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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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背后- 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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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手有些哆嗦,手电的光柱照过去,我只看到一个塑料脸盆,自从买来以后我一次都没用过。

我被自己的举动吓坏了,我怎么会怀疑蒋梅绣躲在房间里呢?

我拉开写字台的抽屉,从白色的药瓶里取出两粒胶囊,我最近很少服用它,但今天恐怕不得不依靠它了。

我重新躺到床上,把被子严严实实地蒙在头上,全身放松,尽量清除心中的杂念。渐渐地,我觉得身体轻了,脑海里一片混沌。现在好了,我终于可以暂时忘掉一切烦恼,进入另外一个世界。

就在现实与梦境变幻的当儿,我忽然听到屋里有声音。好像是装修队又开工了,我强打精神,忽然意识到声音在房间里。

我睡意全无,那声音源自卫生间,是流水声。

“谁在那里?”我朝卫生间方向喊了一声。

水声停止了,紧接着是开门声,一个黑影居然从卫生间里走出来!

我的心脏紧了一下,虽然还没看到人,但我知道对方是谁。

原来她一直待在卫生间里。

蒋梅绣打开顶灯,梗着脖子走出来,她脸上化着浓妆,头发湿漉漉地披在肩膀上,那件白色浴衣荡来荡去,好像是挂在她的身上。

她的眼神发直,目不斜视地从我床前走过。我注意到她的胳膊一动不动地垂在两侧,看上去怪怪的。

我惊讶地睁大了眼睛,蒋梅绣竟然没有看我一眼。

她坦然自若地坐在梳妆台前,用吹风机吹干头发。我盯着梳妆台的大镜子,她的脸色有些发黑,右边的脸颊上多了一道细小的伤疤。

我想叫她,可那声音就像是卡在喉咙里,任凭我如何努力也无济于事。

她吹干头发,从化妆盒里取出发卡别在头发上,之后她在镜子前打量自己,似乎很满意。她自始至终都没发现我的存在。

我心里有些发慌,我实在猜不出在她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她为什么不转过身和我说话?

就在我胡思乱想之际,她离开梳妆台返回到卫生间里,我听到衣料沙沙的摩擦声,显然她在里面换衣服。过了几分钟,她穿着那件鲜红的风衣走出来。

不能再犹豫了,必须拦住她。我试图跳下床,但我发现自己的身体没有任何反应。

灯灭了,房门咔哒一声响了,我眼睁睁地看着蒋梅秀离开了房间,我可能再也找不到她了。

梳妆台上多了一把房门钥匙。

一时间我的内心充满了失落和沮丧,我不明白我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个令人费解的秘密可能永远也找不到答案了。

我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脑海里一片空白。四周安静极了,整个世界仿佛停止了运转。不知过了多久,我听到了手机铃声。

铃声不厌其烦地响着,我被迫接起它。是曾文书的来电。

“你中午给我打过电话?”他的嗓音有些嘶哑。

我想他的酒醒了。“是我打的电话。”我回答他。

“你有什么事?”

“已经没事了。”我想尽快结束通话,现在我的心情糟透了。

曾文书停顿了片刻,说:“你在干吗?”

“我在睡午觉,你把我吵醒了。”我没好气地说。

“睡午觉!”曾文书在电话里惊讶地说,“你知道现在几点了?”

“大概三点吧。”我故意把时间说晚一点,从小我就讨厌无聊的猜谜游戏。

“我没听错吧,你说是三点。”曾文书几乎叫起来,“你看看窗外。”

“请你有话直说吧,我拉着窗帘呢。”我不高兴地说。

“现在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曾文书大声说。

“你开什么玩笑,我刚刚躺下。”我虽然这么说,但心里却不安起来。我觉得某些事情已经失控了。

“好吧。”曾文书的口气像是妥协了,“请你现在打开灯,然后看看手表。”

“我没有手表。”我像孩子似的赌气说。

“你家总有闹表吧。”

“你等等。”我把电话放到床头柜上,拧开壁灯,我看到闹表上的短针指向八点。

这怎么可能!一定是闹表坏了。我抬头看墙上的挂钟,居然也是八点。我彻底乱了,我觉得自己被时间欺骗了。

我跳下床拉开窗帘,窗外是星罗密布的街灯和漆黑如墨的天空。我瞠目结舌地站在窗前,落地窗映出我孤独的身影。

我拿起电话,曾文书还在线上等着我。“是我搞错了,的确是晚上八点。”

“没关系,谁都有睡过的时候。”

我清了清嗓子,说:“你找我有事?”

“你到我的酒吧来一趟。”他说,“我有事要告诉你。”

“你就在电话里讲吧。”

“不行,必须面谈。”他斩钉截铁地说,“我等你。”

我挂上电话,坐在床头回想事情的经过。蒋梅绣出现在房间里,这件事应该是千真万确的,可按照时间来推断,似乎又不大可能。我开始怀疑事情的真实性,一定是药片的作用,我是在梦中见到了她。

的确,她无论如何也不会像个僵尸似的在屋里走来走去。可是,那串脚印怎么解释呢?我的脑子里乱糟糟的,仿佛无数根尖针扎在头皮上。

我拉开抽屉把所有的药瓶扔进垃圾箱里,并暗自发誓今后再也不服用它了。

我足足睡了六个小时,今晚我可以实施我的计划了,不过在这之前我要先与曾文书见面,看看他究竟有什么重要的事。

我换了件夹克,穿上后发现衣服的右角撕了一个大口子,看样子修补不好了,我脱下它,从衣柜里取出一件西服,站在穿衣镜前,觉得很合身。

我把手电筒塞进手包里,离出门前我在卫生间里洗了一把脸,充足的睡眠使我恢复了正常状态。

楼道里有很多人,一对年轻夫妇刚从电梯里走出来,他们友善地朝我点点头,我僵硬地笑了笑,然后低头走了过去。

年轻夫妇进了隔壁的房间,装修队不见了,地面上打扫得干干净净,一点灰尘都没有。

走到楼下,我摸了摸夹克的口袋,然后把它扔进垃圾箱内。

曾文书的酒吧开在城北的闹市区,我坐出租车赶到的时候,正好是酒吧街热火朝天的时段,整条街全是身着时髦服饰的年轻人,他们又蹦又跳地在酒吧门口探头探脑,有些人还在偷偷打量我,好像我的正装与这片欢乐的海洋格格不入。

看到各家店头的装饰品,我才想到圣诞节的狂欢快要到了,我不明白国人为何如此热衷一个外国节日。

我手里捏着曾文书的名片往街里面走,酒吧里飘出来的现场音乐让人心里发狂,我不由得加快了脚步。在街角处我找到了曾文书的酒吧。

酒吧的店头装潢很普通,几盏射灯打在半新不旧的招牌上,里面没有震耳欲聋的摇滚乐,取而代之的是轻柔的钢琴曲。

我刚驻足,一位年轻的女服务员就迎了出来,可能因为我是新客人,她的笑容显得格外亲切。

“就您一位?”她问。

我猜她一定以为我刚刚失恋,所以我连忙解释:“我是找曾老板的。”

她显然有些失望,但她的职业笑容并未改变:“您先坐吧,我去后面找他。”

我随她走进去,里面的灯光很暗,过了好一会我才勉强适应。

酒吧的面积不算小,大概有二十张桌子,吧台弯弯曲曲,像一把吉他,很具创意。酒吧的天花板和墙壁都是崭新的,各种奇异的装饰物在射灯的照耀下闪闪发亮。店内的装饰色调以黑色为主,看上去颇为稳重,给人一种非常舒适的感觉。

一位穿黑马甲的调酒员正聚精会神地调制饮料,他的面前坐着一排消磨时光表情麻木的客人。

很明显,曾文书的酒吧生意并不好,就算加上我也不会超过十个客人,或许是因为没有现场乐队,或许是因为位置不佳,我不清楚,也没心思细想。

我招手叫来服务员,要了一听最贵的啤酒,算是我为曾文书今天的销售额做点贡献吧。我特意把钱先交给了服务员,以免一会儿我俩为了一杯啤酒推推搡搡。

曾文书没精打采地从办公室里出来,看样子他体内的酒精还在发挥作用。服务员在他耳边低语了几句,他点点头,然后走过来坐到我的对面。

“一杯啤酒我还请得起。”他严肃地说,好像我在他酒吧里花钱是对他的侮辱。

我估计自己不会再来了,但嘴上还是客套了几句。他脸上看不出有什么表情,只是闷头抽烟。

“你为什么不请支乐队?”我说。

“这几天我没让乐队来。”曾文书把烟狠狠地掐灭。

“好吧。”我开门见山地说,“你找我来有什么事?”

“我姐是自杀的。”他简短地说。

我惊讶地睁大了眼睛,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曾文书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中午他还信誓旦旦地要我帮忙调查蒋梅绣的死因,而现在他却坦然地面对现实,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尽量婉转地说,“你一直怀疑有人谋害了你姐。”

“那是以前的看法。”

“是什么原因让你改变了观点?”我疑惑地问道。

“一封信。”曾文书说,“我姐给我写了一封信。”

我立刻想到那是一封来自天堂的信。

蒋梅绣已经离开一个星期了,曾文书怎么可能收到她的信,除非她根本没有死。我向曾文书隐瞒了陵园里我所见的一幕,此时我不知该不该如实相告。

说实话,我现在也不能十分肯定墓碑前的那个人就是蒋梅绣,或许我是因为过度伤感而产生了幻觉。

我决定还是暂时把秘密埋藏在心里,其实即便是我说出来也不会有人相信。

“你是下午才接到信的?”我希望看到那封信,但又不好意思明说。

“是晚上。”他说,“接到信后我就给你打了电话。”

“时间上不太对吧。”我说出了心中的疑虑,“这封信在市里走了一个星期,刚好在下葬的当天送到你手里?”

“她没使用邮政系统。”曾文书说,“是一个人送到酒吧的。”

我猛地站起来,说:“送信的人在哪?”

曾文书示意我坐下,然后他慢腾腾地说:“是一个男的,我也没见到他,他把信交给服务员就转身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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