的是这两部作品的一个共同之处，海明威和罗伯－格里耶的叙述其实
都是在对某个心理过程的揭示。
《白象似的群山》有资格成为对海明威“冰山理论”的一段赞美之词。西班牙
境内行驶的快车上，男人和姑娘交谈着，然后呢？仍然是交谈，这就是故事的全部。
显然，这是一部由“声音”组装起来的作品，男人的声音和姑娘的声音，对话简短
发音清晰，似乎是来自广播的专业的声音，当然他们不是在朗读，而是交谈——
“天气热得很”，“我们喝杯啤酒吧。”从啤酒到西班牙的茴香酒，两个人喝着，
同时说着。他们使用的是那种不怕被偷听的语言，一种公共领域的语言，也就是在
行驶的列车上应该说的那种话。然而那些话语里所暗示的却是强烈的和不安的隐私，
他们似乎正处于生活的某一个尴尬时期，他们的话语里隐藏着冲突，抱怨和烦恼，
然后通过车窗外白象似的群山和手中的茴香酒借题发挥。
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用钟表匠的语气谈论欧内斯特·海明威，他说：“他把
螺丝钉完全暴露在外，就像装在货车上那样。”《白象似的群山》可以说是一览无
余，这正是海明威最为迷人之处。很少有作家像海明威那样毫无保留地敞开自己的
结构和语言，使它们像河流一样清晰可见。与此同时，海明威也削弱了读者分析作
品的权利，他只让他们去感受、猜测和想象。《白象似的群山》是这方面的专家，
在那些如同列车、啤酒和窗外的群山一样明确单纯的语言下，海明威展示的却是一
个复杂的和百感交集的心理过程。在驶往马德里的快车上，男人和姑娘的交谈似乎
有了一个理由——堕胎，然而围绕着这个理由延伸出去的话语又缺少了起码的明确
性，就像他们不详的姓名一样，他们的交谈也无法被确定下来。
欧内斯特·海明威明白内心意味着什么，正如他著名的“冰山理论”所认为的
那样，人们所能看到的和所能计算的体积，只是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隐藏在海水
深处的才真正是冰山的全部，而这部分只能通过感受、猜测和想象才得以看到。于
是海明威无法用意义来确定他们的交谈，就像无法确认男人和姑娘的姓名。没有了
姓名的男人和姑娘同时又拥有了无数姓名的可能，没有被指定的交谈也同时表达了
更多的可能中的心理经历。
与《白象似的群山》相比，罗伯－格里耶在《嫉妒》里所叙述的内心压力似乎
更为漫长，不仅仅是篇幅的原因，海明威的叙述像晴空一样明朗，有着奏鸣曲般跳
跃的节奏，而罗伯－格里耶则要暗淡的多，如同昼夜之交的黄昏，他的叙述像阳光
下的阴影一样缓慢地移动着。
“嫉妒”一词在法语里同时又是“百叶窗”，显然，罗伯－格里耶在选择这个
词语的时候，也选择了耐心。百叶窗为注视中的眼睛提供了焦距，对目光的限制就
像在花盆里施肥，让其无法流失，于是内心的嫉妒在可以计算的等待里茁壮成长。
光线、墙壁、走廊、门窗、地砖、桌椅、A 和她的邻居以轮回的方式出现和消
失，然后继续出现和继续消失。场景和人物在叙述里的不断重复，如同书写在复写
纸上，不仅仅是词序的类似，似乎连字迹都是一致，其细微的差异只是在浓淡之间
隐约可见。
长时间的注视几乎令人窒息，“眼睛”似乎被永久地固定住了，如同一件被遗
忘的衬衣挂在百叶窗的后面。这一双因为凝视已久已经布满了灰尘的“眼睛”，在
叙述里找到了最好的藏身之处，获得了嫉妒和百叶窗的双重掩护。罗伯－格里耶只
是在第三把椅子、第三只杯子、第三副餐具这类第三者的暗示里，才让自己的叙述
做出披露的姿态，一个吝啬鬼的姿态。
即便如此，阅读者仍然很难觉察这位深不可测的嫉妒者，或者说是百叶窗造就
出来的窥视者。就像他的妻子A 和那位有可能勾引A 的邻居一样很难觉察到他的存
在。窥视者的内心是如此难以把握，他似乎处于切身利益和旁观者的交界之处，同
时他又没有泄露一丝的倾向。
罗伯－格里耶让自己的叙述变成了纯粹的物质般的记录，他让眼睛的注视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