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的老兵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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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的老兵故事- 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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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鸣春是老八路干部,当过鲁南一分区司令,这么大的来头,也只能调动三大队(滕沛大队)和四大队(文峰大队)。而其他的队伍,二大队是大名鼎鼎的铁道“飞虎队”,其功绩大家早就如雷贯耳,就连陈毅、刘少奇见了他们都客客气气的;一大队是微山湖游击队,经营着“湖上小延安”、保护着通向延安的秘密交通线,管理着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干部疗养院,见到的大领导多了,眼光自然很高。
  至于那个“金济鱼挺进队”就更加不得了,不仅有好多队员兼任着区长、乡长、村长,队长迟殿文本人还是“通”字辈的青帮大佬,他要是到了上海滩,可以和季云卿、张啸林称兄道弟,甚至能当杜月笙的师叔。
  迟殿文是济宁人,早先是做皮革买卖的。济宁出产黄牛和寒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时是国内重要的皮货集散地,迟殿文卖牛皮、羊皮,当然也卖驴皮,这就认识了钱宝亨。钱宝亨是北京通县人,青帮“大”字辈的人物,他与北京同仁堂乐家的交情不错,受济南宏济堂老板乐敬宇(就是《大宅门》中的白家七爷白璟奇)之邀,到宏济阿胶厂当经理。迟殿文就拜钱宝亨为师,入了青帮。这青帮的前二十四辈为:清净道德,文成佛法,人伦智慧,本来自信,圆明兴礼,大通悟觉。迟殿文算是第二十二代。
  1933年,李景林到山东来开办国术馆,他也是大字辈的,这位前任河北督办和现任山东主席三吹两不吹,把韩复榘说得动了心,也想入青帮。可是,找遍全山东也找不到一个“礼”字辈的,只好作罢。韩复榘的手下倒有不少拜师入了帮,比如孙桐萱、李汉章、曹福林、展书堂等人,都是“通”字辈,和迟殿文一样。当时青帮的字辈已经以“悟”和“觉”为主,通字辈的可以算是大佬了。
  台儿庄战役期间,迟殿文带着徒子徒孙帮助国军运物资,顺手就从战场上拣了些机枪、步枪回来,自己拉起了队伍,看谁不顺眼就打谁。
  他师傅钱宝亨担任伪济南航运公会会长,在济宁设了个办事处(管理运河),就委托迟殿文操办这事。迟殿文于是派手下弟子去守码头,看见过往船只一律按货物运价抽收百分之五。这实际上不过是个收税的,可“安清道义会”(山东青帮的一个组织)的人却很激动,连续在《新民报》上庆祝:“济宁成立水上警备队,军方均是道中健儿。”
  有个叫古屋猛的日本人也跑来祝贺,说他是山口恭右(日本浪人,通字辈)的徒弟,应该算帮内弟子。迟殿文弄不明白日本人为什么要加入青帮,反正他自己实在不愿意有这么个日本师侄,就把他给打发走了。没想到过了段时间,古屋猛不知走了什么路子,在济宁开办了一家训马场,专门训练战马卖给军队。1940年初,八路军成立了运河支队,在运河两岸打击反动会道门组织,迟殿文也派兵一起打。咱们共产党打会道门是为了巩固抗日根据地,可迟殿文却是因为讨厌一贯道的“不正经”。据说,一贯道经常在夜晚传道,把男女教徒都聚在一间屋子里,不点灯也不举火,于是,瞎天黑地之中难免有人偷油胡闹……青帮大佬讲究义气二字,最看不惯这种男女混杂的夜间活动,所以就出兵消灭“精神污染”。
  几仗下来,八路军对迟殿文很有好感,运河支队政委朱道南就上门去做思想工作,讲了一通抗日救国的道理,迟殿文醒悟了,同意加入游击队。可他又听说共产党的规矩大,动不动就要捆人杀干部,所以始终不肯把队伍拉到根据地去,只愿意在家门口抗战。于是乎,八路军就给了他个番号,叫“金济鱼挺进队”,主要在湖西一带活动。
               第二十一章
  其实,这“金济鱼挺进队”的人数并不多,成员也五花八门,缺乏正规训练,要真打起仗来根本不顶事,所以八路军也没指望他们去打冲锋,而是另有任务安排。
  第一项任务是买物资、搞运输。迟殿文手里有日本军部发放的特许证,专门帮日本的“山东土产公司”贩运牛皮,所以走到哪里都路路通,一般不受检查,游击队就借机为八路军买药品、运重要物资。迟殿文有师傅在济南宏济堂的这层关系(青帮的“安清道义会”也设在宏济堂),买药特别方便。电视剧《大宅门》里有个情节是说白七爷对卖伤药给八路军的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倒也不是完全吹牛。1942年到1943年的那段困难时期,冀鲁豫根据地的许多重要军需物资都是通过“金济鱼挺进队”采购并运送进来的。
  “挺进队”的另一个重要作用是搞掩护、摸情报。迟殿文有意识地让许多手下去担任伪区长、乡长、村长或参加警备队,而且他的门徒更是分布三教九流,这样就可以给抗日游击活动提供许多方便。“挺进队”虽然自己很少打硬仗,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湖西各游击武装能在敌后艰苦环境中生存下来,迟殿文部的情报和掩护工作是功不可没的。
  迟殿文对各乡村的情况十分了解,这是因为他手下干什么营生的都有。先派几个上门干活的出去转一圈——比如“张箩”的(箍缸箍盆、捆簸箕扫帚)、阉猪阉狗、铲牲口蹄子的,一天下来,谁家有粮食、谁家有牲口就都知道了。再派个“货郎担”去逛逛,这货郎衣帽整齐、语言文雅,“货郎箱”装饰得花里花俏,专跟大姑娘小媳妇打交道(妇女们不能去赶集,日用的针头线脑和小玩意的就在“货郎担”上购买)。女人嘴碎,几句话下来,谁好谁坏、谁富谁穷就基本上弄清楚了。武工队要到游击区活动,无论是搞宣传还是征收粮款,先找迟殿文商量一下,准保事半功倍。
  迟殿文有钱有面子,有些八路军办不到的事情他却能办成。一次,苏皖特委的一位领导过湖西,在小学校吃饭时被日伪便衣队发现了,警卫员被打死在大门口,领导烧掉文件后刚翻过院墙就被抓住,分区紧急指示各部队,要想办法把领导同志救出来。迟殿文得知消息时,该领导已经送进宪兵队了,他就和商会会长一起去找翻译官,声称被抓的是自己的生意合伙人,然后塞了一包钞票过去。
  审讯的时候,日本军官气势汹汹地问,共产党干部慷慨激昂地答,汉奸翻译官乱七八糟地两头胡说,谁也弄不清在讲些什么。审讯结束,鬼子问:“他的,良民的?毛猴子的?”翻译说:“良民的干活。”
  于是就放人了。
  “金济鱼挺进队”也开展反奸除恶活动,但政策尺度略有出入。
  有一次,金乡埠西村村民因害怕遭敌人的烧杀报复,集合数百人去填平游击队挖的破路沟壕。区干部带两名战士前往劝阻,向空中打了两枪。原以为群众听见鸣枪就会散去,不料却有百余人蜂拥而上,将我区干部和战土扭到村后活埋了。区长听说金济鱼挺进队正在金乡活动,急忙跑去求援。
  迟殿文听完汇报大怒,派部队去把领头的坏分子抓来,部下们立刻唱着军歌出发了。迟殿文部队的军歌通俗易懂,歌词大意是:“天罗罗,地罗罗,人家死了咱活着;人家的马,咱骑着;人家的地,咱种着;人家的房子咱住着,你说快活不快活……”
  罪犯抓到,迟殿文开始审问。
  “老大,贵姓?”
  如果照实回答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对不起; 不用问案情,直接拖出去毙了。
  碰到一位这么回答的:“在家从父姓,出门改姓潘。”
  有门!接着问:
  “西北乾坤一块云,一朵莲花开满盆。”
  “上打君,下打民,不打安清一家人。”
  啊,原来是自家兄弟。先打一顿板子,然后请上席喝酒。
  区长有意见也没办法,人家这叫快刀不杀一家人。
               第二十二章
  毫无疑问,迟殿文的“金济鱼挺进队”是带有强烈会道门色彩的地方武装。
  山东历来是豪强聚集之地,据统计,1938年,山东境内带有土匪或会道门色彩的武装有近一百万人之多。对这些民间武装,国民党是加以利用的。以沈鸿烈为代表的本土派系,包括鲁西王金祥、齐子修,湖西孙良诚、朱世勤,对地方势力的影响都很大。同时,日本人也专设有“会道门工作部”,有计划地培植汉奸为其服务。这样,就使得会道门和土匪武装多成为了伪、顽主要的后备力量。
  共产党也十分重视针对这部分武装力量开展工作。1938年,中共中央在给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信中明确指出:“山东为土匪最多的地区,必须对他们有正确的政策。总的方针应当是争取他们抗日。当他们还是抗日时,我们不应去削弱或瓦解他们的部队……当他们为日寇所利用时,应当使他们一方面去敷衍日寇,一面与我们保持善意的中立。”在实际工作中,我党充分认识到会道门落后、迷信、破坏性较大的一面,因此采取了“先作耐心的争取教育工作,设法劝导其散伙、参加农村生活,最终使其参加抗战”的策略,并且“对怙恶不悛的,坚决予以剿灭,以安定民主秩序”。
  这样的结果是: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国民党政府控制的地区,会道门及土匪活动经过战争有增无减;而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影响政权建设的地方恶势力已基本消失。
  迟殿文之所以能和八路军保持长期的合作关系,除了他本身具有的单纯的反抗侵略的民族意识之外,还因为他本身不是地主,他的“金济鱼挺进队”也不具有地方联庄性质,成员多是贩夫走卒、青帮弟子,没有大的野心,在立场上比较中立,其活动范围也在敌占区和边缘游击区,不至于和共产党争人、争枪、争地盘。
  1943年下半年,随着根据地建设的发展扩大,冀鲁豫政府宣布“凡参加一切非法秘密团体者,应立即退出,并向政府声明登记,以免受汉奸利用”。这让迟殿文很不痛快,觉得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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