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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联合阵线的成立将同盟会装进了棺材，现在，陶成章遇刺案的水落石出则给同盟会的棺材盖上了盖子，只要再钉上钉子，这同盟会就算是寿终正寝了。
对于一个政治团体来讲，人心如果已不可收拾，那么，确实也是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了，同盟会现在的处境就是如此。
当初国民党成立的时候，同盟会也是主力成员，但是偏偏就是同盟会的人刺杀了自己的党魁，在自己人看来，这是叛乱，在外人看来，这是犯上，无论怎么看，同盟会都是烂泥扶不上墙，试问，哪个有志青年会再加入同盟会呢？
有志青年唾弃了同盟会，就算是同盟会能够继续维持，可是它的成员不是投机客就是刺客，已变成了其它政治团体讥讽的对象，那又有什么意义呢？还不如就此解散算了。
“散了吧，散了吧！依我看，咱们同盟会解散算了。现在你不信任我，我不信任你，还有什么意思？不如干脆解散，大家落个清净，谁也不埋怨谁，谁也不怀疑谁，反正这同盟会也是臭不可闻了，谁碰谁臭。”
陈其美拍了拍桌子，发了几句牢骚，不过还是没人接话，谁都知道，陈其美现在是在气头上，越是跟他顶撞，他就越是来劲，这个人的涵养还不如那个叛徒汪兆铭呢。
就在众人发呆的时候，一个乡农走进屋，说道：“几位先生，送报纸的那位先生又过来了。”
陈其美急忙站起身，带着几人走出了屋，远远望见一人正从山脚走来，正是同盟会香港支部的一名老会员。
那名会员走到陈其美跟前，先将几张报纸递了过去，然后从口袋里拿出一封电报抄稿，交给陈其美，说道：“这是孙先生从西贡拍来的加急电报。”
陈其美将电报匆匆扫了几眼，脸上的阴霾一扫而光，眉头舒展，向几名手下扫了一眼。
“诸位，这是孙先生给我们的新命令，我们现在不去南洋了，我们去广州。”
“广州？去广州做什么？那里只怕也贴着咱们的通缉令，去了不是自投罗网么？孙先生的这个命令可让人有些费解。”一个手下嘀咕道。
“有什么费解的？我告诉你，我们去广州，不是去自投罗网的，而是去发动起义的！”陈其美冷哼道。
“起义？”
“在广州起义？”
几名手下面面相觑，他们显然不明白为什么要在广州发动起义，“戊申革命”的时候，同盟会已在广州发动过一次新军起义，但是以失败告终，同盟会在广东的实力也遭到削弱，如果现在再发动一次广州起义的话，谁都没有把握。
“张人骏是满清旧官僚，利用革命时期的动荡局势窃居广东都督之位，此人不仅一向敌视革命，而且共和之后，他也继续与革命党人为敌，而且在广东横征暴敛，民怨沸腾，我们此去广州发动起义，就是为了消灭这个君宪派顽固分子！你们不必担心我们实力不足，现在不少同盟会员已经在广州集中，而且粤北、桂东一带也有忠于同盟会的部队，‘援粤桂军’的那位龙司令也是我们的人，只要广州竖起义旗，广东很快就会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省份，如果赵北不愿革命，那么，就由我们同盟会领导革命！这是二次革命！”
陈其美的话让所有人都非常惊讶，他们都明白，这是一次冒险，而且是孤注一掷的冒险。
第434章 政治搏弈
广东位于中国南部沿海地区，这里是中国近代开埠最早的地区，即使是在清朝海禁令最严厉的时代，广东地区的海外贸易仍然在断断续续的进行，广州的“十三行”就是那个时代崛起的特权商人团体，不过随着国门的洞开，广州的“十三行”最终消失在中外通商贸易的大潮中，越来越的商人投身于这场商业大潮，在开拓国人眼界的同时，也将广东变得更加富庶，在中国各个省份之中，广东省的经济地位是举足轻重的。
也正是这个原因，在“戊申革命”的动荡时期，无论是外部势力还是内部势力，大多都希望避免将广东直接卷入这场革命的乱局之中，表现在政治上，那就是广东在革命期间所采取的“局外中立”立场，而原满清两广总督张人骏之所以能够担任广东军政府都督，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广东的缙绅和商人们宁愿让一个伪装起来的君主立宪派当权，也不愿意将权力交给那帮喊打喊杀的革命党人。
让缙绅和商人们感到满意的是，这位张都督上任以来，总算是基本上维持住了广东的平静局面，虽然土匪猖獗了一些，苛捐杂税也多了一些，可是好歹众人的身家性命是不必忧虑的，只要张都督在任一日，那么，这广东的缙绅和商人们就能继续维持他们高高在上的生活，而不必像湖北、四川等省的缙绅和商人们那样去学习什么“新文化”，更不用担心因为与税吏勾结偷漏田赋而被军政府扣上顶“劣绅”的帽子遭到镇压。
这天还是缙绅的天，地还是缙绅的地，这军政府就是缙绅的军政府，无论如何，这革命的果实不能落到旁人嘴里去！
所以，当王占元、阎锡山组织的那个“撤消各省都督并实现军民分治请愿团”拍发通电，向中枢提出撤消各省都督、改以督军领军，实现军民分治的请求之后，在诸多省份之中犹以广东省的态度最为游移。
一方面，广东缙绅巴不得尽快实现军民分治，这样一来，缙绅所控制的省议院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废除苛捐杂税，以确保缙绅们的最大利益，掌握广东财政大权，但是另一方面，广东的缙绅们也听说过如今这位赵大总统的那个“四有主义”，其中的那条“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让缙绅们很是忧虑，在他们看来，这个主张与当年同盟会的那句“平均地权”似乎没什么区别，都是忽悠佃户的口号，对于缙绅们没有什么好处，虽然在联合阵线成立之后，就没怎么再听到过那个“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可是只要赵北还在做民国的大总统，那么，缙绅们这悬着的心就不会放下来。
更何况，听说赵大总统还在乡村遍设“锄社”，而这个团体对于缙绅们似乎不太友好，让人不得不担心今后中枢政府会在土地问题上采取什么激进措施。
所以，广东的缙绅和商人们又不太希望马上就解除张人骏的都督职务，他们想再观望观望，看看其它省份在“军民分治”的问题上会采取什么行动，毕竟，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各省立宪派能够联起手来的话，或许可以制衡一下那位越来越难以控制的赵大总统。
也正是这个原因，今天在广东都督府里，广东都督张人骏主持起了一场宴会，用来招待几名贵客，这几人分别来自安徽、江苏、云南、广西，都是各省都督和议院派过来的联络员，众人相聚一堂，主要就是为了商议这个“军民分治”的事情。
“军民分治”是利国利民的好事，这一点没人有异议，主要的分歧在于，军民分治之后，各省的财政大权应该掌握在谁的手里，现在中枢在这件事上模棱两可，如果中枢不给个明白话，众人心里也是惴惴，都不肯将嘴里的肥肉再分给别人。
清末以来，地方实力派尾大不掉之势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实，而这种地方坐大的局面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地方掌握了财政大权，而这个趋势实际上是从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开始的，当年满清朝廷饮鸩止渴，利用地方武力消灭了太平天国，维持住了摇摇欲坠的统治，而作为交换，清廷也默许地方从捐税收入中分润，而后的每一次内外战争，这个分润的比例中地方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到了最后，中枢竟已变成了叫花子角色，能不能维持政府日常开支，全看地方督抚的良心。
1900年，“庚子拳乱”之后，地方督抚的良心都叫洋人给吃了，逼得清廷不得不大举外债，这才勉强维持住朝廷中枢的运转，而清廷之所以要举办新政，就是为了开源节流，而且，新政措施中最重要的一项措施就是将财政大权从地方督抚手里收回中枢，国家税与地方税的概念也就此出现在这个东方国家。
但是没等满清王朝完成这个财政改革的壮举，这栋嘎吱作响的破房子就轰然倒塌了，在随后的革命乱局之中，地方实力进一步发展壮大起来，并有向藩镇发展的趋势，如果控制不好，就是又一个“五代十国”，而这，正是中枢政府极力想避免的局面。
而作为地方，当然希望自己的负担越小越好，所谓的“小国寡民”正是理想状态，当这种地方的理想与中枢的理想发生冲突的时候，一场新的政治搏弈也就开始了。
张人骏之所以在都督府宴请各省议院代表，就是想将众人联合起来，跟中枢讨价还价，争取多为地方留下一些利益，国家税当然要划拨中枢，地方税当然也是要留在地方自收自支，但是这里头还是有讲究，到底哪些税属于国家税的范畴，哪些税属于地方税的范畴，这也是主要的分歧所在。
清末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尤其是“新政”兴起之后，各种捐税更如出狎猛虎，民脂民膏被搜刮一尽，大小官员也是赚得眉开眼笑，诸多捐税名目中，像契税、印花税、烟酒税、牙税等项目一向归于国家税统一向中枢缴纳，但是革命之后，这些捐税名目也多半归入地方税项下，被各省实力派截留，一分一毛也没向中枢缴纳过。
现在中枢打算“军民分治”，其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整理地方财政，重新划分捐税名目，而广东等省的地方缙绅们打得如意算盘就是借此机会扩大地方税目种类，使得以后可以名正言顺的从税收中取得更大分润。
但是就靠广东一省力量单薄，必须拉拢尽可能多的省份加入这一攻守同盟，迫使中枢知难而退，实现“地方自治”之宏伟目标。
另一方面，各省军政府的都督对于这个“军民分治”非常抵触，他们巴不得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