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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小混蛋”的父亲用平板三轮车（他父亲本身就是三轮车工人）把“小混蛋”的尸体给拉回家，晚上边亚军帮着他父亲在后海（“小混蛋”家门口）给“小混蛋”清洗的尸体，当时穿的衣服已经被砍的拿不成个了，给“小混蛋” 穿上一身全新的藏蓝学生装，全新的蓝色回力球鞋，戴上绿军帽，腰里扎上了俄式武装带，边亚军又连夜通知了北京城里比较有名气的玩主准备第二天再东郊火葬场火化，做完这些之后边亚军精疲力尽的来到了我家，本来我想第二天和边亚军一同去东郊火葬场，但是边亚军执意拒绝了我，说“你还是别去为好，别再给你惹上什么麻烦”，趁着一大早还没有吃饭的时候他一个人悄悄地离开了我家。“小混蛋” 的火葬和安葬事宜在小说“天伤”已经做过交代，在这里我就不再赘述，我阅览过“天伤，天祭”虽然有些小说的成分，但基本上符合实情。事情过去几十年了，仍然有朋友不断地问我同样一个问题：在那个生死关头，周为什么要把匕首交了出去？他到底是怎么想的？我知道，我能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不愿意说。我不是为我的朋友们遮羞，而是为了我们生活着的这个社会。
上文提到的那位住百万庄的老兵领袖对此有个总结。他说，周生于低贱，而又不甘于低贱。那么，他能怎么办呢？拼杀吗？一把刀子一腔血，你一个市井流氓，能逞强一时，你撞得破这个社会吗？社会，天高地厚啊。暴力不是出路，那么，他想翻身摆脱低贱，只能走结交、巴结、附庸这一条路。
中山公园血战之后，四横竖与周就渐行渐远了。但四横竖知道，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忙于结交和应酬，他结交了太多的血统高贵者。那时，他很得意，他认为自己已经受到了尊重，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员，他认为这些结交给他带来了高尚等级的朋友。可以把刀子交给朋友，但他交给的，是朋友吗？
那位“领袖”说，其实还有第三条路，就是忍耐，相信社会一定会进步。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不是已经没有了干部子弟和平民子弟的界限了吗？我们现在不是正在建设和谐社会吗？对此，四横竖无话可说。社会发生了巨变，旧的等级界限的确消失了。但是，新的不平等和等级会不会重新被制造出来呢？
我们的青年时代是在文革中渡过的，那是一场企图消灭社会不平等、给人民以民主的革命。但其荒唐的结果，却证明了发动者的善良愿望不仅无智，甚至是荒谬的。但无论如何，争取平等、正义，成为了我们这一代人最初的历史。尽管这段历史并不光彩。
一直以来，不断有人要求我把下面这些问题讲清楚：到底什么是“玩主”？历史上，究竟有没有一场“玩主运动”？为什么这场运动会发生在北京，而且仅仅发生在北京？那位在一九六六年盛夏，在那间潮湿闷热的、半地下的平安里小酒馆里亲笔记下那份《北京流失生守则》，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历史上北京第一份黑道成文法的先生在去世前，同意把那张记录着玩主四项守则的“黄草纸”交给四横竖保存，他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把这段事儿，给小辈儿们说说，说清楚”。
把“这段事儿”说清楚，不仅仅是这位先生一个人的嘱托，我想，也是许许多多过来人，包括那些死于非命、来不及嘱托的人的心愿。作为那段历史的亲历者，这应该是我的责任。一九九二年我动笔写作“天字系列小说”的时候，动机就是要完成这个任务，给活着的、死去的人一个交待。但在那套书里，因为掺入了太多的情感因素和主观批判意识，并没能把事儿说清楚。特别是小说里有太多的抱怨，抱怨那个时代，抱怨历史，抱怨命运，这就不仅没能把事儿说清楚，反而搅了浑水儿，使人看不到希望。如果“小辈儿”们从中看不到希望，那么我说它干什么呀？传达黑暗、残暴和血腥吗？我想，这绝非老一代“玩主”所愿。老一代玩主，他们是怀揣着“英雄”的情结去投入搏杀的，英雄，不就是要妄图改变历史的惯性轨迹、不屈服于命运、以一己之力还社会以公正吗？这里面，在残酷血腥中，还应该包含着希望。
借“北京玩主吧”拉拉杂杂地写了几条贴子，想要回馈读者，并把想说清楚的事情说一说。但过于琐碎，有些非常重要的问题，还来不及涉及。比如，北京社会的“流氓”以及流氓的性格这个问题，就非常重要。因为“流氓”与我们后来所称之为“玩主”或者“玩主”的并不是同一群人。周长利有一些流氓习性，但他在骨子里仍然是个正常世界的普通人，在天性和修炼上，他还不是一个流氓，否则，他就不会死！我在二ＯＯ三年出版的小说《地魂》中，想给“流氓无赖”一个定义，但始终找不准，无奈之下我只能写下了这样的话：无赖，就是天才。实际上，周长利活着的时候，也对我说过类似的话。他说，你要是能玩得过流氓，你就了得了。
我曾经饶有兴趣地看着周长利是怎么和流氓“玩”的。他够狠，可以不计后果地下黑手直接要对手的命，但他没有长性，没有那份穷追不舍的耐力，更没有流氓的思维和逻辑。所以，他不是天才。
人的一生中，总会碰上几个真正的流氓的，特别是在中国。把他们“玩”了，在战胜流氓的过程中战胜自己，你就“了得了”。把这个事情说清楚，我想，也是把历史说清楚的一个重要部分。
关于流氓；讲几个例子。
四横竖上山下乡期间，在生产队赶马车，常年在山西、内蒙间拉脚。在内蒙丰镇地界的一家车马大店里，结识了一位方圆百里内最有名的流氓。他姓傅，自称与傅作义将军同宗，曾经是傅部（晋绥屯垦兵团）的一个兵痞，操一口纯正的北京音。老傅双眼瞎，一天到晚瞪着两只血窟窿眼窝，半卧半坐在车马大店的那盘可睡上百人的五丈大炕上，别管哪挂车下店，做了什么吃食，先得给他闹上一碗，别管他吃还是不吃，反正这个礼数你不能不尽到了。据说，他那双瞎眼，是和另一个地痞争地盘，你一只眼睛我一只眼睛，自己把眼珠子抠下来的。老傅以店为家，自此，这个车马店太平安生，从不丢东西。一个大院子，每天停宿几十辆大车，别管车上拉的什么，不用遮盖，一根草都丢不了。这都是听说，说说我亲眼看见的一件事儿。一次我住店，第二天早晨，有一挂车上的全套绳具被人割走了，人们乱哄哄地瞎猜，说是半夜里走的一挂凉城（内蒙一个县）车上人干的。凉城离丰镇有上百里。那天上午，我看着老傅拄着根棍子往凉城方向去了。后来很长时间没再见到他，大约过了小半年，他又回到了车马大店里，还穿了一身新衣裳。他瞎目乎眼地找到了那个车把式家，就住在人家里，又吃又喝，还在人家炕上拉屎。半夜，隔着一炕的孩子和车把式，从人身上爬过去睡人家老婆。睡了一次，还不干，反而更得了理，说人家看不起他，没跟他亲嘴儿。又来了二次，逼着人家亲嘴，亲他那双血窟窿眼睛……。后来车把式借钱赔了全套新绳具，他才走。临走，说隔上一阵子，憋得慌了，还来呀。车马店的店掌柜给四横竖送了两条“白兰”烟，求四横竖劝劝老傅，这事儿就算啦。那天，四横竖和老傅盘腿对坐，就问了他一个问题：那套绳具，到底是不是凉城那位车把式偷的？老傅说，那我管不着！我说是他，就是他！
后来我常常想，这个老傅，到底算不算一个流氓呢？我觉得他还不是，因为他的行为和思维，都符合正常的逻辑。他要保一方平安，把自己舍出去了。他与一般人不同的是，别人舍不得自己。另外，他也比常人对社会人情有更精准的把握。你偷了我的东西，我就睡你老婆，怎么啦？你还敢满大街叫唤去不成？老子算准了，这两样，哪样你都张不开嘴！公安局？笑话！他吃饱了撑的，把我抓进去管饭？再说，他们凭什么抓我呀？就因为我睡了你老婆？谁看见了？要不，两边都脱了裤子，当众做个见证？你愿意不愿意？我无所谓！（这都是老傅对四横竖讲的语言。真是言传身教呀，可惜四横竖天资不够，这套功夫，始终没能学会）。
一九八二年，四横竖在河南见过另外一位。那时，农村刚实行承包制度，河南某县农民承包鱼塘，从鱼苗开始，村里人就偷鱼，甚至是公然抢，大白天的下一网，恨不得把塘里的鱼全网走。告到公安，公安来人又吃又喝，还要鱼，但除了在村里喊几嗓子，也没办法。几个承包户无奈之下，就花钱请了个“护塘的”。四横竖见了这个人，劳改回来的，约三十岁，又矮又瘦。一天又丢了鱼，护塘的扛着根火药枪来了，对着鱼塘左近的人家就往窗户里放枪。后来他把一个大姑娘从家里拖到当街上，把姑娘的裤子扒了，用鼻子凑到人家私｜处，“闻着就有鱼腥味儿”。然后，他满街吆喝，让村人们都出来闻一闻，说是找到了证据。村里人围了好多，看热闹。其实，那个姑娘家就是偷鱼的，从塘里网了鱼，沥沥拉拉地直接提回家，水印子，渔网和鱼，都明明白白地在那儿呢。他还用找什么证据呀？他要的，就是那种不讲理所造成的“威慑力”。
自此以后，鱼塘太平。请四横竖去做调研的河南省有关方面的人后来就此事提出了一个大得没边、非常不靠谱的问题：改革开放，少数人先富起来，那么，究竟应该使用什么力量才能有效地保护私人财富呢？政府、法律、村民组织、亲戚朋友，掰着指头数一数，哪一个真正使得上，靠得住？对此，四横竖无语，因为说冠冕堂皇的话，相信这个相信那个，没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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