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算来，恐怕这两万人亦是不够用。”
“当然不够用！虽然江苏新军第九镇现在太湖参加秋操，但并不代表江宁城防空虚，别忘了，江宁城里除了新军，还有巡防营，而在蒲口，还有伪清的万余江防军，这些军队是无法策动的，他们距离江宁咫尺之遥，将是我军大敌。”赵北微感不妙，如今城内兵少，连守城都未必守得住，居然还想分兵南下进攻南京，革命党人的急功近利思想果然是太严重了。
历史上的“安庆马炮营起义”没有成功，所以预定的进攻南京计划没有实施，但是现在情况发生改变，由于赵北的介入，此次起义至少获得了部分成功，历史发生了改变，如果此时起义指挥部坚持进攻南京的计划，那么，即使没有历史经验可以总结，赵北也能预见到必然的失败。
问题不仅仅在于沿途的各路清军围剿部队，更在于起义军缺乏船只。安庆紧邻长江，位于南京上游，相距几百里，最好的运兵方式就是船运，如果徒步行走的话，至少需要五六天时间才能赶到南京城下，而到那时，恐怕南京城已是戒备森严，攻无可攻了，毕竟，这个时代有个新鲜玩意，叫做“无线电报”，起义军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沿途清军汇总起来，判断出主攻方向绝对不是难事。
安庆位于长江北岸，本是长江下游重要商埠，也是控扼长江航道的战略要地，由于雄据南京上游，所以若想攻取南京，必先攻取安庆，太平天国时期，围绕着这个重要据点的控制权，太平军与湘军爆发了数次惨烈的战役，可谓“杀人盈城”。战乱结束后，安庆方圆百里已是廖无人烟，后来随着外来人口的聚集，这座城市渐渐恢复了一丝元气，凭借中国人的勤劳与便利的交通条件，再次成为长江下游客商辐辏、帆樯林立的热闹商埠。这里沿岸一带原本停泊着许多大小船只，用来运送兵员最为合适，但是，由于城内巡防营被打退时，都是由南门出城，他们将沿江船只劫夺一空，抢不走的便付之一炬，江边熊熊燃烧的火焰映红了半边天，直到现在还没熄灭，所以，起义军不可能再通过船只进行调动。
当得知江边船只被烧尽后，赵北就知道，攻击南京的计划是绝对不能再实施的了，而困守孤城更不足取。在赵北看来，民党选择的起义时机很不恰当，和原本应该在三年后爆发的“辛亥革命”比较起来，此次安庆起义存在着三个先天不足：
首先，辛亥革命爆发前夕，由于农业歉收，以及随之而来的粮价飞涨，湖南、湖北、安徽等地爆发了多次民变，民党、会党均参与其中，新军中的部分部队被清廷派去弹压民变，出身穷苦的普通士兵亲眼目睹了朝廷的腐朽，对民间疾苦感同身受，这就为革命的全面爆发准备了舆论和民心，武昌革命军枪声一响，顿时一呼百应。而这，正是安庆起义所不具备的先天条件之一，现在虽说不上风调雨顺，但无论是士兵还是百姓，均未被朝廷逼到绝路，只要有口饭吃，很少有人会提着脑袋造反，想要天下一呼百应，百姓望风影从，似乎有些强人所难。
其次，辛亥革命之所以由新军发动，并得到多数清军响应，一半是因为民党的煽动，而另一半则是因为军饷的降低以及无故的拖欠，不唯湖北军队如此，便是其它省份的军队，无论是新军还是旧军，也多半面临着军饷拖欠的问题，那时的清朝财政，实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所以，与其说辛亥革命是一场革新的起义，不如说是一场因闹饷而激起的兵变，至少在前期是如此。这也正是安庆起义所欠缺的，至少在安庆城里，军饷的发放还是足额的，这从参加起义的军队人数就可得到佐证，暂编第三十一混成协官兵总数为四千四百余人，主动参加革命的只有两千人左右，以巡防营为首的旧军几乎没有成建制倒向革命的，至少在旧军士兵看来，朝廷还没到“天怒人怨”的时候。
最后，辛亥革命之所以在爆发后迅速由一场兵变演变为波及各省的全面革命，完全是因为曾对朝廷寄予厚望的“立宪派”调转了枪口。出于各种目的，不少封疆大吏也是立宪派的同情者和支持者，所以，当清廷那搞笑的“皇族内阁”成立之后，立宪派便已完全死心，转而开始与革命派取得某种默契，当发现朝廷已虚弱不堪时，便果断的参加了“革命”。这，正是安庆起义最大的先天不足，没有各省的纷起响应，单靠一省之力，很难撼动清朝统治根基，“后装枪时代无革命”，没有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瓦解，革命很难取得成功，现在的“立宪派”人士，正眼巴巴的等着朝廷施舍下一个“立宪议会”，至少目前来说，他们是不支持革命的，因为革命就意味着战乱，意味着旧秩序的崩溃，意味着利益蛋糕的重新划分，这不是他们所愿意看到的。
所谓“时势造英雄”，顺时而动，才能事半功倍。
如果用一句教科书式的话来总结，那么现在的社会形势便是“革命时机尚未完全成熟”。
作为穿越者，赵北深信这一结论，而且也不打算与“大势”强行相抗，至少现在不行。革命从来都不是偶然的冲动，要想取得成功，需要长期谋划，缜密准备，而且，必须做好屡败屡战的准备。
“走，咱们去拜访一下熊司令。我有个建议，想跟他说说。”
赵北召集部下整队，留下些人看守军械，随即与吴振汉带着部队向巡抚衙门开去。
第5章 找到了组织
当赵北来到巡抚衙门的时候，那条街上的大火已经被扑灭了，由于官衙重地不许百姓居住，附近店铺又多是朝廷官员的产业，所以赵北放得这把大火并未连累百姓，在起义部队的奋力扑救下，大火很快熄灭，被火烧得焦黑的官衙残垣断壁，彻底失去了往日的威严，只有巡抚衙门未被火势波及。
满街都是打着火把的士兵，有的穿着军装，有的虽然没穿军装，却也在左臂绑上了白布条，他们是前来助战的安徽会党武装，主要来自哥老会和青帮，与新军士兵比起来，这些江湖好汉满身的匪气，而且都照着评话里的描述仔细打扮，人人头打英雄结，鬓插杨梅花，一些人的手里还提着酒肉，扛着崭新的洋枪满大街乱晃。
会党，具有浓厚帮会色彩的组织，这个时代，它既是草民百姓对抗强权势力的唯一手段，也是破坏底层社会秩序的猛虎，在后世，它通常被人称为“黑社会”。
在革命初起之时，这些会党武装或许可以促进革命势力向社会各个角落迅速蔓延，但当革命成功之后，他们所起的就只剩下破坏作用了。
这些会党武装分子的手里都还拿着银锞子，银子上也是焦黑一片，那正是赵北放的那把火的“功劳”，由于藩库和官钱局都被点燃，存放在库里的官银也被大火烧烤了一番，扑灭大火之后，起义军便将这些银子扒了出来，当做“光复饷”发给参加起义的士兵和民军，每人二十两，可谓丰厚之极，而这，恐怕也是部分新军士兵愿意参加起义的原因之一。
望着这些“民军”战士，赵北微微皱了皱眉，虽然他也知道，革命的成功离不开这些人，但是，也正是由于这些三教九流的参与，才使革命阵营里良莠不齐，指挥混乱，而且，一旦吃了败仗，这些会党武装通常都会一哄而散，动摇军心，流散在社会上，又会成为土匪、盗贼的渊薮。
辛亥革命之前，革命党人为发动起义所筹集的资金中，多数都落进了会党分子的口袋里，这些人投身革命的目的很简单，那就是挣钱、跑官，民族大义的口号不过就是挂在嘴上喊喊而已，未必能够理解其中的含义。
但不依靠这些人又不行，百姓麻木，毫无组织，只有会党才拥有反抗精神和实力，不少会党还扛着“反清复明”的大旗，是革命的天然同盟军。
赵北带着队伍来到巡抚衙门，见那衙门前的辕门已被推倒，取而代之的则是一根两人高的旗杆，上头挂着面大旗，一直垂到地面，上面写着四个大字：大都督熊。
旗帜是原巡抚衙门的帅旗，上面的绣金大字已被剃除，“大都督熊”这四个字却是用毛笔书写上去的，字体遒劲，墨迹尚未干透。
来的路上，赵北已向吴振汉打听清楚，就在他带领士兵在街上维持秩序的时候，起义指挥部已经通过决议，决定成立“大都督府”，拥戴总司令熊成基为“大都督”，等局势相对平静后，还要举行国民会议，正式议定国名、国体，并推举国家元首。
不过现在的局势还相当严峻，清军虽然已被赶出城去，但在清廷官员的指挥下，一些溃散的部队已开始集结，一部盘踞在城西门外，一部夺舟过江，已在长江南岸建立大营，与起义军隔江对峙，而那长江航道上，还不时传来一两声沉闷的汽笛声，是否是清军的炮舰，尚需等待天明之后侦察清楚。
面对危局，作为起义军总司令，熊成基马不停蹄，“大都督府”甫一成立，便带着部下和参谋们到各城门巡查去了，一来了解敌情，二来安抚士卒，招募民军，以迎击清军可能发动的反扑。
如此一来，赵北赶到巡抚衙门时，就扑了一个空，没有见着熊成基，只好在辕门外带着部队等候调遣，趁此时机，将本部队的“光复饷”尽数索来，亲手发给士兵，顺便与所有部下混了个脸儿熟，众人这才得以近距离端详他们的顶头上司、“破城第一功臣”。
军饷发放完毕，赵北在衙门口的石狮子旁坐下，与留守大都督府的几名参谋商议军情，这才得知，由于南城未及时攻占，城内清朝官员大多已随着部队逃出城外，而坐镇安庆的安徽巡抚朱家保也下落不明，一说死于乱军之中，一说逃往城北集贤关，诸多情报陆续汇总上来，但却茫无头绪，革命初起之时的混乱状态由此可见一斑。
半小时后，一队骑兵护卫着一名肩披大氅的年轻人来到衙门，身后除了新军士兵之外，还跟着一队手持水火棍的衙役。
“熊都督到！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