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罗尔纲借宿于胡适在上海极司菲尔路的寓所，他后来回忆说：“7月的一天，下午二时后，突然听到一阵楼梯急跑声，我正在惊疑间，胡思杜（胡适之子）跑入我房间来叫：‘先生，快下楼，梅兰芳来了！’他把我拉了下楼，胡思猷、程法正、胡祖望、厨子、女佣都早挤在客厅后房窥望。思杜立即要厨子把他高高托起来张望。我也站在人堆里去望。只见梅兰芳毕恭毕敬，胡适笑容满面，宾主正在乐融融地交谈着。”
1932年11月，鲁迅从上海回北平探母亲病。后来发表的鲁迅日记、鲁迅书信中，都没有鲁迅与胡适见面的记载，但罗尔纲却回忆说：“思杜告诉我，有一次，那是个冬天，鲁迅来北京，到胡适家探访，在将进书房时边笑边说：‘卷土重来了！’思杜赶着去帮他接大衣。胡家来客，有多少显贵，我从不闻说过他给哪一个接大衣。”
金岳霖说：“我至少是从1914年起就脱离了亲戚的生活，进入了朋友的生活。”
1923年，鲁迅说：“我交际太少，能够使我和社会相通的，多靠着这类白纸上的黑字，所以于我实在是不为无益的东西。”和这段话相呼应的是鲁迅在当年给李秉中的信中开出的一个作息时间表：“午后一至二时，在寓。三至六时，在教育部（亦可见客）。六时后，在寓。星期日大抵在寓中。”而十多年后，鲁迅定居上海时，情况已今非昔比了，他在一封信中说：“我到上海已十多天，因为熟人太多，一直静不下，几乎日日喝酒，看电影。”
1932年11月，鲁迅回北平探亲期间，写信给许广平说：“我到此后，紫佩，静农，霁野，建功，兼士，幼渔，皆待我很好，这种老朋友的态度，在上海势利之帮是看不见的。”几年后，鲁迅致信曹聚仁：“我还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
1926年的一天，胡政之和张季鸾来天津找吴鼎昌，这本是一次友人间的聚晤。仨人闲步街头，路过不久前倒闭的《大公报》门口，见双门紧闭，金字招牌尚高悬门额，吴鼎昌对胡政之说：“这是你抱过的孩子，你不想救救他吗？”胡答：“你如果有意思，我当然愿意再当一次保姆。可惜我缺少一碗‘救济汤’。”吴说：“钱不成问题。难得季鸾也在这里。咱们就凑合起来吧。”三人一捏咕，当即商定由吴筹资五万元，盘下《大公报》，胡、张来经营。
后来，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并称《大公报》三巨头，又有一说《大公报》是吴的钱，胡的人，张的笔办起来的。这张起步于1926年的新记《大公报》，也成为此后二十多年间在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一家民营报纸。
张季鸾与蒋介石关系不错，他在任何场合提及蒋介石，不叫蒋委员长，也不叫老蒋，只一种称谓——蒋先生。但他与蒋交往并非无原则，他曾向一位《大公报》同事谈起：“蒋先生要我到香港去一次，送我5000美金，并且说，钱不够用，还可以在香港就地去拿，把用钱的地方都指定了。您想我怎么能去呢？怎么能用他的钱呢？”
1927年8月22日，郁达夫时在上海，当晚去参加一个聚餐会，第一次见到冰心，郁达夫说：“（对）她的印象，很使我想到当时在名古屋高等学校时代的一个女朋友。”
1928年夏天，郁达夫作避暑之北游，8月29日的日记说：“午后上平则门外去散步，走到了四点回来。睡了一忽，精神恢复了，出去吃晚饭，遇见了许多在北平的教授及文士。大约此后一礼拜中，当为他们分出一部分工夫来，作互相往来，倾谈，同游之用。”
钱穆和胡适曾为北大同事，其间钱穆曾数访胡适，而胡适只回访一次。
钱昌照与宋子文私交甚好。他说：“宋子文是一个典型的欧美派，在家里都是用英文交谈。不过我每次到他家，坚持说中国话，不说英文。”“抗日战争中，在重庆时，沈性元带儿子士湘住歌乐山，我每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一早晨回到重庆。星期一、二、三、四、五、六早餐，我总在怡园宋子文家吃，所有的事情他总与我商量，我有重要的事也跟他商量。”
章太炎曾称陈宦为“中国第一号人物”。章去世后，陈说：“从此世间无知我之人，太炎知我，我也知太炎。陆建章说太炎作一篇文章，胜过十万兵马，这是对太炎的轻视；我认为太炎一语，足以定天下安危！”
梁漱溟生于1893年，20多岁即成大名。他回忆说：“1920年一个夏天，梁任公（启超）、蒋百里（方震）两先生由林宰平（志钧）先生陪同来我家访我，以前辈而枉顾我一后学，这是我与两先生彼此交往之开始。”
1927年，蒋介石与唐生智在长沙见面，蒋提出与唐结拜，被唐拒绝。唐说：“结拜也靠不住，从这次湖南大变动中，我摸透了，过去和我拜过把子的人，口里喊哥哥，手里摸家伙。拜把兄弟干起来，比外人还狠一些。”
1919年，梁漱溟在北大接到熊十力从南开中学寄来的明信片（熊写信习惯用明信片），此前梁曾发表一篇佛学论文，说熊为“此土凡夫”，对佛学不懂，批评佛法使之流荡失守等等。熊在明信片上说：你写的《究元决疑论》，我读到了，你骂我的那些话却不错，希望有机会晤面仔细谈谈。两人自此“不打不成交”，历四十余年之久。相反的例子是章士钊，梁曾一度崇拜章，“但一见之后，即有令我失望之感。我以为当国家多难之秋，民生憔悴之极，有心人必应刻苦自励，而先生颇以多才而多欲，非能为大局而负责之人矣。其后细行不检，嫖、赌、吸鸦片无所不为，尤觉可惜。”
画家吴湖帆家“座上客常满”，郑逸梅也是常客之一，他说：“我在他寓中，认识了刘海粟、汪亚尘、张大壮、吕贞白、许姬传等。”
冒辟疆的后人冒鹤亭交游极广，在当年，通信是一种重要的交游方式，冒所收信函都留着，按照省份分别收于纸袋中，后累累成堆。
北洋政客田文烈晚年居京津，生活优游闲适。他写给某位友人的一封信可以为证：“请公于明日中午12点钟前，枉莅寒舍便饭，饭后同往公园赏芍药，随至中和听剧。李桂芬两出《十八扯》、《赶三关》，林月霞一出《白水滩》，皆甚佳，不可不早到。同座为吕生次溪，无外客也。”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在武汉组建了一个由陶希圣负责的“艺文研究会”，出版《政论》杂志，史学家何兹全任主编。陈独秀常给《政论》写稿，何兹全与陈独秀常在一些场合碰面，两家便有了来往。何兹全后来回忆说：“1942年后，我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工作时，他（陈独秀）住在重庆上游的江津。他在《时事日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论说国内国际形势，上篇刊出来了，下篇被扣压不许刊登了。我很想知道下篇的内容，写信给他要。他给我回信，好大的口气，他说：‘我叫张国焘给你寄，他没寄？’这以后通过几次信，讨论过一些问题。”1910年出生的何兹全得享百岁高龄，他说：“我是现在活着的人中唯一见过陈独秀的人。”
翦伯赞与陶行知是知交。陶不吸烟而翦则是烟鬼。某日，美国友人赠陶一听骆驼牌烟，陶用纸包好托人转赠翦伯赞，并附诗一首：“抽一支骆驼烟，变一个活神仙。写一部新历史，流传到万万年。”
张治中与陈布雷一度是侍从室的同事，交情很深。陈体弱失眠，工作繁重，总给人一副愁眉苦脸的印象。张治中则设法减轻他的压力。一次在成都，两人同住一处，某日上午，张治中对陈布雷说：“带你去调整调整！”陈布雷说：“大哥，我们到哪里去？”张说：“你跟我走好了。”张治中后来回忆：“这一天，我带他吃成都有名的小馆子，逛少城公园，喝了茶，又看了电影，混了大半天，他感觉愉快得很，笑容可掬。我问他：‘好吧？’他说：‘好！’以后他常希望我带他‘调整调整’。”
徐志摩去世后，冰心致信梁实秋说：“他（徐志摩）生前我对着他没有说过一句好话，最后一句话，他对我说的：‘我的心肝五脏都坏了，要到你那里圣洁的地方去忏悔！’我没说什么，我和他从来就不是朋友，如今倒怜惜他了。”
15．恩怨
1934年3月16日，季羡林日记记：“晚上同（李）长之访叶公超，谈了半天。他说我送给他的那篇东西他一个字也没看，这使我很难过。”第二天的日记写道：“心里老想着昨天晚上叶公超对我的态度——妈的，只要老子写出好文章来，怕什么鸟？……我已经决定：叶某真太不通，我以后不理他的了，真真岂有此理，简直出人意料之外。”又记：“晚上同长之访老叶，（他）明明在家里，却说出去了，不知什么原因。真真岂有此理。”
1929年春天，鲁迅从上海回北京探亲，在孔德学校碰见老熟人钱玄同。钱见鲁迅的名片上仍印着“周树人”，便笑问：“原来你还是用三个字的名片，不用两个字的。”因钱曾以“疑古玄同”为笔名，故鲁迅答：“我的名片总是三个字的，没有两个字的，也没有四个字的。”说过这句话后，鲁迅便不再搭理钱玄同。鲁迅在《两地书》中对此的叙述是：“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指钱玄同），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
蒋介石召集庐山会议时，胡愈之曾写诗讥讽与会者胡适：“溽暑庐山盛会开，若干名士溯江来。且看吾家胡博士，慷慨陈词又一回。”胡适答云：“哪个猫儿不叫春，哪个蝉儿不叫夏。哪个蛤蟆不夜鸣，哪个先生不说话。”
1923年，奉天陆军举行演习，郭松龄是校阅委员会委员，张宗昌的部队接受校阅。演习中，张嫌条件恶劣，在一间破屋子里休息时，蹲在炕上边喝酒边骂：“他妈的，这是哪个龟孙的计划，弄得我们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