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荣耀- 第324部分

接着蓝玉以大都督府的名义登记各方势力愿意派遣的兵马，统军将领，然后指派大批军官和士官到各部进行紧张地训练。

七月初二，刘浩然发布诏书，宣布成立云南省，设昆明府、曲靖府、楚雄府、大理府、丽江府直接治理，其余皆由诸宣抚司治理。并任命原山东参政安然为云南布政使。安然，祥符人，徙居颍州，元廷时以行省左丞相守莱州，明军北伐，举城降附。后历任洛阳知府，济南知府，山东省参政，抚绥流移，俸余悉给公用，算是一位清正廉明的能吏，刘浩然将其派往云南，就是想让他好好治理一下纷乱贫瘠的云南，此外，安然算是一位爱民如子仁德之君，刘浩然也希望他能止一止灭户将军蓝玉的杀气，不要将云南搞得过于“血腥”。

与此同时，大明海军第一舰队和第三舰队抽调战舰组成远征舰队，向马六甲驶去，准备策应很快就要发生的对阿瓦、白古两国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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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称雄江南　第二百六十五章　《明知论》一

第二百六十五章　《明知论》一

“天之立君所以为民。后世人君知民之职在乎奉上而不知君之职在乎养民，是以求于民者致其详而尽于己者卒怠而不修。斯民至于秦而后兴乱。后世亡人之国者大率皆民也。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是为众治。”

刘浩然正在读的是礼部侍郎徐茂诚的文章，连刘浩然都没有想到，这位第一科榜眼给自己当国务秘书时不声不哼，但是却海绵吸水一般吸收了刘浩然平日里所说的点点滴滴，回去后再细细琢磨，经过数年终于被他“琢磨”出一本书来，而且一开口就否定君权的至高无上，讲明君权的基础是民权，民权大于君权，这一点是站在孟圣的民贵思想上进行於生的，进而讲到众治，徐茂诚认为内阁、资政院和各省参议会就是一种众治的良好开端。

“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君者，使天下受其利。使天下释其害。”这句话的意思是君主要负担起抑私利、兴公利的责任。对于君主，他的义务是首要的，权力是从属于义务之后为履行其义务服务的。君主只是天下的公仆而已，

这段话是徐茂诚根据刘浩然时常所发的“废家天下，立公天下”，责任、义务、权力等言论而引发出来的。

接着徐茂诚又对私利和公利进行了论述，他认为人总是有私利的，人不管在什么时候，第一个问题是要填饱肚子，这是生存问题，接着是解决自己的安全问题，生理问题，过完了才是忠君爱国等高一级的问题。这些论点从刘浩然曾经含糊提出的需求层次论中引申出来的。

徐茂诚指出，当一个百姓处于饥寒交迫时，生存和安全都得不到保障时，你叫他去爱别人，去遵守三纲五常，去忠君爱国，让他为国出力甚至捐躯，简直是一种笑话。”盖前朝历代动荡之时，暴民如蝗灾过地，只为乞活，人性已泯灭，谈何道德纲常？”

所以为君为上者最重要的是让老百姓过上富足的生活，只有在这个“物质基础”上，才能让百姓们遵从法度，忠君爱国。

因此最重要的是“以人为重”。尊重私利，即尊重每一百姓们，保护他们的生命和财产权力不受侵犯，这才是为君为上者应该做的。”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以不能免矣。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

只有在保护每一个百姓们的私利之后，天下的公利才会得到保障，而天下也就大治了。

这一点是吸收了刘浩然时不时提出来的以人为本，个人生命和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刘浩然常常对身边人说，如果老百姓朝不保夕，个人的生命和尊严得不到保障，他对这个社会和国家也就没有什么好感和忠诚可言了，如果个人的财产得不到保护，他也就没有创造财富的动力了，因为到后来这些财富都可能被别人随意夺走，这样会使得整个社会陷入一潭死水之中。

徐茂诚紧接着指出：“安人之私，非废天下之公。人私皆安，则得公正，公正一立，则遵法度，法度得行，则天下得治。”

刘浩然明白这个意思，徐茂诚的意思是尊重和保护私利不是鼓励互相为私利而争斗，反而当每一个人的私利得到保障时，任何人都不可能随意去侵占和剥夺他人的私利，从而形成了一个公正公平的局面，大家在这个公平公正的情况下便只能通过遵守法律等正当的手段去谋取私利，如果大家都自觉地遵守法律，那么天下也就大治了。

徐茂诚接着指出，以前贪官墨吏横行，根本就是私利不保、法度不扬，这些官吏可以凭借手里的权力任意侵占国家和个人的利益，因此，除了要确保私利、遵从法度之外，还要明确权责之明。

君主都是天下公仆，官吏岂不是万民之公仆？因此官吏也要明确他们的责任和义务是首位，权力只是他们履行责任和义务的辅助工具。只有明确了责任和义务，让天下官吏明白如果不履行义务，不承担责任将受到严惩，只有当官吏明白多高的职位要承担多大的责任时，他们便有自知之明。万一钻营投机谋得高官，一个不小心便陷入万劫不复，还不如当个能力所及的小官安安稳稳过日子。能力有多大，责任就有多大，反过来。能力有多大，你就去承受多大的责任吧，否则就是害了你自己。

从这一点，徐茂诚引申出一个论点，那就是此前历朝法度不申是因为违法的“成本太低”。他吸收了刘浩然的一些想法，指出每一个人都会趋利避祸，他们做任何事都会衡量得与失，这是天生人性，跟读多少圣贤书没有任何关系。当他们觉得违法成本远小于违法所得，便会不把违法放在眼里。而当他们知道违法成本远大于违法所得，不用三令五申也会自觉地去遵守法度。

因此，徐茂诚指出一个新的观点，那就是国家最大的责任是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不论这个成本有多大，无论多么的“得不偿失”，必须一丝不苟地去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他郑重指出了法律的重要性，指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看到这里刘浩然深以为然，他在另外一个世界上经常听到这样的言论：“不就偷了一个钱包吗？犯得着这么大张旗鼓地去追究吗？公安部门查案的费用不知是这个钱包价值的多少倍？”可是他们就不想想，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值多少钱？

在经济方面，徐茂诚在人之私利观点上指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他指出前朝历代，君主、贵族、官吏、地主世家们个个都“富得流油”。”钱满库，粮盈仓”，而百姓们却穷困苦顿，最后矛盾激化时便酿成了民变，结果再多的财富也是烟消云散。

不过徐茂诚对经济方面不是很擅长，所以说了一个大纲和方向之外便不再细细论及了。

依次谈论了民权、君权、众治、法治、责任、义务、权益方面后，徐茂诚接着把矛头一指，开始抨击陆家心学和程朱理学。

徐茂诚指出儒学本旨是“其行在孝悌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其文在《诗》、《书》、《礼》、《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去就、交际”。”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罚”。

徐茂诚引用宋元之际著名学者黄震对陆氏等心学的批评：“近世喜言心学，舍全章本旨而独论人心道心，甚者单摭道心二字而直谓心即是道，盖陷于禅学而不自知，其去尧舜禹授天下本旨远矣。”因此他指出，既然陆王心学是佛教禅学，背离了儒学修齐治平的宗旨，自当属摒弃之列。

接着徐茂诚又将矛头指向以“性与天道”为论究对象的程朱理学，“理学之君子是以终日言性与天道，而不自知其堕于禅学也。今日《语录》几乎充栋矣，而yin于禅学者实多，然其说盖出于程门。孔门未有专用心于内之说也。用心于内，近世禅学之说耳。今传于世者，皆外人之学，非孔子之真。”直接将程朱理学从孔子儒学中一脚给踢了出来。

刘浩然看到这里不由诧异了，徐茂诚出身江南，虽然上过南京大学的前身…江宁大学，但是也算是读程朱理学长大的，否定陆氏理学不算什么，将枪口直接对准程朱理学却是需要极大的勇气。这中间除了刘浩然对其的影响巨大之外，也说明他不是一个读死书的人。

这篇文章大约五千字，从字行中可以看出其根本思想，那就是否定当今盛行的陆学、程朱理学，以民为本，保护私利，强调法治和君权来自民权。这些都于刘浩然的观点非常接近，但是这其中还是有缺陷，例如，徐茂诚无法否定君权的权威性，在否定陆学和程朱理学之后，却不知道以何种学术思想去取代它们，也无法找到更科学更新颖的理论思维形式，只得在传统儒学的遗产中寻找出路，从而选择了复兴经学的途径：“以复古作维新”。

刘浩然知道，这种缺陷是因为徐茂诚身处这个时代受到的局限。在这个理学占据主流学术思想。民智又不开化的时代和社会，徐茂诚虽然提出了以民为本，提出了初步民主…众治的等新观点。但是这一切必须又要靠刘浩然手里至高无上的君权去推行，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问题。而且徐茂诚从小学的是儒家思想，以民为本也是从孟子等学说中引申出来的，他可以否定和批判陆学和程朱理学，却无法全盘否定儒学，因为这样他的学说就是“无根之学”了。

再说了，徐茂诚要是敢提出废除君权、建立民主制度的激进思想，先不要说刘浩然这个大明皇帝答不答应，依附在皇帝手下的文武百官以及各股庞大的利益集团会饶过他吗？

“昌信，你所书深合我心。”刘浩然的一句话让一直忐忑不安的徐茂诚放心了，他的这篇文章虽然是根据在刘浩然身边当国务秘书时所受熏陶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