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王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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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王阳明- 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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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萼以一副委屈万状的语调说:“这又不是我扣的帽子,而且这也不是帽子啊,你老师就有这样的行为,皇上最忌讳的就是这种行为。”
  方献夫发现桂萼脸上升起一股无耻的神韵,便冷冷地质问桂萼:“那准备怎么惩罚王阳明?”
  桂萼恨恨道:“先削了他的爵位再说。”
  方献夫终于不能忍住他对桂萼的鄙视,狂笑道:“抚招田、思二州,未动政府一兵一卒;平定断藤峡和八寨,未费财政一文钱。有功如此反而严惩,你们就不怕天下人耻笑?”
  桂萼这种人根本不怕天下人耻笑,所以他气定神闲地站着。
  方献夫死盯着他的眼:“桂大人,这桩公案,不用说日后,就是今天的史官该如何书写,你这不是给史官出难题吗?!”
  桂萼换了一副腔调:“即使不罚,也不能赏。”
  方献夫又是大笑:“尔等的目的恐怕就是如此吧!”
  桂萼冷漠地看着扬长而去的方献夫,吐出了两个字:“不错。”
  对王阳明深表同情的人都会谴责桂萼包括杨一清的行为,但如果让桂萼为自己辩护,他的辩词足以让人心服口服。他举荐王阳明的终极目的是突袭安南,而不是揍几个小盗贼。王阳明没有按他的意愿行事,这让他很下不来台,即使他的想法没有几人知道,他还是认为王阳明蔑视了他的权威。一个权谋家最憎恨的就是:你根本没有资格蔑视我的权威却蔑视了,那你就是我最大的敌人。
  如果用王阳明的良知学来解读桂萼,桂萼的良知已被权力和威严这些外在的物质所遮蔽。他明知道那样做对王阳明不公正,却非要去做,这就是知行不能合一,也就是不能致良知。桂萼的人生准则和活在人世的许多人的人生准则一样——唯利是图。
  张璁的人生准则不一定是唯利是图,但也绝不是良知。他也明知道王阳明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可当方献夫来找他希望他能站在良知一边时,他转身了。他发现桂萼扣到王阳明头上的那顶帽子非比寻常,想要为王阳明摘掉这顶帽子要远比不管不问容易得多。他对方献夫说:“事已至此,已无办法,还是听天由命吧。”
  方献夫这一天来听到的奇谈怪论太多,几乎要精神崩溃,他呆若木鸡,愣愣地看着张璁。张璁没有看他,事情好像已成定局,王阳明等待的不是奖赏而是惩处。
  方献夫和他的师弟们当然不能眼睁睁看着老师走向灰暗的前途,他们四方奔走,最终得到了杨一清的同情。杨一清表示:“不赏也不罚。”这并非是杨一清良知光明了,而是他知道王阳明不可能再来京城,痛打落水狗对他毫无意义,可能还会落个骂名,所以他做了个顺水人情。
  而正当王阳明的弟子们要感谢他时,王阳明又给这群弟子们出了个难题:他未得到任何命令,擅自离开广西回浙江了。
  桂萼兴奋得一跳三丈高,叫嚣道:“如果再不惩治王阳明,国法何在?!”
  王阳明的弟子们大为懊恼,他们远在京城,恐怕永远都不知道此时王阳明老师面临的境况。王阳明不能不离开,他已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有一点值得补充,王阳明不能来京,表面上看,杨一清和桂萼是罪魁祸首,实际上他们只是推波助澜,真正的问题在朱厚熜身上。
  朱厚熜开始时想要王阳明来京,那是因为他有大麻烦,杨廷和把他压得抬不起头。但他在“大礼议”中胜出后,他很快就摆正了自己的立场:王阳明不能来京。根由是,同行是冤家。
  朱厚熜是个自以为是的半吊子儒家知识分子,他年轻时曾受过儒家专业教育,做了皇帝后喜欢经常推出自己的思想,当然,他的思想还是在朱熹理学中打转转。在身边一群擅长阿谀奉承的人全力吹捧下,朱厚熜断定自己哲学的造诣已深厚到难以想象的境界。
  1526年,朱厚熜用他有限的智慧写下了哲学文章《敬一箴》,被翰林院的那群腐儒吹捧为“帝王传心之要法,致治之要道”的人间天书。朱厚熜马上扬扬得意地让工部建敬一亭,并命令翰林院摹刻于北京和南京的各个学院以及地方学院的校门前。两年后,当王阳明在广西等待他的召唤时,敬一亭建成了,群臣争相祝贺,朱厚熜沾沾自喜却还是装出少有的谦虚说:“我也只是学有粗得,但这却是我自己所悟的哲学,非比寻常。”
  实际上,他的所悟是照着朱熹画瓢。他既然画瓢,当然绝不能容忍别人居然能制造瓢。王阳明的心学就是王阳明自己制造出来的瓢,朱厚熜对王阳明显然有羡慕嫉妒恨的情结。他不但嫉妒王阳明,而且嫉妒所有和自己的哲学有抵触的学说。1529年农历三月,有臣子献上《大学中庸疑》,朱厚熜暴跳如雷,说:“朱老夫子的东西你都敢疑,给我烧了。”
  有这样的皇帝,自得之学的王阳明心学显然不会受到礼遇,连带着王阳明也就不会受到朱厚熜的青睐。
  这是王阳明的不幸,也是整个中国文化的不幸。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王阳明大概是1528年农历十月末离开广西的,一路走得异常缓慢。有两个原因:其一,他的身体状况实在不能适应远途劳顿;其二,他还是抱着一丝希望,他希望能等到皇帝的关心和许可他退休的命令。遗憾的是,当他已进入江西地界时,还是什么都没有来。
  在王阳明人生最后也是最宝贵的时光里,他仍不忘谆谆告诫弟子们要好好“致良知”。他强撑着病体给他的弟子聂文蔚写信,申明“事上磨炼”的真谛。他说:“人做学问,一生也只是为了一件事。自小到老,从早到晚,不管有事无事,也只是做这一件事,这件事就是致良知。所谓‘事上练’也不过就是‘致良知’,但这里有个诀窍,要勿忘勿助,不要忘记你时刻要致良知,但也不要拔苗助长。致良知是个循序渐进的生命过程,要一步一步来。伟大的都城北京不是一天建成的。我们必须要遵循下面的原则:事情来的时候,尽我的良知应付。没有事情来的时候,也不要去找事,只要在心上时刻想着致良知就对了。”这就是古典儒家所谓的“必有事焉”,在你心上,一定会不停地有事,而这个事就是光明你的良知。事上磨炼,并不一定非要没事找事,当你静坐并光明你的良知时,这也是事上磨炼。
  他又给他在浙江老家的弟子们写信,信中总是在追问弟子们的学业是否有进展,同时谈到了他的病。弟子回信说很担心他。他苦笑了一下,当他到达江西梅岭时,世间所有的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王阳明意识到这不是好现象,他对一直从广西跟随过来的弟子王大用说:“你知道诸葛亮托付姜维的故事吗?”
  王大用马上哽咽起来,他不敢去看王老师那张已变成青紫色的脸,拼命地点了点头。王阳明咳嗽了一会儿,似乎是用了浑身的力气吸了一口气说:“两广地区稳定性差,想要真的太平无事,必须要以良知对待本地居民,将心比心,否则还会大乱。”
  王大用明白,王阳明用诸葛亮临死前托付姜维的故事是明示他:两广将来就靠你了。可王大用没有姜维的能力,几年后,广西再度爆发民变,王阳明那时已在天上,只有叹息的份了。
  王大用此时此刻想的只有一点:“老师快不行了。”他向王阳明告辞,去找木匠加班加点地打造棺材。
  1528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五,王阳明乘船抵达南安。岸上已有多名弟子在等候他,但他没有上岸。并非他不想上岸,他现在最想做的事就是舍筏登岸和弟子们探讨心学。可惜,他几乎已到了寸步难移的地步,只能萎靡不振地躺在船中。他的弟子、南安地方官周积和张思聪被叫到船上,两人一见王老师的模样,鼻子一酸,流下泪水。
  王阳明缓缓地摇头,说:“不要这样,你们近来的学业如何?”
  周积擦了擦眼泪,简单地说了说自己在工作中如何致良知,王阳明微合双眼,听了一会儿就缓缓地点头。
  张思聪已不知该说什么,憋了半天,才声音打战地问:“老师身体还好吧?”
  王阳明挤出笑容来,正要回答,一阵剧烈的咳嗽袭来。周积和张思聪急忙上前,一个轻拍他的背,一个则安抚他的胸口。王阳明好不容易才停了下来,用尽全身力气说道:“所以还没有离开你们,只是一口元气在。”
  周积像个孩子一样哭出声来,王阳明握住他的手劝慰他说:“不必难过,要时刻注意学问的增长。”
  说完这句话,王阳明就闭上了眼睛,呼吸悠长。人们小心翼翼地划桨,桨拍到水上无声无息。船好像自己在前进,拖着旖旎的水光静静地驶向天堂。
  直到此时,王阳明才第一次有时间追忆他的人生。他的这一生应该是无怨无悔的,年轻时他曾纵容自己的性格去做那些被别人所讥笑的事,他在精神上的艳遇让他早年的内心世界放荡不羁。一个人如果在年轻时代不释放自己最本真的性格,他这一生将是不完美的。因为人到中年,就必须负起社会所赋予他的责任。这个时候,就需要内敛,有时候应该委曲求全,有时候应该忍辱负重。无论是年轻时的浮夸还是中年以后的老成,王阳明都做得很好,因为他在凭良知做事。
  他创造了很多人都不可能创造的人生成绩,散发了很多人都不可能散发的光辉,他的人生价值得到了最极限的体现。完美的人生,就应该是这样:尽可能在良知的指引下创造引以为傲的人生价值。
  1528年农历十一月二十八夜,王阳明从一个美得出奇的梦中醒来,他问弟子:“到哪里了?”
  弟子回答:“青龙铺(今大余县青龙镇赤江村)。”
  王阳明又问:“船好像停了?”
  弟子回答:“在章江河畔。”
  王阳明笑了一下:“到南康还有多远?”
  弟子回答:“还有一大段距离。”
  王阳明又是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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