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称号。
但是大明和占城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日本三万雇佣减员超过一半，这其中大部分都是因为疾病的非战斗减员，使得枢密院只好在日本又紧急招募了五千人，保证一定的军事实力；第八海军陆战师减员三分之一，只好从第六、七海军陆战师中抽调人手保证满员编制；制蓬峨的四万占城军伤亡超过了两万多，只得一而再再而三地从国内抽兵，几乎耗空了主力。
“将军，城内越陈国主遣使出城，愿意无条件投降。”二月二十一日，当蓝玉又一次眺望安远城时，副将跑来禀报道。
二月二十二日，陈暭奉国玺，率文武百官、王族等四百余人及城中军民三万余人出城请降，看着这些皮包骨，目光呆痴、步履艰难的越陈人，不知道真相的旁人可能以为这些都是从饿鬼道逃出的。
看到陈暭哭丧着脸，摇摇晃晃地跪在骑着马，趾高气昂的灭户将军跟前，可怜巴巴地祈求大明的原谅，奢望保住一条小命，制蓬峨不由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该死的战争终于结束了。
制蓬峨也没有想到这场战争居然打了这么久，而且打得这么惨烈。据他所知道的，越陈国内百姓估计不见了一半多，而且生存下来的多是妇孺老弱，就算按照战前的协定，这些人口一半归占城，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反而可能是一种负担。占城这三年多大半的人力物力投入到了这个无底洞，越陈被打灭了，占城却累得七痨八伤，最关键的是，在清剿活动当主力军的占城军队算是跟越陈百姓结下了死仇，以后想化解估计也得花数百年的时间。
不值得，太不值得了。制蓬峨在心中暗暗盘算了一番，最后总结道。
可是大明第八海军陆战师和两万日本雇佣兵来说，这却是一件天大好事，而这一大好消息也将迅速传回国内去。
第二卷 称雄江南 第二百二十一章 礼部尚书胡惟庸
第二百二十一章 礼部尚书胡惟庸
明历七年三月初二。皇宫外殿，刘浩然头戴折角向上的乌纱帽，身穿黄色的盘领窄袖袍，前后及两肩各织金盘龙一条，腰间系着一条主体为玉，以用金、琥珀、透犀装饰的束带，脚蹬羊皮精制的靴子，正神定气闲地坐在正中。前面则有四位画师站在前面，拿着各自的工具在细心作画。
整个大殿一片寂静，只有画笔在纸上的沙沙声音，还有在场几个人刻意压低的呼吸声。礼部尚书胡惟庸站在殿中的一个角落里，他低着头，悄悄地看着不远处的皇帝陛下，又看了看四位画师的作品，脸上一直保持着一种恭卑的神情。但是在他的心里，却洋溢着一种得意，一种押中宝获得大奖的得意。
胡惟庸是个很聪明也很有才干的人，正因为如此，李善长才决心将其作为淮西派后起之秀加以重点照顾，要不是胡惟庸本身没有两把刷子，依照李善长的性格。就是送再多的礼也不敢在刘浩然面前加以重点推荐。
胡惟庸热衷仕途，渴望做出一番事业，进而获得成功，从而荣登人臣之极。在胡惟庸的心里，他知道在大明做官，除了有真本事之外，还必须要时刻注意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揣摩上意。
在大明，最大的的老大自然是刘浩然，在胡惟庸看来，一切的一切都来自于这位皇帝陛下。以前胡惟庸还官位低微的时候，他只能收起自己的雄心壮志，老老实实做事，完成上司交给的每一项任务，并且竭力巴结李善长，为其分忧解难，毕竟在那个时候，胡惟庸还没有机会上达天听，他最大的老大则是这位相国。
当胡惟庸逐渐升上来，最后成为一员封疆大吏之后，他知道，该是向皇帝陛下展示自己的才华了，而巴结李善长则成了一项辅助工作，其作用就是帮助自己能够在皇帝陛下心里多留下一些映像。
在贵州布政使任上，胡惟庸仔细研究过刘浩然颂发的关于各项治理民政的律法和指导性“诏书”，再结合贵州省的实际情况。他琢磨出关键性的东西来。
胡惟庸认为，刘浩然关于“迁出山民，集中居住，建设城镇”是最适合贵州这种地缘偏僻、山高林深、族众混居的地方。
贵州大部分是“少数民族”，也一直由土司们统治，在很多地方，土司的权威就是天，就是法律，地方官府包括都察御史官署、按察司都无法发挥什么作用。
于是胡惟庸就与贵州都指挥司和驻军联手，先是大力推行“改土为流”，削弱土司们的权力。接着借着云南残元兵马犯境，心有不满的土司趁机闹事，胡惟庸借明军之手杀了不少人，然后他跑出来当好人，劝道不少部族“出山”，迁居到小盆地的坝子居住，然后又在原本驿道的基础上扩建直道，将这些新设的居住点连结起来。
但是依然有不少土司出来冒头，反抗大明的“新政”，胡惟庸毫不犹豫地支持当地驻军进行武力围剿。在另一方面，胡惟庸则加强对归附的“少数民族”控制。他强化“基层政权”建设，推行类似于保甲制度的“村落联保”制度，不仅便于开设官学、组织民兵等对山民的管理，还可以利用互助联工的形式帮助山民提高劳动效率，迅速发展生产。
五六年下来，贵州省境内的土司作乱几乎看不到了，百姓们也开始安居乐业，两个南北东西汇穿的直道也终于完成，一百二十六个大大小小的城镇也建立起来，贵州省在明历五年的户籍统计中一下子比明历二年的人数多了一倍。
这些都是了不得的成绩，而胡惟庸也付出了极大的心血，贵州各府他都跑了两遍，甚至有几次遇上作乱土司的兵马，差点壮志未酬就就交待了。
真因为这些，李善长才会那么理直气壮地向刘浩然推荐胡惟庸，因为相比贵州省来说，广西、湖南、广东的改土归流远远落在后面了。
胡惟庸理所当然地得到了提拔，而且被提拔的力度也在李善长等人的预料之中，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刘浩然居然将胡惟庸提拔到礼部尚书这个位置上。
在李善长等人看来，大明的礼部有点鸡肋，除了监管新闻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实权，而那个职权又由一位可以上达天听的侍郎来管理，礼部尚书还真没有什么实事可管的。
胡惟庸当初也觉得有点气馁，但是细细研究过皇帝陛下对礼部工作的“指示”和配置之后，却觉得这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如果能够秉承“圣意”大有作为的话，说不定真的能青云直上了。
别的不说。内阁这么多尚书，为什么皇帝陛下在大肆减少直学士名额的情况下，还让礼部尚书挂上这个非常珍贵的衔？如果说给自己这个礼部尚书挂“直学士”衔是照顾淮西派诉求以及奖励自己的功劳，那么为什么皇帝陛下要钦定各地地方官府礼事部门主官一定要挂“衔”？这一挂就等于比同一级职能部门高上一级了。
为什么皇帝陛下会如此重视礼事部门？胡惟庸揣测了很久，慢慢琢磨出味道来。他猜测，可能是北伐和对北元战事已经大致结束，皇帝陛下将注意力放在国内矛盾中来。而国内目前最大的矛盾则是主流思想之争，也就是用那一套理论去治理将来的大明。
刘浩然在持掌江南就发展了一整套重商重工的理论和制度，并且利用手里的兵权以及各种手段迫使儒家理学暂时屈服。但是随着对外矛盾的结束，被战争压制的诸多矛盾将会逐渐激发，此前一直占统治地位的儒家理学不会甘心自己的地位逐渐被削弱，正在蓬勃发展的新学派和势力随着其财富和实力的增强，将会谋求更多的话语权，甚至要求国家以有利于他们的思想和理论取代理学而成为主流。
胡惟庸推敲了一下，这种斗争将会更加激烈。新学派以淮西派和新兴的太平派为主，他们联合了一大批江浙原本不得势的商人、中小地主，还有少部分见识卓远的世家和大地主；而旧学派则以理学为主，联合了遍布江南各地，坚持着土地为主的世家大地主。
他们的斗争不仅限于主流思想上，还表现在经济利益上。新派利用刘浩然重工重商的政策，获取了巨大的财富，而旧学派因为没有跟上“时代的潮流”，不仅财富没有迅速增长。手里的大量土地财富也在迅速“贬值”，在经济实力上，他们已经逐渐失去了优势地位。但是旧学派有自己的优势，尤其在“农村地区”，过于一地的乡绅地主就代表该地的“民意”，官府必须依靠他们才能去治理地域广袤、人口众多的农村。而这些乡绅地主却和旧学派的文人名士是息息相关的，加上受到新派的“逼迫”，互相结为一体则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胡惟庸看到，皇帝陛下一上台就大力推行“国民教育”，大办官学，甚至大开“扫盲班”。这种十几年普及教育的成果一是让文化不在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百姓不再是旧学文人名士说什么就是什么的愚民；二是利用设定官学科目和学校学习的知识等手段，使得新学派此前非常薄弱的思想基础一下子得到了空前的增强。难怪皇帝陛下一直把学部抓在手里，又连续改革科举制度，将其分为学考和政考。
不过胡惟庸也知道，这些是不够的，上千万百姓遵从了上千数百年的习惯是没有办法在十几年内完全改变的。国民教育建设了十几年，依然只能普及到各省的城镇和不到一半的农村，旧派势力在各地的实力依然强劲，乡绅文人依然是大明基层政权的“柱石”。
胡惟庸已经猜出，皇帝陛下把自己放到礼部尚书这个位置上来，就是想让自己争取“民意”，尤其是将让广大乡村百姓的民意从旧学派手里抢出来。
领悟到这一意思后，胡惟庸当即在内阁提出一项建议，那就是在大明各地加强“忠君爱国”的教育。这一建议的主体思想就是要让所有的大明老百姓都意识到自己是伟大的大明王朝的一分子，他们正在伟大的皇帝陛下领导下开创新的历史。
胡惟庸这一建议一提出来，得到了内阁的支持，旧学派势力虽然看到了这其中的猫腻，但是却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