脖子上的手松开了，我困难的坐起来，大口大口的吸着气，林亦就站在我前面，背靠着阳台，呼哧呼哧的喘着气，他的侧胸叉着一把小小的刀，灰白色的衣服上一片鲜红。
他咧着嘴笑，发出风箱一样的声音，“杨念，你有种，有种，我没看错你。”
姐姐走到我身边，她举着枪，双手不停的发抖。
林亦张着嘴笑，“你的手在抖呢，你会开枪吗？杀人的感觉好吗？痛快吗？”他大声嘶吼，那把小小的刀不停的颤动，血涌的更多。
我只看见姐姐的眼泪滚落下来，一滴又一滴，溅落在地上，形成小小的水渍。
林亦的声音突然变得温柔起来，“你哭什么？你不是恨我吗？你要杀我，你做到了，你哭什么？”他抬起头，茫然的看着天花板上被打碎的水晶灯剩下的残渣，不知道是说给自己听还是说给别人听。
姐姐的眼泪更多了，咬着下唇，浑身颤抖，却还是死死的握着那把枪。
门外有人大叫，是杜楚宁，他终于回来了。
林亦笑起来，笑得比哭还难看，他指着自己胸前轻轻的说，“杨念，你开枪啊，瞄准这里射，一定要射准。”
他踉踉跄跄的走过来，我挣扎着爬起来，他大吼一声“滚开”，力气出奇的大，我被他推得飞了出去，一直撞到桌子上。
我看见他走到姐姐面前，握住她的手，将枪口对准自己胸前，“开枪啊，开枪啊。”
门外有人在拼命的敲着，喊着，我听不清，我只听见林亦疯狂的大叫，突然间“砰”的一声，一切都陷入了寂静中。
我看见林亦在姐姐面前慢慢的倒了下去。
枪从姐姐手里掉下去，她轻轻的跪了下来。
我费力的用左手撑起自己，跌跌撞撞的走过去，姐姐茫然的抬着头，泪痕犹在，却不再流泪了。
孩子的哭泣声中，杜楚宁他们冲了进来。
后来杜楚宁告诉我，姐姐那一刀几乎已经致命，最后的枪子只是加速了林亦的死亡。
他说，“你知道么？那一刀的位置和舒炜的一模一样。”
我喃喃，头顶有苍天。
最后给姐姐定性的是正当防卫。我去接她的时候她抬着眼看我，我突然不知道该要怎样面对她。
我把运输的活交给张大全他们，想一个人出去走走。
走之前杜楚宁来看我。
“真的决定要走？”
我没说话。
杜楚宁点点头，“我明白。”
“你姐让我告诉你，你永远都是她弟弟。”
我默不作声，只管自己收拾行李。
他低头，又翻起眼睛看我，额头上五线谱栩栩如生。“杨洋，在你姐姐心中，天平两端，亲情永远都要比爱情重些。”
我拉上行李箱的拉链。我相信，我为什么不相信，她对我说过，“如果我不是她弟弟…。”
坐在行李箱上，我看着杜楚宁。
“那你呢？你的天平两端呢？爱情重要还是法理重要？”
他眯着眼睛看我。
我笑笑，“你不戴棒球帽比较好看。”
杜楚宁气结，翻翻眼睛，转身往出走，走到门口，却又回转过来，扶着门框说，“在我看来，爱情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我会努力去争取，但成败在天。而亲人是烙在骨里的东西，你可以漠视，可以逃避，却永远也无法躲开那股羁绊。祝你好运。”
他说着走出门去。
我还是走了，第一站选的是北京。
到那里的时候已经很冷了。秋风瑟瑟，我裹紧大衣走进那个熟悉的独门独栋的园子。
凌萧粟不在，我在门口的小花园转悠，浅灰色的“杨洋到此一游”还在那个熟悉的位置，看着那歪歪斜斜的字，我多少有些理解凌萧粟当日的心情，忍不住笑了。
我给凌萧粟留了一个字条，从大门下面塞了进去，然后收拾行装，去了甘肃。
我坐火车，同车厢里有很多大学生，我听到他们是要利用假期去一个叫民勤的地方做志愿者。
他们高谈阔论，神采飞扬，想起自己的学生岁月，我不禁有几分怀念。
坐在我对面留着寸头的学生叫陈亮，是农大三年级的学生。他向我解释沙尘暴的原理和经往途径，起源地蒙古，共有东、中、西三条路，第一条主要影响东北、山西、河北等地区，第二条主要影响西北东部、华北中南部及以南地区，第三条则主要影响新疆西北部、华北及以南地区。
他告诉我，他们要去的民勤主要是中路的桥头堡，“是对津、京、唐地区影响最大的”，主要是认领沙漠植树、植草，承包一块或一片沙漠的治沙工作。当听说我没有特定的目的地时，陈亮竭力游说我和他们一途，“去看看，你绝对会有所触动。”
他说得那么真诚，我点了点头。
他给我看民勤县地图，我很惊讶一个有众多以“湖”、“河”、“圈”、“井”、“坝”命名的地区竟然流沙遍地，黄尘漫天，陈亮很感慨，“人为的生态破坏。”
他上铺胖胖的男孩有些激动的插嘴：“进入下游民勤的地表水量由上世纪50年代的5。9亿立方米锐减至不足1亿立方米的主要原因就是上中游用水的不科学、不节制，8条支流上修建了7座水库，水被蓄积起来，难以充分进入下游。”
我听的似懂非懂，但非常羡慕。我从没有接触过像陈亮他们这样的，一群人为了与自己利益无关的事业东奔西走，我觉得好奇，更向往他们的朝气蓬勃。
我们从兰州转乘汽车到民勤，一大早出发，要5个小时才到。越往目的地走土壤越沙化环境越荒凉，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植被，一路上我们关紧窗户，鼻子和嘴里还是有挥之不去的沙土地味道。
陈亮捅捅我，“看远处。”
我吓了一跳，地平线上一大片黄｜色的暴壁，几乎占据了天空的一大半。在北京的时候我也见识过沙尘暴，但在这么空旷的地方这么直接的观察大自然还是第一次。
我很震惊。
到民勤的时候一个姓谢的男子来接我们，据说是这里的县委书记。
他黑黑胖胖，穿着颜色有些土气的西服，和我们一个个握手表示欢迎。他的话我连蒙带猜能听个八九不离十，荣任这一行的翻译官。
谢书记说省里县里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目前民勤正采取关井压田、村庄内迁、水库调水等方式，但关键还是要看整个石洋河流域的治理，方案已经提交了上去。
我们一行人住在民勤红沙梁乡丁大叔家。丁大叔50多岁，他很感慨地告诉我们，过去50年养育他的这块土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树大草深到农田遍野，再到土地沙漠化。
我站在厚重的毡子后，透过缝隙看远处橘黄｜色的夕阳，对大自然的威力无比敬畏。
白天我们帮丁大叔在自家门口开出的空地上种茄子，浇水，盖上地膜，看看不远处，其他的人家也在家门口“垦荒”。
每周一上午的十点到十点二十分供应自来水，其余时间水管里是没有水的。那个时候丁大叔会掏出所有的家当来盛水，到周五的时候喝的水都飘着一股味道。第一天早上我和陈亮他们几个把洗过脸的水倒掉了，后来才发现丁大叔他们都小心翼翼的留着，“洗脸水可以用来浇地”。
在民勤的第二周我们就遭遇了当年最大的一场沙尘暴。
当时我和陈亮他们都在县里那个简陋的志愿者办公室，一开始大家没什么感觉，慢慢的开始觉得呼吸有些不畅，好像嗓子里有东西，
然后鼻子就闻到了浓浓的尘土味儿，这才后知后觉的开始搬东西挡住门，拉下窗帘，再用厚厚的书盖在窗台上。这场狂风一刮就是3个小时，我觉得满嘴都是苦涩的土味儿，昏黄的尘土满屋飞扬，阴霾如黑夜，开着的日光灯都呈现一种病态的红色。
好不容易等风过去了，我摸摸书，积的尘土足有半指厚。我们七手八脚的搬开门前的家具，拉开帘子，窗外的景色令我瞠目，昏黄的沙幕已落在我们身后，面前是渐渐散去的灰雾和透过云层洒落下的灿烂的阳光，蓝天就这样在我们前面慢慢展开，我能看见灰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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