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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德，这就是一个记者的猜测，说不定压根儿什么事都没有。”
“最好什么事都没有。”他说。
我又开始跟雷蒙德汇报警方和缉毒署之间的冲突，但他没让我说完。
“我们现在在卡洛琳的案子上有什么进展？”他问。看得出来，对莫尔托动向的猜测重新点燃了雷蒙德对调查结果的热切期待。他像连珠炮一样提出了更多问题。有毛发和纤维分析的报告结果了吗？还要等多久？对指纹的分析有最新结果了吗？州警局那边对卡洛琳曾经起诉过的性犯罪案件有什么记录？
我告诉雷蒙德，这所有问题的答案我都还不知道，因为在刚刚过去的这三个小时里，我一直在和缉毒署召开负责人会议，听到这里，雷蒙德突然在马路上停了下来，一动不动。他非常生气。
“妈的，拉斯迪！”他面红耳赤、愁眉紧锁、怒气冲天，“我那天就跟你说了，要把卡洛琳案子的调查当作头等大事。这个案子很重要。尼可现在揪住这件事不放，恨不得把我生吞活剥。再说，就算是为了卡洛琳，我们也要赶紧把这个案子查个水落石出才对。让梅可去管那些事情，她完全没问题的，她可以去盯着缉毒署和警方相互狗咬狗，她可以决定哪些案子要起诉、哪些不起诉，你管好调查就行了。我希望你把手下最能干的人都叫来，好好组织一下。现在就去！你给我做出个专业点的样子来。”
我低头看着马路，左边看看，又右边看看，没看到认识的人。我已经三十九岁了，我想。我当律师已经十三年了，居然被人在马路上这样破口大骂。
雷蒙德继续一言不发地往前走。最后，他回过头看着我，摇了摇头。我原本以为他还会骂我几句，但他没有，他只是说：“唉，那些人都是浑蛋。”我明白了，刚才的那顿午餐他吃得并不愉快。
在区政府办公楼里，电梯员高尔迪看到有人来，把凳子往里一塞，把报纸折了起来。高尔迪个子矮小，头发灰白，一整天都坐在空荡荡的电梯里，等着把雷蒙德和其他区政府的官员们送上楼或是送下楼。我打算说那个失踪的B类案件的事，但我们还在电梯里，我忍住了。因为，高尔迪和尼可关系很好。有一两次，我甚至还看到尼可站在电梯里，让高尔迪帮他打探大厅里有哪些人，如果没有人在附近，尼可就会摆出一副正儿八经、面无表情的样子。
我们下了电梯，走进办公室，我跟在雷蒙德后面。不少副检察官跑过来，他们都想和雷蒙德说两句，有些是确实有问题要请示，有些只是想知道竞选的最新情况。我在雷蒙德和这些人说话的间隙，跟他说我已经查了卡洛琳的档案资料。我说的时候，故意轻描淡写，因为我实在不想再对他承认失败了，雷蒙德和太多人在同时说话，也没有仔细听我说什么。
“有一个案子的档案不见了。”我又说了一遍，“她手头上有一个案子，但我们在记录里找不到。”
这终于引起了雷蒙德的注意，我们已经通过侧门走进了他的办公室。
“什么案子？我们还知道什么？”
“只知道是一个受贿案——B类案件，似乎没人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问过了梅可，也查了自己的档案记录。”
雷蒙德打量了我一秒钟，然后，他的神情开始变得恍惚。
“我两点钟的时候应该去哪里？”他问我。
我告诉他我也不知道，他开始大声喊他的秘书萝瑞塔，一直喊，直到秘书出现。这个时候，雷蒙德应该去参加一个律师委员会关于刑事犯罪案程序的会议。他应该在会议上介绍全州关于审判体系的各种改革，这也是他竞选过程中一直呼吁强调的一个问题，而且，会议已经发出了媒体邀请，电视台和各路媒体记者都会在那里，而他，已经迟到了。
“妈的。”雷蒙德说，“妈的。”他一边绕着办公室团团转，一边说，“妈的。”
我又说了一遍，“总之，这个案子在电脑系统里怎么都找不到。”
“她给科迪打电话了吗？”他问我。
“卡洛琳吗？”
“不是！萝瑞塔。”
“我不知道。”
他又开始喊萝瑞塔了，“给科迪打电话。给他打了没有？天哪，快点打，快点叫人下去。”雷蒙德看着我，“那酒鬼一天到晚用车上的电话，老是打不通，他妈的他到底在跟谁聊天啊？”
“我原来还以为你会听说过这个案子，你说不定还会记得点什么。”
雷蒙德根本没有听我说话，他坐在椅子里，靠在墙上，这面墙被那些副检察官们戏称为“雷蒙德之墙”，墙上挂满了各种荣誉奖状、照片和其他纪念品，像是律师协会的奖励，法庭上素描师给他画的素描画、政治漫画，等等。雷蒙德又露出那种充满沉思的表情，好像在思考着什么。
“天哪，这就是一场灾难。每次参加竞选的时候，拉伦都建议我找一名副检察官，让他全职负责竞选的所有事情，我每次都没有听他的，但也没出什么问题。但这一次，我真的有点应付不过来了。要做的事太多了，又没人负责。你知道吗？我们已经两个月都没进行民意测评了。还有两周就要选举，我们还完全不知道现在的形势，也不知道对手的情况。”他用手捂住嘴巴，摇着头。与其说他表露出来的是焦虑，倒不如说是窘迫。雷蒙德·霍根，金德区的检察长，已经没办法应付这一切了。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都沉默着。刚刚在马路上挨了那一顿骂后，我不想再毕恭毕敬了。我在政府工作十三年，我知道官场的生存之道，我必须确保在丢失档案的这件事上，我能自保。
“总之。”我又开口了，“我不知道这件事到底有多重要，也不知道这案子到底是归档的时候出了错，还是真的有什么内幕。”
雷蒙德瞪着我，“你怎么又在说那个档案的事？”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萝瑞塔说有电话打来，雷蒙德接起电话。是桑迪·斯特恩打来的，他是律师协会的主席，也是一名很厉害的辩护律师。雷蒙德向他道了歉，说是被缉毒署和警方之间的争执耽误了，但已经出发了，马上就到。当雷蒙德把电话放下来的时候，他又开始大声喊科迪。
“来了，来了。”科迪一边回答，一边从侧门走进来。
“总算到了。”雷蒙德朝一个方向走了两步，然后又换了个方向，“我的外套在哪里？”
科迪已经拿着他的外套了。
我只能暗暗祝雷蒙德好运。
科迪打开门，雷蒙德刚出门，又马上折了回来。
“萝瑞塔！我的演讲稿呢？”
原来，科迪也已经拿着演讲稿了，但雷蒙德还是走到自己办公桌前。他打开抽屉，在走出去的时候递给我一个文件夹，是那个B类案件。
“我们到时候再谈。”他对我说，然后便一路小跑出去了，科迪紧紧在他身后跟着。
第六节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男孩，温德尔，开始变得重要起来。”我对罗宾森大夫说，“我的意思是，对我们来说，至少，是对我来说，他好像越来越重要了。这很难解释清楚，但不知怎么的，他成了我和卡洛琳之间的一部分。”
他不是一个寻常的孩子，跟同龄的小孩相比，他个子很大，带着一些大个子小孩的那种缓慢与笨拙，长得也很憨厚，甚至有点傻，但他的迟缓还不至于到呆滞的程度。我问过心理医生，但医生说，其实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这个五岁的孩子“很抑郁”。
温德尔在他妈妈的案子待审期间，从区收容所被送到了一户寄养家庭。他每天都能见到爸爸，但没见过妈妈。卡洛琳和我同法庭方面据理力争过之后，获准能同温德尔聊聊。但实际上，一开始我们什么话都没有和他说，我们只是在他去看心理医生的时候，坐在旁边，由心理医生把我们介绍给他。医生会拿玩具和洋娃娃给温德尔玩，然后问他对不同的问题有什么想法，几乎每一次，他都会说自己没有想法。这个叫马丁利的医生说，温德尔已经来好几周了，但从来都没有问过关于他妈妈的事，一次都没有，所以，他们也没有提起过这个话题。
温德尔一开始就很喜欢卡洛琳，他会把自己的布娃娃给她，还会跟她说话，让她去看窗外飞过的鸟、开过的卡车或是别的什么东西。我们第三次还是第四次去的时候，卡洛琳告诉温德尔，她想和他谈一谈他的妈妈。心理医生很紧张，但温德尔只是用两只手紧紧抓着自己的娃娃，问要谈什么。
于是，我们每天都能和温德尔聊上二三十分钟。心理医生显然也很惊讶，最后，他甚至要求卡洛琳在他和温德尔谈话时也留下来。经过几周的时间，我们终于通过孩子断断续续、杂乱无章的描述，大概知道了事情的经过。而温德尔在这个过程中，除了犹豫，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情绪。他一般就是站在卡洛琳面前，双手紧紧抓住洋娃娃，眼睛也死死地盯着洋娃娃。卡洛琳问一个问题，温德尔回答，卡洛琳把他的回答重复一遍，再继续问更多的问题。温德尔会点头，或摇头，或没有任何回应。有时候，他会这样说，“很疼”，“我哭”，“她说我不应该安静”。
“她是想让你安静点吗？”
“是！她说我不应该安静。”
如果是别人，这些提问与回答，尤其是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也许会显得很残忍，但卡洛琳这样做的时候，看上去却是那么温柔又无私。在开庭审判前不久，卡洛琳和心理医生终于得出结论，那就是：除非有绝对必要，否则检方最好不要让温德尔出庭作证。卡洛琳说，与亲生母亲当庭对峙可能会让这孩子承受不了。但即便是已经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卡洛琳还是继续去和温德尔见面，去了解他更多的情况。
“这很难解释。”我对罗宾森说，“她看着这个孩子时的样子。像是看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