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这样的人——当我看着他的时候，他不会把目光移开。
我想，如果不是那个人，是其他的谁送他去医院对泽年来说都大同小异。可重要的是，我是他们彼此的交集，就像桥梁一样，可以为他们传达最多关于彼此的信息——我明白他这次约我的意思，哪怕那不是他的全部目的，但如果能听听关于那人的只字片语也是好的。
从小到大，我从老师长辈那里听的最多的赞美就是个性沉稳，善解人意。假使真是这样，这话不如由我来替他开口：“怎么了，和那家伙吵架了？”
他没有马上回答，我对答案却早已心知肚明。
地铁门开了又关，有人上、也有人下，对面两个喋喋不休拉家常的中年妇女换成了莫不相识的一男一女。
“……也不算，”在一段停顿之后，他终于承认：“总之，不在一起了。”
“为什么？”
泽年努力装得无所谓，撇撇头说着，“他太爱钻牛角尖，凡事都逼得太紧。好像不论我怎么做都不能让他满意，他几分钟就能搞定的事，我或许要做一个小时……我觉得在一起太累了，真的没意思。”
他说这些的时候，双手交握着。
我低头看到那枚戒指还戴在他的手指上。被剖光了的表面，廉价却不乏精细的做工，戴久了轮廓就变得黯淡粗糙，想必他洗澡时都从不摘下来。
眼前的李泽年，仿佛一个刚从自己的小世界里走出来一些的人。因为杨生，他不再因为缺乏所谓的常识而感到困惑。他清楚的知道自己生活的地方在北半球；知道月亮的盈亏原来每月都有；没有强悍的思维逻辑，却知道了12个苹果怎样称3次就找出不同的那一个；学不来物理，但也懂得了一个东西是否会被风刮起来与它本身的重量无关。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肋，用笨拙的方式而为彼此努力并不可笑，相反，很珍贵。
他确实把那个人当作是宝，所以才愿意一再退守自己的底线，在一次又一次的伤心难过之后还是想要拼命在一起。即便在学校一呼百应，在杨生面前却对自己的无知和傻气毫无保留，对感情的这种热烈而真挚，我知道我并没有看错他。
地铁到站前，他最终还是旁敲侧击的问我了杨生的近况。
我想了想，“还行吧。”
他不再多说什么。
毕竟都是有自尊有羞耻心的人，被伤的时候也会觉得疼。悬崖之前的宽容可以有一百次，一千次，一万次，可是在那之后，一切归零。
画展上被作品吸引的李泽年走在我的前面。空旷的展览中心里容纳下不少慕名而来的人群，整面天花板上都被设计成别具匠心的透明玻璃窗，展厅的一道道白色墙壁将这里割裂成诸多空间。我看到他在莫奈的画前停了很久，正如这幅画的名字《持紫花地丁的卡缪》一样，画中一个身着深色长衣，头戴礼帽的女人正婀娜静坐在一张碎花硬椅上，左手持着几株紫色花簇。
“卡缪就是他的太太，”泽年回过头来，“莫奈见到卡缪的时候一见倾心，但后来因为父亲反感他和卡缪在一起，断绝了所有对他的经济支持，莫奈当时还没有成名，所以日子过得穷困潦倒，据说当时因为没有钱买画布，还要把画好的油画上的油彩刮掉，才能重复使用。”
“莫奈有一副很出名的油画，画的是日出吧？在那发表之后，日子应该好过很多了吧。”
“嗯，你说的应该是《日出？印象》，不过那是五六年之后的事了。虽然一直遭到父亲反对，他还是和卡缪结婚了，那时候莫奈还是个一贫如洗的穷小子。”
在莫奈的画里，确实很难看出画家这一生有过那么多与贫穷结伴的日子。和那个时代多数极端的抽象和行为艺术相比，莫奈的画大多都是南国的温和天气，静谧的乡间风光，有天有海，光与影在暖色调的画布上交相辉映。
这是李泽年最喜欢的画家之一，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
“看到《持紫花地丁的卡缪》，很多人就会对莫奈和卡缪的这一段感情津津乐道。晚年的莫奈在完成壁画《睡莲》之后的第二天就辞世了，葬在夫人的墓地。”泽年看着画，仿佛还未从莫奈的话题中跳出来，“所以说，即便外界怎样阻挠，只要有爱，想尽办法总还是可以在一起的。”……如果还是不能，那或许就是找错了人。
他们分手两个月之后的一个晚上，歪打正着的在宿舍区撞面。
两个人都想要举重若轻地开口说说话，可是绕着整个宿舍区晃了一圈，谁也没有说话。
当两个人在楼下的石凳上并肩坐下来之后，杨生忽然突兀又生分的问：“六十天，你好吗？”
李泽年使劲抿了抿嘴，闷声一字一顿道：“不好，我很不好。”
“没有关系，会好的，总会的……”杨生抬头望了望天，漆黑的夜幕找不到一颗星星。他停了很久，若无其事的口气像是在开玩笑：“和我在一起，很痛苦吧，这样你就不会忘记我了。”
他记得那天杨生哭了，眼泪只有一滴。虽然天色已晚看不清晰，却也能感到它的重量。
作者有话要说：我居然更了，感动的要哭了有没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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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伤口生来就很难愈合，流血也要很久才能止住。因为有这样的自觉，所以他懂得要保护自己的道理，走路也十分小心。可现却实保护不了他的心。长此以往，连表皮都已经坏死。但我愿意等他痊愈。”——庆培
这一年的春天被让人焦躁的丰沛雨水剪成碎片，夏天跌跌撞撞一路奔来。
三楼图书馆的中文借阅室里，李泽年在午后趴在桌上睡觉。不久前，他去理发店把自己的头发理得很短，比我去年夏天第一次见到他时的还要短。我坐在他旁边翻书，只要一侧过脸就能看到他的后脑勺。极短的头发一根一根竖着，在午后的阳光里像是株怪异又可爱的针状植物。而我总是喜欢看他耳朵后的那块皮肤，在黑色短发的掩盖下总是显得尤其白皙。
我的图书卡上渐渐开始出现各种绘画设计类书籍的借阅信息，不知情的人大概会以为我对艺术产生了多么浓厚的兴趣。进出三楼借阅室的时候，泽年偶尔会因为没有我们学校的硬卡而被值班的老师拦住，他总是像个精明讨喜的好学生一样，一脸诚恳的借口说自己粗心忘记。
他不再去底楼的自习室看书温习，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在固定的时间离开图书馆。如果要说还有什么不一样，或许就是他也不再提起杨生了。
除了这些之外，泽年并没有变，我也没有。我们只是单纯的不再谈起那个话题了。
直到有一天，我忽然发现他一直戴着的那枚戒指不见了。光洁的右手手指上干干净净，只有一道因为长期佩戴而留下的戒痕。那时，我坐在他的对面，一边吃着饭一边自顾自的笑了。还以为不是多大的动静，他却留意到了，莫名地问我怎么了。我什么也没说，只是在那一刻是真的觉得有点儿高兴，仅仅也就因为那枚戒指而已，像个笨蛋一样。
可我却很喜欢现在的相处，我努力不要刻意在意他的课表，不要刻意去记忆关于他的琐碎细节，但我们始终都处于联络的状态。我可以时常见到他，一起泡图书馆，或者听他说说艺术，看他画每一幅作业。
自从他最后一次和杨生见面，坦白自己过得很不好之后，泽年的博客再也没有更新。
抱着侥幸的心里，我曾几次打开那个页面，尝试寻找关于自己的蛛丝马迹，只是每次都只看到几个月前的那个日期。
我清楚他现在的心境，所以便不想放任自己走得太快。比起把他引向逼仄的角落，我更愿意看到他自己走过来。
入夏之后的一个傍晚，我上完最后一节课之后，去学生餐厅买了一份饭，又去不远的寿喜路买了几个泽年喜欢的煎饼。
他窝在寝室里赶第二天要交的一幅作业，忙得连吃晚饭的时间都没有。我给他发了一个短信，提着吃的过去找他。
他寝室里还有另一个哥们也在赶画。两个人的画具、颜料摊了一地，调色盘和水杯东倒西歪。他认真的连我进屋了都没发觉，直到同寝的男生跟我打招呼之后才抬起头看我。
“先吃饭吧。”
闷热的夏夜，单薄的衬衫紧紧贴在背脊上。我把袋子放到他凌乱的桌上，转身出去水房洗脸。等再回来的时候，看到他心急火燎似的翻着桌上的各种杂物。
“想找什么？”我抹了一把脸，气定神闲的问他。
“钱包，……我钱包呢！”
一罐水粉颜料从桌上滑落下，应声落地。他急得头上冒汗，我忽然意识到情形不对，开口问他：“你找钱包做什么？怎么了？”
从一大叠书籍下面摸出钱包之后，他捏着手机望着我，“……他，他他发病送医院了……”
他的表情像是要哭，额头上有汗顺着高挺的鼻梁淌下来。我站在原地，愣了足足好几秒。
我光是看着这样的他，就觉得心疼的要命。
而我在这之前，从来不知道杨生这家伙心脏的问题居然这么严重。跟他认识了那么久，他从来都不提，每次都一副轻描淡写的酷模样。
“知道在哪吗？我和你一起去！”
飞驰的出租车上，泽年一言不发，两眼无神的看着前方。他告诉我，之前杨生已经有一次因为心脏难受而被救护车送去医院，而此刻，感觉害怕、犹豫、不知所措的不仅仅是他。
我兀自伸手握了握他的手，他没有躲开，手却是凉的。
我紧紧地握住，像是想要安慰似的。
杨生在寝室发病的时候，恰好同寝的哥们都在，送来医院的途中已经通知他的父母。等我们到的时候，他们系的几个男生和杨生的父母都在。得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