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荣耀- 第388部分

听到这里，刘浩然不由自主地想起一个词，地区行署。他以前的家乡就是一个地区，后来才改为地级市。而地区行署就相当于省府的派驻机构，不过权力也挺大的。

“百室，你觉得府级官府虚化缩减后当保留什么样的权力？”

“陛下，臣认为府级官府更多应行使监督权而非治理权。”

刘浩然不由抚掌称是，的确如此，府级官府的确应该行使监督权，代表省司的监督权。如省司将一年的财政预算下拨到县衙，按理省司也需要监督其使用，但是省司不可能有那么人手和精力去看全省诸县，因此就可以委托府计务局进行监督；又如省司内政厅主持全省“治安严打”，或追捕某重大罪犯，省司内政厅也没有那么人手和精力去监督诸县内政局用心行动和查办，那么就可以委托府内政局督办。

虽然府一级对县衙主官没有什么人事权和治理权，但是可以以上级的身份进行监督，也可以向省司提出建议权，汇报县官府的不负责任。至于以前府一级可以决定县衙各职能局主官的任免，刘浩然在考虑是不是以予收回。

李善长还有一个意思虽然没有说，但是刘浩然却明白，府一级还有一个设立的必要性，那就是完整大明文官等级和序列。知县做得好，值得褒奖和升迁，但是你总不能一下子将其升到省司做主官和各职能厅当主官吧，必须留下一个府级机构进行过渡。虽然有机构臃肿之嫌，但是权衡利弊后，刘浩然还是觉得府一级值得保留。别的不说，在这种通信条件下，省司也不可能能够直接掌控各县，留下一个府衙机构，也可以缩短决策时间和减少监督程序。

“陛下，臣第三个想法就是，设立地方奉议会后，省、府、县的参议会、协赞会和协理会是不是要取消？”

刘浩然倒是没有想到这个问题。设置这些类似于常委会的机构原本就是制衡地方权力的，现在有了奉议会，这些机构倒是显得有些多余了。奉议会要议论，这些机构也要讨论，这边一耽搁，这时间耗费不说，扯皮的事情就多了，是不是该取消这些机构，强化地方主官的职权？由于有了奉议会，地方主官多了一个最大的监督和牵制，如果不赋予他一定的权力，还真做不好事。

“百室所虑极是，上海试点时可以将县协理会取消，加强知县、主簿的权力，看看效果吧。”

又讨论了众多细节问题，桌子上已经堆积了厚厚的一叠纸，李善长半笑着感叹道：“此后大明的官恐怕更不好当了。”

原本大明的官就不好当，比起前唐宋那些清流御史的弹劾和监督，大明是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分权和监督制度。廉政公署不说了，拥有督法权和公诉权的都察院也时时盯着地方官府，还有拥有司法大权按察司这尊大神，处处钳制着地方各级官府，现在又多了个奉议会，这官的确是越来越不好当了。

刘浩然淡淡地说道：“大明的官不是配亨特权，不是享受清福，却是要干实事的。有什么样的能力就去承担怎么样的责任。否则身败名裂，夺职绝仕还是轻的。朕就是要让天下读书人明白，大明的官不是荣贵清福之途，而是责比权重之践。看住他们言行的不再是虚无缥缈的德，而是无处不在的法。朕倒要看看，他们明白之后，是不是还会那么热衷仕途，钻营奉跑。”

刘浩然低下头默然看着那堆纸半晌后才继续悠悠地说道：“这些或许都是遥不可及，但却是我为大明带来的新梦想。或许我们将遇到种种困难，但是我们必须从最完美着手，从最坏处准备。”

过了两日，刘浩然站在战舰上看着在晨光中越来越远的上海，悠悠地说道：“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去寻找光明。”

众人不由转过头来疑惑地问道：“陛下……”他们对这句现代诗都不是很了解其意思。

“君权给了我专制的权力，我却用它去寻找民主。”刘浩然又悠然地说道。

众人不由陷入了沉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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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称雄江南　第二百七十六章　出巡之回京

第二百七十六章　　出巡之回京

明历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刘浩然在崇明岛海面检阅海军第一舰队和海防第一舰队，七月二十八日，刘浩然一行回到南京城。

第二日，监国的皇太子刘焕章前来问安。

“太子，坐。”刘浩然待刘焕章行完礼后指了指旁边的椅子说道，他手里拿着一张报纸，正是前些日子的《大明邸报》，而他看的版面正是弘文院院士王宜循写的《论墨学》。

在这篇文章里，王宜循首先高举墨子的“兴天下大利，除天下之害。”提出无论治学还是为政，都要以国家、百姓利益为准绳。痛斥了杨子之学的“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

王宜循提出，“除天下之害者，常享天下之利；共天下之乐者，常飨天下之福。”他还吸收了古泰西文明的一些思想加上大明这十几年新学术研究的成果提出，国家、社会是由一个个人组成的，如果人人为自己，那么到后来这个国家和社会也没有存在的基础了。因此，王宜循提出，应当提倡墨学的“兼相爱，交相利”。王宜循言明。”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利人其目的故在利人，而所以达此目的之手段，则又因人之利己心而导之。只有为他人，他人才会为你，这样才能组成一个互帮互利的社会。否则，人人为己，这个社会除了争斗便没有什么人道可言了。

在文章中，王宜循还总结了墨学的利，“凡事利大于害者谓之利，害大于利者谓之不利；利于大多数者谓之利，利于少数者谓之不利；能使我良心泰然满足者谓之利，否则谓之不利。”

王宜循在利人的基础上提出大同兼爱的思想，在大爱无差的基础隐隐提出一种平等的思想。

王宜循接着又提及墨学在数学、力学、光学、声学、机械方面的成就，大力赞赏墨子提出的“循所闻而得其义”，他带着一点讽刺的语气说道，在一千多年前的墨子及其门徒，已经在科学和技术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而且知道利用这些科技抵御侵略，保卫城池和国家，想不到千余年后，文人只知道钻在故纸旧书中，不仅沾沾自喜地拾人牙慧，连最基本的数学、知物都不知道了。到了只知圣贤书，不知谷物为何生的“废人”。

王宜循还重点介绍了墨子的辩学，便将其与古希腊的逻辑学相提并论。他在墨子“别同异，明是非”的基础剖析了墨子辩学的精髓。墨子认为人们运用思维，认识现实，作出的判断无非是“同”或“异”，“是”或“非”。为此，首先就必须建立判别同异、是非的法则，以之作为衡量、判断的标准，合者为“是”，不合者为“非”。这种判断是“不可两不可”的。由这一思维法则出发，墨子进而建立了一系列的思维方法。他把思维的基本方法概括为“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而思维的目的是要探求客观事物间的必然联系，以及探求反映这种必然联系的形式，并用“名”（概念）、“辞”（判断）、“说”（推理）表达出来。

王宜循用墨子辩学与古希腊逻辑学相对比，认为墨子其实已经提出了假言、直言、选言、演绎、归纳等多种推理方法。因此，王宜循认为这应当是大明发展科学技术的基础。

最后，王宜循大声疾呼，大明文人不能再闭目自大，尊独拘泥。而是应该不分门别地学习春秋战国先贤们的精髓，吸收泰西、印度等文明的长处，以创新精神开创属于大明的新文明。

王宜循的文章可谓是打响了复兴百家的第一枪，一时引起无数的波澜。理学派的文人当然会气急败坏地进行反驳，痛斥其为“异端邪说”，有辱圣人，甚至有江南文人要求监国的太子将王宜循从弘文院革名。

但是刘焕章自从上次被江南派当枪使后已经谨慎很多，一时没有表态，后来又看到刘浩然的嫡系…太平派一窝蜂地涌出来支持王宜循，而且还发表了穷发韩非子法”、“术”、“势”法学和荀子的“性恶论”的文章。

在这些文章中，太平学派的文人们对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即有批判又有接受，然后又和性恶论结合在一起，提出一个国家和社会必须建立秩序，而这种秩序由于人性有恶，所以光靠自觉地道德去约束无疑是让狼牧羊，必须用法治。”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意思也就是说，圣人治国的方法不是依靠人人为善，而是使人人不作恶。一国之内为善的人不计其数；使少数作恶的人不再作恶，天下便大治了。君王治国，是依靠众人的力量并使那少部分作恶的人除恶。所以不要老是着眼于提倡好的道德，而应致力于建立防止作恶的法律条文。

看到这些太平派学子们出手了，刘焕章也意识到什么了，于是便保持沉默。于是那些江南学派的文人只好自己出手，与王宜循代表的北方学派和太平学派争锋相争。

看到刘浩然将手里的报纸放下。端正和色地看向自己，刘焕章瞄到了那版报纸上的标题，心里咯噔了一下，然后赶紧言道。

“父皇出巡一趟，天恩广泽，只是看上疲惫很多，父皇当保重龙体。”刘焕章斟酌着词句说道。

“疲惫是有的，不过收获也很大。不谈这些，你这些月监国，可有收获？”

“回禀父皇，儿臣到今日才明白父皇建立大明基业的艰辛。儿臣只是监国数月，已经觉得力所不及，而父皇却将大明治理得如此兴盛，这份操持，儿臣今日才深深体会。”

“古人云，治大国如烹小鲜，听上去好像很容易。实际这其中掌握火候却是最难的。”

“当年我与三位义兄在定远起事，手下有数百号兵马，开始时为如何管治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