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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挺欣赏这人，独来独往，眼下这种人很少见了。可是他来这里根本没事可干，对女人没兴趣，跟伙计们也不交往。我敢打赌，他是从上头来的。”
“我管他干什么？”利亚列克答道。“刑侦局也好，联邦安全委员会也好，都跟我不相干，我是个小小的商人，按时纳税。不过他未必是警方的，果真是的话会有人事先通知我，那情况早就清楚了。”
利亚列克表面上无动于衷，心里却禁不住感到好奇。这家伙显然有些来历，住哪儿，干什么——都不知道，对什么都没有兴趣，任何具体情况都摸不清。可是不知为什么不时上这儿来一下。
图林进餐时总是独自一人，从来没有朋友或女人跟他在一起，对瓦里娅他已失去兴趣。
有一天利亚列克来到餐馆，看见图林像往常一样，独自一人坐在角落的一张小桌边，便吩咐随行人员，说他马上过来，随后来到图林身边坐下。
图林欠身起来点了点头，倒了一杯伏特加，把正宗的鲱鱼移到他面前，彬彬有礼地问道：
“近来好吗，雅科夫·谢苗诺维奇？”
“马马虎虎。”利亚列克点了点头，把酒喝下去，吃了点菜，问道：“你来这个酒馆有什么事？”
“这儿只有一件事。”图林切了一块肉，笑了一笑。“看来你这儿掌勺的厨师一辈子也学不会炒菜。我得上厨房去一趟，给你做点煎牛排。”
“你挺会关心人，”利亚列克笑了一笑。“我好像问了你一个问题。”
“我有什么事？”图林说道。“我想要你仔细瞧瞧我，对我看习惯。眼下我还没有拿定主意，说不定有事求你。”
“什么事，能说说吗？钱我不会给，你没有任何担保。”
“我的头曾经有一次受过重伤，但脑髓还没有完全打出来。”图林把两个酒杯斟满，说道。“钱我有，我也许想求你借几个人。这跟你的事没关系。”
“你以为我会不问情由借给你？”利亚列克粗野地咧着嘴笑道。“也许你是想搞一次宫廷政变？”
“别拿我当傻瓜，雅科夫·谢苗诺维奇。我不是将军，出身也不一样。我要是需要几个人，也只用一次。”
“好啦，”利亚列克不打算再喝，站起身来。“这种劳务是可以的，不过收费很高。”
谈话到此结束。此前图林在洗碗碟的女工中找了一个人，不算探子，但也能提供一些情况。有一次他帮一个轻佻的姑娘摆脱了三个死乞白赖的“追求者”的纠缠，随后把她送到地铁。姑娘爱上了这位“骑士”，表示愿意以身相许，他断然拒绝，但留了个话，说是也许会给她打电话，她们厨房里有一台电话。
当维尔丁嘱咐图林跟利亚列克再次见面，商定借两辆车、六名打手后，图林给自己的崇拜者打了个电话，请她一见利亚列克前来进餐就立即通知他。他事先已经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给了那姑娘。
这一天来临了。图林来到酒馆，看了一眼利亚列克跟几个人进餐的桌子，看见六个人总共只有两瓶伏特加，便在角落里自己的位子上坐下。服务员送菜单来时图林对她说：
“请转告雅可夫·谢苗诺维奇，说我恭恭敬敬问候他，等他有空了请他过来一会儿。”
服务员惊恐地朝那边看了一眼，但还是照他的要求做了。利亚列克听那姑娘把话讲完，对图林却看也没看一眼。图林明白匪徒是在有意摆架子，便作好准备等他来。等图林喝第四杯咖啡时，利亚列克走过来，重重地在椅子上坐下，厉声说道：
“谁要找我说话，他总是自己过来，而不是像唤小孩一样叫我。”
“请原谅，雅科夫·谢苗诺维奇，你说得一点不错。可是你那桌上有一伙人，而我的话只能在咱们两人之间说。”
“这么说我被你缠上了！好吧，一五一十说吧。”
化名伊万·库斯托夫被关押的杀人犯两天以后被人从彼得罗夫卡送回他熟悉的那间临时隔离室，他心里这才一块石头落地。突如其来的“出差”，去的是最危险的地方，紧靠莫斯科刑侦局，这可把伊万吓坏了。他断定维尔丁已经失去控制权，他这个杀人犯已经落入古罗夫手中。结果是一场虚惊，住惯了的囚室又亲切地迎接他归来。同囚室的三个人中只剩下两个，但这种事司空见惯，人以群分嘛。一些人上了法庭，然后去了押送站，另一些人则干脆被放了出去。
囚室里散发着一股化学药品的气味。伊万听人解释说，水管根本没有漏水，是医官（监狱里的人是这么称呼医生的）发现了一些杆菌，不知是不是结核病菌，说不定是霍乱病菌，因此进行了消毒。
“我要给联合国写信控告！”一个绰号“狗鱼”的犯人叫道。“别说是重病，两天时间连臭虫都没法清除干净！”
开门的钥匙咔嗒一响，一个嘶哑的嗓音不满地说道：
“伊万·库斯托夫，出去吧。又是侦查员要你去，看样子他没法肯定你是用哪只手偷走了那个笨蛋的钱包。”
囚室里几个人哈哈大笑，伊万则习惯地把手背在背后，对两个难友递了个眼色，说道：
“没罪的人是很难关住的，所以他们才感到烦恼。”说着走出囚室。
押送的还是那几个人，没有给他戴手铐。当囚犯坐进民警的越野小汽车时，满睑粉刺的年轻中士像往常一样，用脚踹了一下他的屁股。
他们走的还是那条路，警卫人员神色漠然，谁也没有留意他们的车从院子里出来时，一辆饱经风雨的灰色“莫斯科人”车也随后开动。
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对自己这辆老爷车了如指掌，不用第二次挂档就把离合器踏板一踩到底。坐在后排的聂斯捷伦科和克里亚奇科对车身有时产生的震颤看得很开。
“夏伯阳，你主要注意别让车子无意中抛锚，”斯坦尼斯拉夫说。
“别担心，这车虽然有些怪脾气，但它不会胡来，”斯维特洛夫答道。
古罗夫驾驶“雷诺”车跟在后面，间隔很大一段距离。高速车只消几秒钟便能赶上民警的越野小汽车。
两天前古罗夫再次去了奥加尔科夫上校的领地，跟铁木尔·扬季耶夫见了面，后者一看照片就满有把握地认出了伊万。这种辨认对检察院和法院来说毫无价值，但它使古罗夫感到振奋，这证明他已经走上坦途。
古罗夫不知道他们把杀人犯送到哪里去，当警车停在区民警管理局的砖房门口时，他感到十分意外。
伊万被带出汽车。克里亚奇科明白他不宜在区管理局露面，古罗夫则更加不行，因为有可能碰见熟人，便派聂斯捷论科进大楼去。楼房是民警机关，犯人由警卫押送，因此退休上校并不特别匆忙。五分钟以后他在管理局走廊上碰到了押送伊万的两个军士时，被抓的人没有跟他们在一起。聂斯捷伦科熟悉民警的工作习惯，拦住两个军士，用上司的腔调问道：
“犯人带到哪个办公室了？”
“哪个办公室？”一个中士耸了耸肩。“我们总是把他交给本地一位中尉。然后他亲自把他带到我们的汽车上来。”
他们很快查清楼房还有另一个出口，管理局里谁也不认识具有所述特征的那个中尉。他们在后门通道口外面的院子里很快找到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男孩说，他看见有两个叔叔，一个穿民警制服，另一个穿黑色短棉大衣，两人坐上一辆灰色“伏尔加”车开走了，这是刚才的事，根本没过多久。
古罗夫迅速询问了两个吓坏了的军士，查明他们是第三次把伊万带到这里来，犯人每次在侦查员那儿总要呆很久，而中尉也总是亲自送他上汽车。
古罗夫又找到负责犯人伊万·库斯托夫案件的那个年轻侦查员。小伙子开始发火了，说是第一次审讯并跟受害人当面对质以后他就再也没有见过那个扒手。可是当古罗夫把他带到副局长办公室时，小伙子一下子就泄了气。
行将退休的中校打发走了侦查员，无可奈何地望着古罗夫。
“我全明白，上校先生，”他压低了声音说。“我们这幢破房子被人用作过路的院子，他们提这个囚犯是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不过每次都送回来，兴许今天也会送回来。在这件事情上我根本没有过错。”
“嗯，您有没有过错不由我来决定。”古罗夫一反常态，一时也不知所措。“不过我要提醒您注意，拘留今天期满，可是你们的侦查员连动都没有动弹一下。”
“不错，可是这跟发生的事情没有关系，”中校垂头丧气地答道。“但要是他前两次被送回来，那么今天也会被送回来。”
“这倒未必，”古罗夫说着转身来到几位侦查员身边，跟斯坦尼斯拉夫一起坐进“雷诺”车。
“这种差错真不该出，”斯坦尼斯拉夫一向直爽，此刻也直言不讳地说。“你是头头，是个天才，你想想看。他们对那个车臣人已经处理完毕，再不需要这个俄罗斯刑事犯了。”
“那么他们把伊万送来送去只是因为铁木尔还呆在死囚牢房里么？”
“我不知道！可是我敢肯定：今天是最后一次。伊万再不会回这里了。人家再不需要他了。”
要是因为朋友敢于当面对你讲真话而突然对他表示憎恨的话，那么古罗夫此刻正是怀有这种感情。古罗夫劝自己说，斯坦尼斯拉夫讲出的想法是合理的，他没有错，他们在离终点仅一步之遥时摔了跟头。古罗夫一再说服自己：一个人只要不认输就尚未失败，必须找到一种不寻常的解决办法，但他迄今尚未找到。
餐馆的办公室能容纳十——十二个人，餐桌上相应地也就摆了这么多餐具。可是就座的仅三个人。最里面的一端通常是最尊贵的客人或筵席主持人的座位，此刻坐的却是伊万。他按照时尚没有刮脸，下巴上的短髭蓄了大约一星期，这种短髭在轰动一时的美国电视片和俄国电视制片人列昂尼德·帕尔菲奥诺夫的电视片中那些专横的人物脸上可以见到。杀人凶手身穿白色衬衣，没有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