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起双方打一场时髦的口水仗，让他们把想说和不想说的真话、假话都一股脑儿端出来，接受世人的评判。我不相信鱼龙混杂的说法，我相信鱼就是鱼，龙就是龙，鱼龙混杂才能把鱼龙分开。
乡下是让人慢下来的地方。正如胖女人不是现代的美人一样，慵懒、缓慢也不是当今的时尚。这个时代崇尚速度和更快的速度，坐船去纽约或许会成为你是神经病或穷鬼的证据，男人和女人见面就上床不是什么新潮，更不是问题，而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千万不要大惊小怪。相反，我至今还在用一部十年前买的手机，这成了一件比什么都叫人新奇的事情和问题，为此我受够了各种善心或恶意的夸奖或嘲笑。善心和恶意，夸奖和嘲笑都是因为我失去了速度。速度，挑战更快的速度。速度，满足于更快的速度。速度，一群聪明人送出的礼物，一头风做的怪物，一条上去了就下不来的贼船。毫无疑问，今天你想拥有一部手机要比没有更容易，你想拥有一部新手机也比保留一部老手机更容易。这就是一个追求速度的时代的魅力，也是问题，速度裹挟着我们往前冲，我们慢不下来，慢下来就是逆流而行，需要我们付出双倍的气力和努力。
其实，我选择到乡下来写作也是为了速度，在这里，我成了一个自由的囚徒，无亲无故，无是无非，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精力和精神都消耗在漫漫的回忆和等待中。等待也是对速度的向往。换言之，主观和客观都为我的写作加快了速度，所以我有理由在给潘教授的邮件中自豪地写道：我相信我会以最快的速度完成稿子，希望你阅后尽快给我回音……我是说尽快：一个带着速度的词，所有的撇捺都是翅翼，驾驭着它从我们眼前一掠而过，洒下一路呼啸声。
潘教授的回音姗姗来迟，而且严格地说，不是回应而是报丧：潘老寿终，希望我去参加追悼会。我突然有点害怕，担心是我的稿子——顾老讲的故事——把他气死的。话说回来，如果确凿如此，我更应该去追悼。我没有选择，惴喘不安地前往。
果然，潘教授告诉我，他父亲正是在看我稿子的过程中突发心脏病，撒手人寰。他以一贯的口吻，文彬彬又带着思辨的色彩这样对我说：
毋庸置疑，你的书稿是直接导致我父亲去世的诱因，但不见得他一定是被气死的，从理论上说也可能因愧疚而死。我觉得，如果你写的那些是真的，我父亲在如此高龄的情况下依然谎话连篇，真是……怎么说呢，令人羞愧啊。我父亲在医院里躺了七天，期间多次想开口说话，终是一语未破，所以我们难以确定他到底是因何而死——这也符合他的身份，带着秘密离开我们。”
我感到无地自容，像害死了一个婴儿，不知该如何谢罪。
潘教授倒好，非但不责怪我，反而主动宽慰我，用的仍然是考究的书面语言：“对一个已经九十几岁高龄的老人，死亡是他每天都要面临的课题，甚至一个突发的喷嚏都可能让他走。你起的作用无非就是一个喷嚏罢了，所以大可不必有什么心理负担。我是父亲唯一的孩子，父亲走了，我可以代表父亲向你承诺，我们潘家人决不会追究你什么的。如果需要，我可以为你立字作据。”
之豁达，之通情，之友好，令我感激涕零。
我私以为他对我的宽容和厚爱，一定将成为他要求我打压顾老、捧举潘老的砝码。就是说，他对我好是有私心的，他心里有个小算盘，付出一点，索取更多。与其让他来索取，不如主动奉上。这样想着我便讨好地向他表示：顾老说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可以尽管指出来，我会充分尊重他的意见，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毁掉稿子。
正因此，潘教授对组织上替父亲拟定的悼词尤为看重，多次提出修改意见，认真到了咬文嚼字、锱铢必较的地步。认真不等于如愿，从他不同意我对外公开悼词这一点看，我有理由怀疑他对最后拟定的悼词是不满意的。
作为那代人的最后一个逝者，追悼会开得是足够隆重的，潘老生前供职的特别单位 701专门成立了治丧委员会，报纸上刊登了讣告，来吊唁的人不但多，而且有三位一级的领导，把规模和规格一下子扩大了，拔高了。
追悼会持续三天。第一天来参加吊唁的全是死者亲人、乡亲，会上哭声一片；第二天来的都是潘老生前的战友、同事和 701现任领导及各部门代表，他们人人庄重肃穆，会上几近鸦雀无声；第三天主要是当地政府部门的领导，加上部分前两天该来而没来的，还有个别未经邀请自己闯来的。当然，靳老、老 K的长子陈金明、王田香的女儿王敏和哨兵甲等家人都来了。来人都赠送了花圈，最后花圈多得四辆卡车都拉不完。
整个吊唁活动结束后的当晚，潘教授到宾馆来见我，给我带来了两样东西：一个是我的稿子，一个是一盘光碟。稿子是我从网上发给他的，其实没必要还我（本来就是他打印出来的），他特意还我，我理解这是带着一种情绪的，也许有点眼不见为净的意味吧。我收下稿子，问他：“难道你真的不想对它发表意见吗？”他摇头，再次表达了那个意思：父亲走了，他什么都不想说了。
我其实是希望他说的，沉默有点认错的感觉，好像真理就掌握在顾老手上。在我再三劝说和鼓动下他突然冷不丁地问我：“你注意到没有，第二天父亲的单位，701，来了那么多人，有谁哭的？没有一个人哭，也没有谁流下一滴眼泪。为什么，因为这是一群不相信眼泪的人。”我不解其意，问他：“你想告诉我什么？”
他说： “你稿子上不是写着，顾老最后决定帮我姑姑把情报传出去，是因为我姑姑的眼泪感动了她，你觉得这可信吗？要知道，这是一群特殊的人，他们不相信眼泪。说实话，作为父亲的儿子，我说过了我什么也不想说，但站在一个读者的角度，一个了解这群人特性的读者，我觉得这值得推敲，你把一个关键的情节落在一个可疑的支点上，这也许不合适吧。 ”
我预感到，反击开始了，可转眼又结束了。除了建议我把那个关键情节改掉外，他再无异议，多一个字都不肯说。看事看样，听话听音，我明显感到他有话可说，可就是不肯。为什么，我问他：“你的沉默让我感到奇怪，你为什么要保持沉默，”他沉默地走了，坚持不置一词。四个小时后，我突然收到他一条短信，发信的时间（凌晨三点）和短信的内容，无不说明他正在接受失眠的拷打。我想象，一定是失眠摧毁了他的意志，让我有幸看到这么一条短信：
“我为什么沉默？因为她（顾老）是我的母亲。他们像某些浓缩的原子，因外力而激烈地分裂……就让他们去说吧，你能对父母的争执说什么？除了沉默，别无选择……”
触目惊心！令我心里雪亮得再无睡意。
两个小时后，我在失眠的兴奋中又迎来了他的一条短信：
“请不要再找人去打探我父母的事情，我希望一切到此为止，明天我安排人送你走。”
我不走。我觉得一切才开始。我借故还有其他事，换了家宾馆住，私下去找靳老等人。显然，教授已经捷足先登，私下跟他们串通好，不要理我。我去找他们时，没有一个人乐意见我，勉强见了都跟我打官腔，对我一个腔调：“行啦，别问了，我该说的都说了……这情况我不了解，你去问潘教授吧，这是他们家的事情……”好像当年面对敌人审问似的：守口如瓶。最后还是王田香的长子、王敏的哥哥王汉民为我揭开了谜底。四年前他被中风夺走半边身体的知觉，长期住在医院，与外面接触很少，可能潘教授没想到我会找到他，没去跟他串通，也可能是长期待在医院里，太孤独，王先生对我格外热情，有问必答。他告诉我，因为那个原因（对不起，我要尊重顾老，永远为她保守这个秘密），顾小梦一直没有结婚，直到抗战结束后才与弃共投国的潘老结了婚。
其实，潘老弃共投国是假，骗取顾老信任，打入国民党内部去工作才是真。婚后，凭着顾小梦父亲的关系，潘老和顾老双双去了南京，顾小梦在国民党保密局任职，潘老在南京警备区政务处当组织科长。第二年，顾小梦生下第一个孩子，就是潘教授。南京解放前一个月，顾小梦又怀上第二个孩子，组织上考虑到他们的安全，同意潘老带家眷离开南京，去解放区。潘老把顾老骗上路，一走居然走到了北平。那时南京已经解放，潘老以为事已至此，顾老不可能怎么样，便对她摊牌，大白真相。想不到顾老非常决绝，毅然把身上的孩子做掉了，抛夫别子，孤身一人出走，辗转去了台湾。她是个久经考验的特工，不是个弱女子，千里走单骑，对她来说不会有多难。
我听着，只觉得深探地遗憾。
我是说，这些东西让一个外人来告诉我太遗撼了，如果由潘教授来说……可这是不可能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和恐惧。我深刻地感觉到，潘教授已经非常懊悔认识我，他说他向我打开的是一只潘多拉的匣子……
此刻我在裘庄。过去的裘庄现在是浙江茶艺博物馆，内有一小型招待所，设施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厕所和洗澡间是公用的，开水要自己拎着热水瓶去开水房打。客房有三人间和两人间，我包了一个两人间，一个晚上一百元。这是我第五次来裘庄，以前都是来看的，住还是第一次。
借西湖的光，裘庄躲过了战乱和各个时代的拆建，至今还基本保留了当初的老样子，明清风格的建筑、参天老树、旧石板路、翠绿清香的毛竹、挺拔的水杉树……不同的是高大的围墙被新式的半开放式铁栅栏代而替之。绕栏走一圈，你不得不佩服庄园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它西邻岳飞庙，东接西泠桥，背靠青山，面朝碧湖，给人感觉既在幽幽山中，又在氤氲湖上，既占尽了湖山的清丽，又离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