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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刘浩然知道，如果不建立一套完善的体制，劳工积累的矛盾会越来越深。现在大明的百姓刚刚过上富足生活，只要能挣到钱，对过度的盘剥还不是很敏感，而且新朝刚立不久，经济发展才刚起步，“资本家”们的目光还集中在对外利润上，一旦完全进入“市场化”经济，开始有相对竞争的时候，资本家们自然就会加重对剩余价值的盘剥，以期在外部利润无法增长的情况下获得更多的利润。届时这个矛盾可能会越来越烈，最后可能造成几个结果。
一个可能是资本家已经获得足够的政治力量，主要矛盾完全是劳工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最后爆发一场“无产阶级**“。
第二个可能是资本家没有获得足够的政治力量，代表封建地主的儒家理学文人们借着这个机会，说工商业是“与民争利“，进而利用国家的力量将新兴的资本家力量一扫而空。
第三个可能和第一个可能差不多，劳工们无法从律法和国家上获得支持，就有可能与儒家理学联合，或者是被其利用，进而一起向资本家发难。
当然了，还有第四、第五诸种可能性。刘浩然自己也不知道矛盾激化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因为现在的大明就是一锅大杂烩。新兴势力都不够强，旧存势力还没有完全消退。想到后来，刘浩然的头也是万分疼痛。不过唯一值得庆幸的是，从一开始，大明劳工都必须接受一定的教育，而且这种教育与儒家理学格格不入，最让刘浩然担心的两者联合没有那么容易。这是因为以前这些劳工不识字，自然对拥有文化知识的儒家理学文人从心底有敬畏，可是现在刘浩然为他们打开了另外一扇窗户，让他们明白自己所学的也是知识，而且不比儒家理学的差，自然也就少了许多敬畏和依赖。
必须加强劳工的政治力量。也必须唤醒他们争取自己权益的意识。劳工和资本家是天生的死对头，而大明资本家只要刘浩然活着，就不可避免地要迅速发展下去，而刘浩然给自己预定的目标是最起码还要活个三十年，这么长一段时间，再搭着大明崛起的机会，资本家集团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刘浩然也不知道，如果必须有一支力量来进行制衡。封建地主就不用想了，刘浩然都还想着怎么继续打压它。所以说，劳工是不错的选择。
既然要扶植，首先是完善法律和国家引导。《劳工法》需要尽快制定和完善，对劳工的福利保障必须完善并且逐步提高，只要劳工们享受到一定福利和待遇，以后雇方想要加重盘剥自然会引起反弹。这也算是国家在劳工方和雇佣方之间埋下钉子吧。
另外强化劳工联合会的作用。这个组织早就建立起来，只不过现在还图有虚表而已。现在应该强制规定，不加入劳工联合会，劳工就无法获得劳工证，没有劳工证就不能被合法雇佣，无法享受到合法的权益。
必须强化劳工联合会这个平台的作用，除了利用其联合劳工的力量和加强对劳工保护自我权益的宣传，还应该引导律师加入其中，利用法律的武器为劳工联合会和劳工说话。而且还要让这些有“远大志向”的律师们意识到劳工联合会的巨大前景，这个平台可以帮助他们在政界一展宏图，实现他们的政治抱负。
除了劳工，刘浩然最头痛的就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中国农民非常苦，自古到今都是如此，他们承担着繁重的赋税和巨大的生活压力，却享受着最低的社会福利。说实话，这实在不公平。
该如何改善农民的待遇呢？刘浩然陷入了沉思中。
从江南开始，土地政策已经实行，而且一直实行低赋税政策，这也是刘浩然政权获得巨大支持的重要原因之一。大明建立之后，工商业的赋税总额在逐渐提高，土地赋税却在缓慢的降低，已经由原来十分之一降低到现在的二十五分之一，明年准备降低到三十分之一。除了农民自种地的赋税，大明对佃户租金进行了限制。大明是按土地的亩数和出产来收赋税的，佃户除了承担国家赋税之外，向地主缴纳的“租金”不得超过赋税的三分之二。而且现在大明是地多人少，普通百姓基本上都按人口分得了良田，操持自家的田地都应该很辛苦了，没有多少人有精力以及愿意去租地主的田地耕种。
而大明政府对土地使用也有规定，赋税更是按照亩数和出产合算的，你缺少人手将田地荒置，虽然摊下来每亩荒地交不了多少赋税，可是你拥有的土地数量一大，这总数也是一个不得了的数字，平白比别人的赋税比例要重了许多，这也算是一个打击世家豪强和抑制土地兼并的手段，迫使他们向工商业发展。因为这个时代的技术是没有办法进行大规模现代农业生产。
大明农民的赋税低了，可是他们的生活压力并没有减轻，相对而言，他们获取货币的来源太少了，因为农产品相对工业产品来说价格太低，幸好现在大明对国内销售的棉布、食盐、火柴等日用品进行“低税倾销”，减轻了他们一部分负担，但是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还是用难度，为官府“打工”修建道路、桥梁、水利工程成了他们最大的经济来源，而发展其它产业就难度很大。经过长期的战乱，大明百姓普遍劳动力不足。就是官府组织工程也是利用农闲时分，百姓们也没有太多人力去搞其它的东西，毕竟现在时代农业是大明的基础，钱挣得再多，没有粮食吃也是大问题，海外购买也补不了这个大缺口。
是不是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在加强城镇居民的主体…工商业劳工社会福利保障的同时，提高他们的生活成本应该问题不大。棉布、食盐等日用工业品他们享受着与农民一样的低价，农产品方面他们必须支出多一些，让他们手里的货币向农民手里流动一部分，也算是缩小“城乡差距”。
还有这医疗保障，劳工等城镇居民倒是好处理，农民那里如何处理？让他们主动缴纳医疗保险金可能不现实，而且工作量非常大，应该从其它方面想办法。
思量了一上午，到了下午，刘浩然叫来了李善长等四位大学士以及正在帮助他们拟定五年计划的王侍尧、叶淙温等人，对五年计划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首先增加医疗设施建设力度，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必须完成每县一个县级医院，并开始重视妇儿医疗的建设，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争取完成每府一个专门的妇儿医院，每县级医院必须有专门的妇儿专科。
与此同时，除了鼓励私人正规医院医馆的建设之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必须开始对乡村医疗机构的建设，期间必须在三分之一以上的乡村建立县医院下属的乡村诊所，县医院的医生轮流分驻各诊所，为农民进行日常小病医治和重大伤病的紧急医治，为安全转送县医院提供初步的保障。
医疗建设铺开，对医护人员的需求一下子翻倍增加，为了满足这一需求，刘浩然提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各省大学必须完成下属医学院的建设、招生等工作，并在南京医科大学、大明皇家海军医科大学、大明皇家陆军医科大学的基础上成立北京医科大学、东京医科大学、武昌医科大学、广州医科大学、大明皇家海军第二医科大学、大明皇家陆军第二医科大学，而两所军医大学分别定在辽宁金州和陕西西安。
在加强医疗设施建设的同时，开始医疗保障的建设。劳工、司政、官府学校等雇员在缴纳养老保险金的基础上增加一项医疗保险金。各人从薪水里扣除一部分，雇佣方缴纳大部分。这个保险金与其它保险金一样成立基金会，投入到现在日益发展的大明工商业中，每年的盈利用过国家对医疗机构的补贴。
刘浩然太知道保险金这种巨大金额基金在另一个世界的黑幕，为了遏制被挪用和侵占，刘浩然提出完善其体制的建议，计部拥有监督权，负责监督、审计各项保险金、基金的缴纳、经营和使用；由工商精英人士组成的基金会理事会拥有经营权，这些非司政和官员的民间人士主要任务是使基金会获得最大的利润，自己从盈利提成中也可以获得丰厚的报酬；户部拥有使用权，他们收到理事会转过来的盈利后根据情况下拨到医院、养老院等直接使用单位。
当然了，上下齐手，联合贪墨也不是不可能发生，刘浩然这样做的用意就是增加贪墨的难度。你要想贪墨，必须把上下左右的人都拉进来，可是人一多，出问题的可能性也就大了。正在睁大眼睛找茬的监察局、廉政公署、都察院只要闻到一点问题肯定是一窝蜂而上，因为抓到贪墨犯是他们的功绩，而有了功绩不仅可以升官，还可以获得缴纳账款一定比例的奖金，不由他们不眼睛发绿，恨不得所有的官员都是贪官。
在农业这一块，刘浩然提出继续扶植农业生产，其中有几条，一是官府将逐步降低农业赋税，而对粮食的需求则改为加大对农民余粮的收购。随着大明农牧耕种科技水平的提高，大明农民的每亩单产量也开始增加，加上水利建设十几年如一日的建设，对抗天灾的能力也增强了，所以农民手里的粮食也增多，甚至有了两三年的积粮。
官府可以将农民赋税所交的粮食部分作为战略储备粮食，用于灾荒、战争等不时之需。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刘浩然要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在各省成立两到三个大型粮食储备站，农业大省可适当增加，一般设立在稍微偏僻、便于存储但又便于运输的地方，由当地守备部队保护，农牧部管理、计部度支、都察院监管。每年更换部分数量，保证粮食的质量。
剩下的粮食则转卖到城镇。刘浩然提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从官员、司政一直到劳工，所有的薪水全部用货币支付，不再包括粮食、布帛等实物，将他们完全推向市场化。为了让农民踊跃卖粮，官府的收购价格不低，这一部分成本将被转嫁到城镇居民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