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a Field）教授的研究重点是在坦桑尼亚，该国某些地区的妇女从1986年开始能分到这种胶囊。菲尔德教授发现，得到胶囊的妇女，其女儿的学业表现明显更为优异，而且留级的可能性相当低。
第三个扩展女孩受教育范围的智慧策略是“贿赂”——没有人愿意用“贿赂”这种字眼，但事实就是如此。使用这一策略的先驱之一是墨西哥。1995年，墨西哥货币暴跌，经济萧条。当时该国的反贫方案以发放食物补助金为主，不仅无效率，而且很大程度上只满足了食品公司的需求。财政部次长圣地亚哥·利维（Santiago Levy）担心这种状况会对穷人造成致命打击，于是默默地筹划了实验性的反贫穷计划。为了避免引起注意或招致反对，他把地点放在了远离首都的坎佩切（Campeche）。利维构想的精髓是“贿赂”贫穷家庭，好让其子女持续上学，并且让他们定期作医疗检查。他们小心谨慎地作记录，列表显示执行该计划的村庄及对照组村庄的结果。后来总统柴迪洛（Ernesto Zedillo）看到了该实验的成功，于是果敢地同意逐步淘汰食物补助金，发起全国性的新计划。该计划现在被称为“机遇”计划（Oportunidades）。
“机遇”是全球最令人敬佩的反贫穷计划之一，大约1/4的墨西哥家庭在不同程度上都得到过这项计划的帮助。只要家庭同意让子女继续上学，让子女注射疫苗，带子女体检及参加健康教育讲座，他们就能得到现金补助。补助金少至三年级学生每人每月10美元，多至中学女生每人每月66美元（中学女生得到的补助金最多，因为她们的辍学率是最高的）。补助金直接由中央政府支付，这样一来就降低了地方政府贪污的机会。而且补助金是交给母亲而非父亲，因为研究显示，母亲更可能为了孩子的利益而使用现金。该津贴也因此提升了母亲的家庭地位。
“机遇”计划设置了严谨的评估程序——这是大多数援助计划所缺乏的。他们与外聘专家签订合约执行评估，与对照组村庄作比较（他们随机挑选村庄来作实验或作为对照组），小心翼翼地衡量该方案的成效。外聘评估机构“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对该方案非常认同：“仅仅三年之后，‘机遇’计划成果斐然，墨西哥那些贫穷的乡下儿童的就学率增加了，饮食更为平衡了，得到了更多医疗护理，并且知道自己的未来可以跟过去迥然不同。”世界银行表示，该计划提升了中学生到课率，其中男生提升了10％，女生提升了20％。参与计划的儿童，其身高每年平均比对照组的儿童多长一厘米。“机遇”计划的本质是鼓励贫穷家庭投资在孩子身上，这是富裕家庭已经在做的事情，此举可以打破穷人世代无法翻身的常态。“机遇”计划对于女孩特别有利。一些早期的研究指出，该计划创造了更多的人力资本，为墨西哥注入了经济力量，前期的投入不但能够在未来回本且生生不息。现在该计划在其他发展中国家被广泛复制，甚至纽约市也开始试验用“贿赂法”来增加学生到课率。
“贿赂”也开始在联合国的学校营养午餐计划中发挥作用。营养午餐由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长久以来受到前参议员麦戈文（George McGovern）的大力推崇。世界粮食计划署通常会把粮食分送到一所乡间学校，由当地家长帮忙，每天给学生们做餐点。学校的所有学生都能免费享用——假定他们没吃早餐，所以通常是一顿早午餐；此外该计划还定期为学生除虫。到课率良好的女生还能把得到的定量口粮带回家，好说服父母继续让她们接受教育。
“这种方法有助于让女孩持续上学，”阿卜杜·穆罕默德（AbduMuhammad）表示。他是塞比拉索（Sebiraso）的小学校长，这所学校位于非洲东北部厄立特里亚的偏远草原上。他一边看着家长把炖菜舀给排队领餐的学生一边说：“现在学生可以专心学习，跟得上进度了。自从营养午餐计划开始后，我们就没有任何女生辍学，除了那些即将结婚的以外。以前女生往往读到五年级就辍学了。”
学校营养午餐计划的成本，只是每个孩子每天十美分而已。研究人员发现该计划大幅提升了学生的营养、发育速度和到课率，对女孩尤其如此。然而该计划并未能充分实施。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大约有5000万名学生原本可以从营养午餐中受益，却因资金短缺而无法得到帮助。
刚果一所学校鼓励学生留校。校方正在给孩子提供食品。
（拍摄：尼可拉斯）
以上我们讨论的各种方法，在提升学生到课率方面都已证实有效。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学生一旦上学，如何提升他们的学习质量？一个特别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方法，是提供小额奖学金给成绩优异的女孩。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在肯尼亚主持了一项研究，该研究调查了改善教学质量的六种不同方式，小至免费提供教科书，大至学生赞助计划。其中最能提升学生考试成绩的方式，是规定参加六年级考试的女生只要排名前15％就会得到19美元的奖学金。19美元就能让她们继续读七、八年级，同时，在大会中得到表彰也是莫大的荣誉，女孩们个个受到激励。发放奖学金的学校是随机挑选的，而这些学校女生的学业表现明显比对照学校的女生优异——甚至连能力较差、实际上没什么机会赢得奖学金的女生，也表现得比对照学校的女生优异许多。男孩也表现较好，显然是因为女生带来的压力，或是不想忍受成绩落后的羞辱。
这种援助计划都已被证明有益，但不是所有援助计划都得到了同等对待。过去几年来，增加对外援助的呼吁遭到过集体反对。纽约大学教授、世界银行的资深人士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就是这样一个怀疑论者。他认为救援物资常遭到浪费，而且有时候造成的伤害大于好处。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者，他不屈不挠地热情呼吁，希望有更多援助用于打击疟疾和艾滋病以及帮助一些国家摆脱贫穷，他的著作却受到伊斯特利尖刻的嘲讽。也有其他经济学家指出，一国得到的救援多寡与促进该国的发展程度之间，很难找到任何相关性。如同经济学家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和阿文德·苏布拉马尼安（Arvind Subramanian）于2008年在《经济及统计报告》（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的一篇文章中所说：一国得到的救援资源多寡与促进该国的经济成长之间是否有正面（或负面）的关系，我们没找到多少有力的证据。我们也没找到证据显示，在较佳的政策或地理环境中，救援工作会效果更好，或是某些形式的救援比其他的来得有效。
我们非常崇拜U221的主唱波诺（Bono），他孜孜不倦地支持非洲的救援活动，也了解其中的细微之处。他谈论扶贫政策很有针对性，就有如他唱歌那么动听。但是2007年，当波诺在坦桑尼亚的一场国际会议中发表演说时，一些非洲人起哄，坚称非洲需要的不是救援，他应该少管闲事。乌干达人安德鲁·姆温达（Andrew Mwenda）也抱怨“国际善意鸡尾酒”的灾难性后果。肯尼亚的詹姆斯·席瓦提（James Shikwati）甚至曾向西方捐助者恳求：“看在上帝的分上，请你们住手吧。”
这些怀疑论者的某些论点是有道理的。任何在非洲旅行的人都看得出来，援助要执行得当，通常比人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2000年，在尼日利亚举行的世界卫生会议设定了一个目标：为预防疾病，在2005年之前，要让60％的非洲小孩用上蚊帐。而现实情况是，到2005年，只有3％的小孩用上了蚊帐。也有人提出比较合理的顾虑，认为救援活动使得非洲国家的汇率上涨，削弱了当地企业的竞争力。
甚至连简单的介入，比如防止艾滋病病毒在分娩时发生母子垂直感染，想要执行得当，也比任何一个坐在扶手椅里的美国人所能想象的还要困难许多。一份四美元剂量的“卫滋”，就能让新生婴儿免于感染，因此这种介入方式被称为“公共卫生的低垂果实”。但是就算孕妇接受艾滋病检测，就算她到医院生产，就算医院备有“卫滋”而且在第一时间帮她注射，就算院方教导她不要以母｜乳喂养婴儿以免病毒通过母｜乳传染，就算院方免费送婴儿配方奶粉给这名母亲，并且教导她如何给奶瓶消毒——就算做到以上所有准备，这套预防系统也往往失败。许多妇女出院回家时，就直接把奶粉丢在医院外的树丛中。为什么？因为妇女生活在非洲村庄里，如果用奶瓶喂奶——其他村民会立刻发现她们得了艾滋病，她们就会受到排斥。
虽然赋予女性权利对于克服贫穷至关重要，但这也是救援工作中特别艰难的一个领域，需要一点一滴地改善当地社会的文化、宗教和家庭关系，而我们外人往往不能充分了解这些。我们有位朋友参与了联合国在尼日利亚的一项赋予女性权利计划，他的经验具有切实的警示作用。在尼日利亚的这个地区，妇女种植树薯——这是当地的主食，有多余的她们还能拿到市场出售。妇女有树薯可卖时，口袋里就有钱可支配，于是救援工作者想到一个妙点子：要是给她们更好的树薯品种，她们就有更多收成可以去卖，这样一来就会赚更多钱，花在家庭上。我们那位朋友如此描述接下来发生的事：当地女性原本种植的树薯品种是每公顷出产800公斤，我们引入了另一个品种，结果每公顷出产了三吨，这带来了一场大丰收，但是接着也带来了一个大问题。种植树薯是妇女的工作，男人不会来帮忙。但产量太大了，妇女没时间收，也没能力处理。
于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