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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阿弗纳后来对他父亲所说，这一次没有人提议开车载他去见总理。
退休的父亲一定听到了风声，虽然他对细节并不清楚。“我听说你干得很漂亮。”当阿弗纳走进花园时他说。“我听见他们认为你是个宠儿。”
“是的，”阿弗纳回答道。“他们是这样认为的。”
他父亲突然抬起头来。“你不这样认为吗？”他问道。
阿弗纳摇摇头。“我不知道。”他回答道。
“没关系。”他父亲停了一会，说。“别担心你怎么想，别担心你的所作所为。今天你成功了，那就享受他们给你的荣誉。立刻享受。今天他们是愿意给你的。
“明天，就忘了吧。明天你什么也不是。”
“我不想要他们给我的东西，”阿弗纳回答道。“他们什么也给不了我。”
他父亲在椅子上坐直身体，“听我说，”他说。“你以前没听我的，但现在请听我的。虽然情况比较糟糕，但你很走运。今天你终于有了一个机会。”但这是你惟一一次机会。只在今天才有这个机会。明天他们就把红宝石锁起来了。他们甚至不会来向你打一声招呼。你坐在这里等电话，可是这个电话永远不会来。”
“但如果我不想要他们的红宝石呢？”阿弗纳问道。“如果我对他们的电话不感兴趣呢？”
他的父亲看着他，长叹了一口气，似乎突然兴趣索然。“你不明白，”他说，与其说是对阿弗纳，还不如说是对他自己。“你要像别人一样，必须亲身经历之后才能明白。但那时就太迟了。”
虽然他的父亲没再说什么，但阿弗纳认为他能想象得出他一直痛苦不堪的原因。他后来的妻子威尔玛一年前去世了。她是在病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后去世的。据阿弗纳父亲说，在他当间谍被关进大牢时，她就开始感到身体不适了。但是，她不是以色列人——她甚至不是犹太人——所以没资格享受医疗保险，接受免费治疗。他的父亲不得不为她支付医疗费。很显然，医疗费非常昂贵，花去了他的报酬的绝大部分。这笔报酬是他完成了那次著名的任务后得到的。尽管父亲为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仍然不愿意拿出一分钱。
阿弗纳不是从他父亲那里得知这些的。跟往常一样，除了那些含含糊糊、痛苦辛酸和一般性的评论之外，他什么也没告诉阿弗纳。是阿弗纳见到他的母亲后，母亲告诉他的。她去参加了威尔玛的葬礼。除了父亲和一些集体农场的农民之外，她是威尔玛下葬时惟一在场的人。阿弗纳想，这不仅仅是个讽刺，而且还很古怪。
母亲理解父亲对“他们”的怨气，但想法跟他不同。在这个四周被围的小国里，每个人都在冒险。许多家庭在战争中也失去了父亲、母亲、儿子和女儿。如果你必须对每个做出牺牲的人给予特别认可的话，那么你对其他男人和女人也必须这样。“普通”工作和“特别”工作的区别是什么？开坦克跟当特工同样容易牺牲，甚至更为容易。如果每个人都例外，那这个国家就要崩溃了。“你是以色列人，你尽你的义务。”阿弗纳的母亲说。“你别指望回报。犹太人有了一个国家，这就是对你的回报。”
“威尔玛不是以色列人。”阿弗纳说。
“她做了她必须做的事情。”母亲冷淡地说。“我做了我必须做的事情。你以为很容易吗？我得到了什么回报？听着，我也没要什么回报。”
“母亲，你是个圣人。”阿弗纳同情地说。
“你什么意思，圣人？你说的什么话？仅仅因为我跟你父亲意见不一致就是圣人？”
“父亲当然不是圣人。”阿弗纳说。“他惟一的毛病就在这里。而你是圣人，你惟一的毛病也在这里。”
然而，对他母亲无礼也无济于事。事实是，在他的思想里，阿弗纳仍然认为，他的母亲是对的。她的标准是正确的。阿弗纳——或者他的父亲——没有达到这些标准不是母亲的错。
或者，推而广之，不是以色列人的错。
5月末，阿弗纳回到纽约。那时他在思想上已经作出了决定，但在上次简短的会议上，他什么也没对伊弗里姆说。那次会议离阿弗纳的航班起飞只有几个小时。“离开一段时间，好好休息一下，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伊弗里姆对他说。“你回来后我们再谈下一次任务。”
“好吧，”阿弗纳含含糊糊地回答。“我们谈一谈。”
实际上，他想谈话的那个人不是伊弗里姆，而是肖莎娜。他回到纽约的第一个晚上确实跟她谈过。“你在美国住了两年了，”阿弗纳对她说。“你喜欢这里吗？”
“喜欢，”肖莎娜说。“我喜欢这里。”
“你想家吗？”
“想，”肖莎娜回答道。“你不想吗？”
“我既想又不想，”阿弗纳说。“但我再也不想住在以色列了。我希望我们——也许可以住在美国。你觉得呢？”
“你的意思是，移民？永远住在这里？”
“是的，”阿弗纳回答道。“我就是这个意思。”
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一种罪恶感向他袭来，肖莎娜一定也是这样。他们两个人都是以色列人，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他们移民，跟瑞典人或者意大利人移民还不一样。换一个国家，放弃一个国家的公民身份而变成另外一个国家的公民，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而对一个以色列人来说，这个决定就更为重大。它不仅仅是向另外一面国旗致敬，说另外一种语言，或者向另外一群官僚纳税。对以色列人来说，这就意味着回到了散居状态，意味着抛弃了犹太人的家园，背弃了成千上万死去的犹太人的信念。千千万万的犹太人每天仍然面临着死亡。这就意味着在敌人面前逃之夭夭。
然而，到1975年5月末，阿弗纳已下定决心移民。
这时只有肖莎娜才能使他改变主意。
“就是说，我们不再是以色列人了？”她问。
“不是，”阿弗纳摇摇头。“我们是以色列人。我们怎么可能不再是以色列人？如果有战争之类的，我会搭乘第一趟航班回去。相信我。”
肖莎娜耸耸肩。“我知道，”她说。“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谈的是别的东西。”
她是对的。阿弗纳知道她是对的。如果爆发战争，很多人会搭乘第一趟航班回去，还不仅仅是以色列人。移民确实还意味着别的东西，跟紧急情况下一个人会不会维护以色列的利益无关。
“我知道，”他对她说。“我就是不想回那里居住。我说不清原因。它与国家或者……理念之类的没关系。”
肖莎娜看着他。“跟你的工作有关系吗？”她问道。
“也许。”
“我不是要问你一些问题，”肖莎娜说。“但是如果我们要决定的话，我们现在就决定吧。”她看着在摇篮里熟睡的女儿。“在葛拉上幼儿园之前就决定好。我不希望她在两个地方长大。至少应该让她要么住在这里，要么回去。”
正是肖莎娜这句话让阿弗纳意识到，让她作出这个决定有多难。
“我们不一定住在这里，”他对她说。“我说的是真话。如果你希望我们回去的话，我们就回去。”
“不，”肖莎娜说。“我觉得留在这里比较好。”
真正作出决定的时候是阿弗纳从特拉维夫回来的那天晚上，尽管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他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阿弗纳还没有把不想干的想法告诉官方。至少没有去移民局，或者给伊弗里姆写辞职信。在他看来，他没有什么好辞的了，两年半以前就辞了。
然而，他准备在布鲁克林租一套更大的公寓，两个月的定金都交了。为了给肖莎娜一个惊喜，他还买了一些非常时髦的斯堪的纳维亚家具。他知道她一直非常想在客厅里放上这么一套家具。买下这套家具，他的钱也差不多用完了。
“我们怎么买得起这个东西？”阿弗纳带着她去商店里看他挑选的咖啡桌和沙发时，她这样问道，眼睛因为兴奋而睁得大大的。
“别担心，”阿弗纳回答道。“我们买得起。”
阿弗纳还没来得及搬进那套大公寓里，新家具还没有送来，伊弗里姆的电话就来了。“假期怎么样？”伊弗里姆用希伯来语问道。阿弗纳立即听出了他的声音。
“你在哪里给我打电话的？”他问道。
“我在纽约，”伊弗里姆说。“我想跟你见个面。”
“当然可以。”阿弗纳回答道。“你为什么不来我这里？”
“不，不，”伊弗里姆说。“我不想去你府上打扰你。你为什么不来酒店？”
他们说好第二天早上在酒店大堂见面，这样阿弗纳就不用问伊弗里姆他这次用的是什么名字了。虽然肖莎娜的电话不可能被录音，伊弗里姆毫无疑问是从公用电话亭里打的，时刻警惕已成为他的习惯。
“很高兴见到你，”第二天，他们坐在酒店里那间狭小褪色的房间里，伊弗里姆这样说。“你看起来休息好了。哦——还有一个活我们想让你去干。”
他并不感到吃惊。阿弗纳头一天想了一个晚上，最后得出结论，伊弗里姆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才想跟他在纽约谈一谈的。
怎么回答，他也预先打好了主意。他还没有做好立即就干的准备。事实上，他在找借口。
“这是个什么活？”他问道。“跟以前那个一样吗？”
“不一样，”伊弗里姆说。“跟那个完全不同。”他那个让人发疯的习惯仍然没有改变。阿弗纳从第一次见他起就记住了这个习惯。他把一张餐巾纸举到脸上，阿弗纳以为他要擤鼻子，结果却什么也没干。“完全不同。首先，在不同的大陆。南美。”
阿弗纳一言不发。
“惟一相同的是，”伊弗里姆继续说，“你不能带家属。就这个。但我们会安排你，呃，两三个星期回一次家，或者每七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