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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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三年- 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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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为乾隆初年宽仁之政。切勿忽视了这些思想行为,其目的正是儒家一向主张的,用“以感发人之善心”。'24'不过,也不能以为这些就代表了乾隆初政的所有内涵,或以为今上只是个会拉选票得民心的二流政客。除此以外,他还有大手笔在后边。'25'其《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论》曰:
  后世人君施一二善政于民,曰:此仁育也。然其实惠于民何有焉?
  显示其意远迈于此。而正是有了这一番铺垫,或用现代话语来说,就有了一个很高的“支持率”,再经过一年的调试,自觉能够成功地掌控这个国家机器,——那些胸中的宏大计划,也就可以顺势出台,而很少阻力了。
  * * *
  '1' 遗诏为大行皇帝死后,大臣依照他曾表示过的意见所拟,其原文曰:“宽严之用,又必因乎其时。从前朕见人情浇薄,官吏营私,相习成风,罔知省改,势不得不惩治整理,以戒将来,今人心共知儆惕矣。凡各衙门条例,……若从前之例本宽,而朕改易从严者,此乃整饬人心风俗之计,原欲暂行于一时,俟诸弊革除之后。仍可酌复旧章。此朕本意也。”此处文字略有出入,见乾隆元年七月辛酉谕。
  '2' 乾隆元年四月丙寅,《高宗实录》卷16。
  '3' 黄卬:《锡金识小录》卷一,《备参上·关栅》。
  '4' 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2。
  '5' 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2,页353。
  '6' 昭槤:《啸亭杂录》卷1《纯皇初政》;又见徐珂《清稗类钞》《高宗初政》(第1册,中华书局,1984,页245)。
  '7' 《啸亭杂录》卷1《重朱文正》;袁枚:《文华殿大学士太傅朱文端公神道碑》:公奉世宗诏,侍皇上清宫最久。今上既即位,凡所陈奏,无不张施。首陈《除开垦》、《省刑罚》两疏,其他语秘,外不尽知。天子恐用公晚,一切大事,虚己咨询。公亦忘身殉国,竭毣毣之思(时已七十二岁),卒以成疾,辅新君九阅月而薨。然则,公启沃之功可以想见。
  '8' 《啸亭杂录》卷六《张文和之才》。
  '9'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5年版,第11册,页4489。
  '10' 《小仓山房文集》卷8;又见《朗潜纪闻·二笔》卷2。
  '11' 公(史贻直)入谒梓宫,上召见温论良久,赐世宗所遗鹅黄蟒衣四团龙补服,曰:“此先帝意也。”公感激呜咽,上亦泣下不止,见《文渊阁大学士史文靖公神道碑》,《小仓山房文集》卷3。
  '12' 其疏首曰:“敬读谕旨,曰:‘百姓安则朕躬安’,大哉王言,闻者皆感涕”,《清史稿·曹一士传》。
  '13' 杨名时(1661…1736,谥文定),科甲领袖,为世宗语,因被劾革职,待罪云南。皇四子曾问其师蔡世远,杨名时何许人也,蔡答:“今世而有尧舜君民之念者,江阴一人而已”。雍正十三年冬,召用向所废置故老大臣,公首被召,天下想望风采。既入觐,天子召对良久,益陈利害。诸仁政将次施行,而公遽病,薨,寿七十七,参见《小仓山房文集》卷2等。
  '14' 谢济世曾“私注经书”《大学》,其中“拒谏饰非,必致拂人之性,骄泰甚矣”一句,为世宗所痛斥。
  '15' 其大旨以为:人君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自是之根不拔,则机伏于微,而势成于不可返。愿皇上时时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啸亭杂录》卷7《孙文定公》。
  '16' 《小仓山房(续)文集》卷33。
  '17' 乾隆六十年十月上谕:从前皇祖升遐时,皇考即欲行三年之礼,经王大臣等再四敦劝,勉从国制。皇考龙驭上宾之日,朕亦欲仿行古礼。尔时王大臣等亦曾奏劝,朕皆不允。因奏知圣母皇太后,蒙严谕:皇帝此举差矣。我朝旧制,服孝不应薙发。设三年之久不薙,与前代汉人蓄发何异。且祭神最为吉礼,若因不薙发,遂三年不祭神,更非吉事,且于国典有关。此断断不可之事!朕初未念及此也。彼时即祇遵圣母训谕,不敢泥古。将来嗣皇帝如亦欲仿行古礼,当思天子之孝,与士庶异。我皇清之制,与汉姓殊。
  '18' 《清史稿》卷356《洪亮吉传》。《啸亭杂录》卷1《纯皇初政》:一时辅佐之臣如鄂尔泰、杨名时、朱轼、赵国麟、史贻直、孙嘉淦,皆理学醇儒,见识正大,故为一代极盛之时也。
  '19' 《李朝实录》,英祖朝,第44册,卷47,英宗十四年二月(乾隆三年),领议政李光佐(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5年版,总页124。
  '20' 《李朝实录》,英祖朝,第44册,卷49,英宗十五年七月(乾隆四年),使臣徐宝玉(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5年版,总页173。
  '21' 参见《乐善堂集》,鄂尔泰、张廷玉、朱轼等序;其少年读书之书屋“颜之曰‘乐善堂’,盖取大舜乐取于人以为善之意也”,集因以是名。
  '22' 见《乐善堂集》卷1;雍正十三年十月,上谕:“皇考尝以朕为赋性宽缓,屡教诫之”;萧姡В骸队老苈夹唷罚海ㄓ赫┦辏洗唤裆希第吞尤氏停茏辔奚蹦旮⒓俺抑钍拢ò矗菏蹦晔逅辏J本俪抟蝗搜约耙病=裆系羌螅晗R⒅巫铮云溆舷V迹莶泄侨庋伞0矗核登熬洹胺侨饰抟缘闷湫摹笔嵌岳习傩眨笠痪洹胺强砦抟园财渖怼笔嵌猿枷拢辔唤猓镂牧肌⒄沤堋⒅S来ā肚〉邸罚战逃霭嫔纾2005,页23。
  '23' 乾隆三年八月癸未,仲秋经筵。讲毕,上曰:“夫子历论尧舜禹汤武王授受之旨,而统之曰: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宽信敏公,乃圣王治世之大本,而必以宽居首者。盖宽者仁之用,故惟宽然后能兼容并育,而羣生之众有所托命焉。左传记夫子之言曰: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盖因一时为郑而发。此补偏救弊之说。若夫圣王出治。舍宽其何以为敷政宁人之本哉。”
  '24' 《乐善堂集》,庄亲王允禄序。
  '25' 《乐善堂集》卷3。
  二、经济对策
  3。面对人口问题
  法国学者布罗代尔认为,在十八世纪,世界历史上出现了罕见的“共时现象”,其中之一,就是人口的持续增长。在这一百年里,中国人口从大约一亿,增加到三亿(十九世纪,四亿),并与二十世纪的人口增加连接起来。中国开始面临了日益严重的人口压力。
  事情还不止如此,可贵的是,在清代康熙四十年代,即公元十八世纪初叶,圣祖皇帝已指出人口问题的存在,并积极面对它:
  本朝自统一区宇以来六十七、八年矣,百姓俱享太平,生育日以繁庶,户口虽增,而土田并无所增,分一人之产供数家之用,其谋生焉能给足?……不可不为筹之也。'1'
  故“平素间谆谆以此事面谕众大臣”,并提出“户口殷繁固是美事,然当预筹安养之策”的想法。'2'显示出清廷高度的责任心,与不肯“无作为”之意。
  康熙皇帝的人口思想一直传给了他的继承者,如世宗雍正皇帝谕:
  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殷繁,地土所出,仅可赡给,偶遇荒歉,民食为艰。将来户口日滋,何以为业?'3'
  及至乾隆即位,自首次提出人口问题已有三十年(一世)之久。上谕:
  惟是国家承产日久,生齿日繁,在京八旗及各省人民,滋生繁衍,而地不加广。此民用所以难充,民产所以难制也。
  续曰:从来帝王治理天下之道,只有“教”、“养”两条。因为恒产、恒心,相为维系。“仓廪实而知礼义”,“则夫教民之道,必先之以养民”。将施政目标定为“先养后教”。
  俾黎民饱食暖衣,太平有象。民气和乐,民心自顺,民生优裕,民质自驯。返朴还淳之俗可致,庠序孝弟之教可兴,礼义廉耻之行可敦也。'4'
  乾隆初政的十几年时间,可以说都是在作“养民”的功夫,其后才转到“教民”的一方面去。
  乾隆六年,第一次统计全国大小男妇人口,发现人口已达到一亿四千多万。乾隆五十八年,中国人口达到三亿之众。其数量之高,为中国历代所未曾有。
  对于人口问题,如果说开始时还只有皇帝一人或少数几人有识于此,此时则已成为朝野的共识;并且不是停留在一般的议论之上,而是在认真地考虑其对策了。人口问题几乎成为所有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讨论的出发点,终于,它导致了一系列新的经济发展政策的提出。
  清代前期,在长达九十多年时间里,只有人丁编审(丁数长期徘徊在二千数百万上下),而无人口统计。如何估算当时的人口数字,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若采用所谓“回测”(即向前“倒推”)的方法,可大致算出,康熙四十年代(1700年)中国大约有一亿人口,雍正年间可能已有一亿五千万人(乾隆六年实为一亿七千余万)。'5'而据官方统计,到乾隆末中国人口已达三亿以上;十九世纪中叶,达到四亿三千余万。'6'
  清代人口增长,是所谓“前现代”中国最大的一次人口增长。其后略有起伏,到二十世纪中叶,又开始了一轮新的更大的人口增长,这一次“现代”人口增长,使中国人口达到了十亿以上。其实,它们并不是两次(所谓“前现代”和“现代”的),而只是一次,或曰一个人口增长。
  与此同时,世界历史上出现了几点罕见的“共时现象”。据研究,在西方,人口一直处在剧烈的波动和增减之中,但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不再倒退(实际上中国要比西方早半个世纪时间),直至现代。同期中国人口增减的节奏,与之大致相同。'7'
  人口增长及由此引起的相关努力,如加强政府等,在西方国家都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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