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对，可您为什么率先高呼他呢？”
“唉！你有所不知，”袁世凯无可奈何地叹口气说，“这个孙文，就是会胡吹胡侃，你没听他当时吹得天花乱坠，说十年之内筑修铁路二十万里。他这不是胡侃吗！我袁某是干什么的！还不懂他那点心想，如果我不用‘孙文万岁’打断他，他止不定一会儿又要演讲开飞机厂呢！如果他想开个造飞机厂，我怎么办？不答应，那是驳他孙文的面子；答应他？像他这种人，是靠耍嘴皮子，就他那张嘴，说话真跟放大炮似地，嗵嗵嗵地乱放一通，过去听说别人叫他孙大炮，我还民懂，由今天一见，真是再贴切不过了，如果让他真当上大总统治国建军，说不定给带到什么境地上去呢……”
“大总统真高明！”赵秉钧直点头，他对袁世凯的剖析，佩服的是五体投地。
从此之后，孙大炮的外号在北洋内部也传开了，袁世凯每每回忆此事，嘴角都会泛起一丝轻蔑地笑。
“咳咳咳~”门外有人轻咳几声，打断了袁世凯的回忆
袁世凯问道：“什么人在外面？”
外面的人答道：“属下尹天仇，有要事向大总统禀报。”
“进来！”袁世凯坐正了身子，唐天喜也知趣地躲到屏风后面去了
尹天仇身材高大，面貌英俊，充满了阳刚之气，与阴柔的唐天喜显然是两个极端。他啪地向袁世凯敬了一个礼，说道：“探子密保，东北的徐天宝近日到了天津，据查是应梁启超之邀前去赴宴。”
袁世凯嘿嘿一笑，说道：“我知道了，继续监视，徐天宝~！？这个小子比泥鳅还滑，比狐狸还狡猾！”
尹天仇直了直身子，说道：“让属下去杀了他。”
袁世凯一瞪眼，喝骂道：“放屁，杀他？当年我~~当年日本人暗算他不成，结果国内莫名其妙地毁了一批工厂，你比日本人还能？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杀了他一个又怎么样？那几十万东北军你能对付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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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梁启超在天津的住所是一桩小洋楼，新建楼房有个性，与周围景观谐调，兼顾艺术性和实用性。楼房的主体建筑为砖木结构带地下室的二层楼房，由意大利建筑师白罗尼殴设计，楼的正面有三连拱门洞，两侧为石台阶，当中一个蓄水池。整幢楼线条流畅，典雅浪漫，一楼设有大厅、书房、资料室、会客厅，二楼为居室、客房、餐厅，为意式建筑，但折中主义风格明显，设计也富有个性，这与当时欧洲的流行设计风格有关。
徐天宝在梁家仆人的带领下来到客厅，梁启超起身迎接，开门见山的说道：“我听闻徐公早年留学西洋，不知道是哪一所大学？”
徐天宝笑道：“那时候我在美国也是半工半读，无非是偷入这所大学听一节课，或是混入那所大学听一节课罢了~！主要学到了一些军事和国际政治的学问，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是不敢不读的，还有一些关于日美、中日关系的史料和论文，期间读了一些叔本华和黑格尔著作~当然，先生的《少年中国说》也曾有幸拜读过。”
梁启超频频点头，饶有兴趣地说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看来徐公涉猎颇广，读这么多的书，究竟是为什么？”
徐天宝笑道：“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此言一出，梁启超心中一热，但脸上依然古井一般沉静。“哦，余斗胆问徐公，怎样才能救中国？谁才能救中国？袁项城呼？孙文呼？立宪呼？共和呼？”
241第三股势力
徐天宝答道：“恕我直言，袁世凯也罢，孙文也罢，都难堪大任。”
梁启超依旧古井无波地问道：“愿闻其详。”
徐天宝答道：“这一次改朝换代，与历史上所有的改朝换代都不一样，那不单单是重打锣鼓重开台的问题，而是这个国家进入了一种没有现成经验的局面。未来对于国家以及他个人来说，都是前途未卜。一个人，处在这样的新旧交替时期，面对眼前的庞杂和混乱，既无法拿出道德和宗教来凝聚人心，也无法用理想和行动让人们振奋，更不愿用自我牺牲来平息矛盾，那么，他所依赖的，只是千年来固有的旧手段。用权谋和心机来对付眼前的一切，他当然会显得捉襟见肘了。袁世凯就是这样一个深晖旧式朝廷争权夺利，但是对新的政治架构显得有些茫然和不知所措的旧官僚。”
梁启超没有搭话，只是静静地听着
徐天宝继续说道：“难道先生没有发现？比起革命之前，所有的事情似乎变得越来越复杂，那些地方上的都督们，越来越不听从中央政府的号召，在《临时约法》下，中国实际上已变成各省联邦的形式，各个省以完全自治的姿态出现，无意放弃已得到的特权，包括统率军队的权力，截留税收、选任省级和省内地方官吏的权力等。这种状态部分是由革命环境所造成的，因为革命是采取分权，反对中央集权，各省在革命之后的自治，被认为最符合国家的利益。除了政治上的难以控制以及经济的重压之外还有道德的沦丧、纲常的崩溃以及社会陷入一种不明方向的困窘……一方面是沿海沿江各大都市的畸形繁荣，一方面是内地农村的贫寒破败。贫富的差距，以及在知识和文化上的隔膜，越来越大。因为纲常崩溃，年轻人变得越来越无法无天；党禁解除之后，被压制几个世纪组织政党和社团的热情，顷刻之间喷涌而出，民国刚建立的头数个月，一下子就冒出了几十个政治团体，似乎每一个人都想占山为王，他们拉大旗，占山头，名义上是要通过代议制，为取得政权进行竞争，但在实际上，他们的行为一直游离在法律边缘，让人防不胜防；社会上涌现了越来越多的新思想，生吞活剥，食洋不化；所谓的妇女解放和平等破坏使得诸多家庭破裂，家庭的不稳定，随之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报纸数量的激增，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都在热烈讨论国家大事，各种各样的势力粉墨登场，争先恐后肆无忌惮地表达意见，也表达怨恨。农田抛荒现象严重，很多人已不专心种庄稼……整个社会顿然陷入了杂乱无序的状态。”
徐天宝郑重其事地说道，“现在的中国，需要的是一个足够强大的人，来把中国整合起来，统一起来。当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之时，他有着一个最好的样榜，那就是美国总统华盛顿。美国在赢得独立战争之后，面临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跟当时的中国，存在诸多相似之处，都是经济崩溃、社会纷乱，百废待兴，无从下手。等到袁世凯登场之时，那些对于美国革命颇有点了解的人，还真的从中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中，看到了某些相同之处，很自然地，就有很多人寄希望于袁世凯，把他当作是中国的“华盛顿”了。在他们看来，袁世凯是这一块土地上难得的具有新思想的务实人才，是一个具有精神活力和强健身体的另类。虽然袁世凯面临的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是一场关系到四亿人的巨大变革，并且这个人在判断社会走向，以及现代政治的知识储备上有弱点，但他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具有非凡的学习能力，因此肯定能带领中国人通过改革和开放的关口，帮助他们获得智慧和经验的宝石。持这种看法的，既有很多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人，也有西方各国的使节们。”
说罢，徐天宝看着梁启超，问道：“这其中恐怕也有先生您吧？”
梁启超笑而不语，表示默认
徐天宝说道：“可是，与华盛顿相比，袁世凯最缺乏的，就是无私的人格，相应的伟大理想，以及对宪法，对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契约的敬畏。袁世凯的人生观、伦理观念和政治信念仍然是中国传统中世纪的，对西方现代思想知之甚少，更谈不上现代人文理想和精神根深蒂固。传统儒学“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色彩，不知不觉地造就了追逐权力的借口和动力；根深蒂固的“权谋文化”决定了袁世凯根本无法成为中国的“华盛顿”，只能是一个清末版的“曹操”。”
梁启超微微笑笑，问道：“那么孙文呢？”
徐天宝轻轻啐了一口茶，笑道：“孙文志大才疏，眼高手低，对现实的想象过于理想化，之前曾说要花十年时间在中国修20万公里的铁路。先生您周游欧美列国，可有见过如此神速？后来听说孙文带着一班人到处考察修铁路，铁路一寸未修，而耗费公款百万~~哎！”
梁启超莞尔一笑，示意徐天宝继续往下说
徐天宝说道：“我说孙文难挑这副重担，第一因为他没有掌握军队，没有军事指挥权，再者他也不是军事家，在现今这个天下大乱的情况下，仅凭一腔爱国之心，是很难成功的。再者社会发展的规律是每次改朝换代都是尸骨成山，鲜血成河，千百万人头落地，在当时只有一次武昌起义就想换来大好河山，这是不可能的。英国的光荣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哪次不是打得血里捞骨头？”
徐天宝侃侃而谈道：“眼下的中国，呈现出的是国弱家贫、民怨沸腾、外敌入侵、国门初开、封建皇朝专制制度根基动摇的时代特征。然而，腐朽没落的满清朝庭的统治虽然苟延残喘，但绵延二千多年的封建皇朝根基尚在，让它退出历史舞台决非易事；而且代表旧官僚、旧文化的袁世凯手持重兵装备精良，背靠帝国主义列强的财政和军事支持，成了孙中山和革命党人难以逾越的障碍；即便是鞭长莫及的南方诸省，也是诸候称王军阀割据，致使革命党人散兵游勇式的武装起义难成大气候，即所谓的杯水车薪。
其次，漫长的帝王专制统治造成中国社会民众物质上的赤贫和苦难，绵延千年的封建旧礼教、旧意识、旧文化、旧风俗更造成国民思想上的落后和精神上的愚昧。随着帝国主义外敌的入侵和思想文化上的“西风渐进”，虽然促使部分激进知识分子或则研读洋书、或则出洋考察，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文化和科学技术中求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但极大多数人带来的是无关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