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了，拉着一个就算是丈夫，公然拉到我家来了！但是你要睁开眼看看，像我们那老爷，已经四十多岁，快半百的人了，还拉他做什么？现放着许多青年小白脸，为什么不去认丈夫呢？”这一套刻薄话，说得那妇人满面通红，哪里答得上一句来。到底还是骆大嫂上几岁年纪，沉得住气，不慌不忙地问道：“太太你老到底是寻谁家的，为何走错路了，却跑到这公馆来？”妇人到了此时，也不拿太太的架子了，向骆大嫂深深万福，两眼中止不住流下泪来。说：“这位大嫂，你有所不知。我们是浙江杭州的人，我丈夫名叫金国安，是去年到北京来的，项宫保派他到外务部任差。他娶了一个日本妓女做妾，既不接眷，也不回家。是有人给我去信，叫我急速到北京来。信上写得很明白，说是前门外厂东门延寿寺街，门口有牌子，是‘外务部金寓’。我从天津来，下了火车，一直奔到这条街，亲自查看门牌，果然有‘外务部金寓’，一点也不差，我这才敢进来。却没料到张冠李戴，出了这大笑话。我实在对不住这宅里的老爷太太。等我回家以后，必然亲自来负荆请罪。至于摔砸的东西，我必拣选上好的买来奉赔。”妇人说到这里，骆大嫂才要答言，只见金树铭满面赔笑，向那妇人深深做了一个大揖，很恭敬地说道：“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司长太太到了，恕晚生一时鲁莽，言语不周，得罪了太太，千万不要见怪。”又回头吩咐他那姨太太桂红：“快去沏上好的茶，给司长太太压惊。”众人见树铭忽然变成这种状态，全都相顾愕然，不知他是一种什么意思，就连洪氏也有点莫名其妙，忙说道：“这位金老爷，你不见怪我，我就感激极了，怎么倒这样谦恭起来，我实在有些愧不敢当。”树铭笑道：“太太请坐，听我慢慢地告诉你。你家老爷，现在是外务部候补郎中，代理翻译司司长。晚生同他在一部当差，虽不在一个司中，却彼此时常见面。如今太太来到舍下，既有同寅之谊，又有司蜀之情，晚生理应招待。就是摔毁几样东西，也算不了什么。太太且请在舍下休息一刻，俟等打听着司长的准住址，再由舍下套车，送太太回宅不迟。”洪氏听树铭说得这样委婉恳切，便完全认他是好意，殷殷向他打听：“国安到底住在哪里？”树铭道：“司长的准住址，连我也不甚清楚，因为他从前住在杭州会馆，现在听说自己租了房子。究竟在什么地方，我可不知道，但是决不在这延寿寺街。如果在本街，他一定挂有牌子，我焉能不知道呢？我想给太太写信的人，一定同司长有挟嫌，故意支使太太到舍下来，闹这种阴错阳差的笑话。依我的愚见，太太先安心在舍下候一刻，我自己去寻司长。他此时多半还在部里，我寻着他，他一定来接太太，岂不比太太自己去寻强吗？”洪氏再三称谢，说：“金老爷为我们家事受累，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如今也只好这样，我就在府上等候吧。”
树铭听她答应了，连忙匆匆地出了家门。好在相离不远，便一直寻到国安家里。恰巧国安回家不多时，听说金树铭来寻他，并且有要事非面谈不可，只得捏着头皮出来会客。树铭一见他面，便沉下脸来说道：“司长，你的大太太今天来寻你，你就应当套马车，自己到车站去接才是道理。你就是不去接，也不应当打发她到我家撒疯。如今把我一屋子的家具全摔碎了。最可惜是我一对乾隆五彩的瓷瓶，当初是三千五百两银子买的，还认便宜，现在五千两也怕买不出来。没旁的说，司长就是照样赔我吧。除去这一对瓶之外，旁的我自认晦气。唯有这瓶，是不能白砸的。”树铭这一个雷头风，直把国安拍得手足无措。他确乎不在这一对瓷瓶上，三五千两银子，在他看着，算不得什么重要问题。只有他这位太太，出其不意，如飞将军自天而下，他听了实在有些震惧失常。忙赔着笑脸说道：“老寅兄千万不要着急，摔了你的宝瓶，当初多少钱买的，我赔你多少钱，决不叫你受着一点损失。只有内人现在哪里，他是否知道我现在的住址，还请老寅兄明白指示。”树铭听他允许赔偿，便不似方才那样急迫，笑着说道：“司长要打听这个，请先给晚生签三千五百两支票，晚生必有满意的答复。”国安毫不游移，从怀中掏出支据来，立刻签好了数目，盖上图章交给树铭。树铭接过来看，是正金银行的支票，立时笑逐颜开，藏在怀里，拱手致谢道：“到底司长慷慨大义，晚生感激极了！”国安道：“到底内人在哪里，请你快告诉我吧。”树铭随将怎样稳在家里，怎样自己说谎，到部里寻访司长，怎样对他说司长住在杭州会馆，全对国安说了。国安深深给树铭请了一个大安，说多谢老寅兄随机应变，实在是成全小弟了。树铭在旁边又替他出主意，说：“司长快把门外的牌子摘进来，这是最要紧的一着。要不是因为牌子，何至闹得这样阴错阳差呢。”国安连声喊大马：“快把门外的牌子摘进来！”树铭又催他快收拾一点行李，到会馆去暂住一间房子，然后由我用马车把太太送至会馆。只说司长在会馆卧病，不能亲自迎接。这一场天大的是非，可就完全消灭下去了。国安连连点头，说：“老寅兄的主意果然高明，我就这样办理。只求你晚一刻回家，好容我安顿好了。”树铭道：“这是自然。我不但晚回家，还可帮着司长安置一切。”两人匆匆地收拾了两件行李，大马套好了车在门外等着，一同上车，来到杭州会馆，草草收拾了两间房子，将行李略为布置好了。树铭又匆匆折回家中。洪氏已经盼得眼穿，见他回来，忙问见着国安没有。树铭故做出皱眉叹气的样子来，说：“这道儿太跑得多了。晚生先到外务部，说司长已经三天没来了。我又跑到杭州会馆，这才见着。原来司长因为感冒风寒，病了三四天了。他听说太太来到，便强挣扎起来，要亲自到舍下迎接。是晚生拦住他，说外感的病，就怕见风，等我亲自送太太到会馆来。如今车已驾好了，请太太同这位姑娘，同到会馆去吧。晚生在家也没事，专诚送太太前往。”洪氏又问道：“会馆中是他一个人住着还是有家眷呢？”树铭连忙摇头道：“并没有家眷。”洪氏听见没有家眷四个字，心中的醋火立刻减去了十分之九。却不知这一幕戏法，完全是树铭一个人变的。算是她丈夫花了三千五百两银子，只买得这一场戏法，变得干干净净，并不曾露一点马脚。洪氏反倒千恩万谢，连连向桂红万福说：“改天必要过来请安赔礼。”桂红此时，已知道她丈夫得了便宜，便也另换一个态度，太太长太太短，口头上极力恭维。并亲自送洪氏出了大门，眼看着她上了车。树铭跨在车沿上，一直将她主仆送至杭州会馆，亲自陪进门来，见了国安，方才告辞而去。洪氏见国安躺在床上哼哼，便认定他是有病，反倒不好意思发作。只将大马臭骂了一顿，问他为什么无缘无故地写这坏信。可怜大马挨这一场空心骂，还摸不着头脑，反倒向太太请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太太只得将接到信的话，略略说了几句。大马急得指天画日，说小人如果写过一个字的信，叫我手上长碗大的疔疮。国安也帮着他分辩，说：“大马并不认识字，他怎能写信呢？这一定是同乡造的谣。因为他们时常向我借贷，偶然借贷不周，便胡造妖魔，你怎么单听这一套呢？”太太已然见着了老爷，便安心在北京住着。又因为会馆不方便，在东城单牌楼一带租了一所房子，从此国安又成了两分家。
他起服之后，果然补了外务部郎中。及至宣统三年，由郎中又升了本部参议。项子城到北京来，他也曾谒见过一两次。恰赶上同南军议和，项子城碰了陈学潜的钉子，心中很为懊恼，便想起金国安来，马上用电话招呼到宅中。一见面，项子城便对他说：“南北和议已经派了唐绍怡作代表，尚缺少八个随员，我想你可以充一个。你再保荐一两个在旗的人员。外务部中各司里，旗员很不少，只是我一时间想不起来。你可开出几个人名来，并附注简明履历，我好酌量派一两个。最好是要守旧派的，倒不用什么新人物。”金国安诺诺连声，立刻告辞下去。在秘书办公室中，开了两个人名：一个是张恩厚，字子重，汉军镶白旗人，是外务部条约司的主事；一个是志兴，满洲正黄旗人，是外务部堂主事，兼司务厅司务。张恩厚乃是一位旗秀才，并在日本东京留过学，是早稻田大学法科毕业生。这位先生，性情非常古板，真可称是非礼勿视，非礼勿言，而且胆量又极小，随便一点事，便能把他吓得手足无措。在外务部当了几年差，倒是循规蹈矩，极得上官的信任。所以国安不假思索，便先把他开出来。至于那位叫志兴的，乃是世家子弟。当日他的堂姐为光绪皇帝的妃嫔，他便公然以国舅自居。先在理藩院挂着一个笔贴式衔，终年也不去应差，只随着一班吃哥儿架秧子的，斗鸡走狗，问柳寻花，度他那种骄奢淫逸的生活。后来因光绪帝失势，某妃已死，志兴的势力便也随着一落千丈。十几年的功夫，家业已经花去大半，眼看着就不能支持了。实在被迫无法，这才立志想要正经当差。好在亲友有势力的，还不在少数。第一个大学士拉同，当日曾受过他家的好处，志兴便寻了去，说明来意。拉同素性本好诙谐，今见志兴来了，亲口说了许多立志要强的话，便不觉大笑道：“老弟，你怎么说起笑话来了？凭你这样漂亮人物，正好骑上快马，去跑蟠桃宫。再不然，便同你那好朋友，到白云观去会神仙，正好及时行乐，为什么想起当差来了？你老弟要想当差，等我奏明当今，替你单立一座俱乐部，里面设上花柳司、麻雀司，大菜科、香摈股，就请你做该部大臣，一定能够胜任愉快。至于其余各部，恐怕没有安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