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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势运转，风雨无常，常识都不是常新的，考证大师胡适对此文的考证索隐，可谓有对有错。据后来此文的参与者交代，文章虽是由他人代笔，但确是出于陈垣的本意。1990年6月，陈垣弟子刘乃和的弟弟，也是陈垣在辅仁大学的学生刘乃崇，撰写了一篇《不辜负陈援庵老师的教诲》的文章，对当年这封信的公案作了详细交代。刘文说：“有一天，陈老又让乃和姐来叫我，我到他家后，他说他已经看到了新的社会，新的国家，读到了新书，这都是过去没法子知道的，因此愿意把所见所闻告诉那些看不到听不到的人，比如他的老朋友胡适之，就随国民党政府走了，就不可能知道北平解放后的情况。我告诉陈老，我在石家庄看见《新华日报》上刊登蓝公武与胡适的一封信，他立刻说胡适走前也给我写过一封信，说罢就取出给了乃和姐，当时陈老就与柴师（指柴德赓，引者注）、乃和姐和我们共同研究，决定也用公开信的形式把自己所见所闻的新气象写出来。经过陈老反复讲述自己的意见，并征求我们的意见，由乃和姐执笔写出，再经陈老亲笔改定。由陈老与乃和姐同去范文澜范老住处，请他修改……”＇9＇
继此文之后，直接当事人刘乃和于1994年又发表一篇《陈垣的一生》长文，对这段公案披露道：“我们共同研究也想用公开信的形式，把他所见所闻的新中国的新气象告诉还不知道的人。陈老让我执笔写了文章，4月29日定稿后，送给刚来北平不久的范文澜同志修改，5月11日，《人民日报》以《给胡适之的一封公开信》为题刊出。”＇10＇二刘所言此信的出笼经过大体可信，只是对陈垣当时内心的探究较少，外人很难窥知陈氏真正的心理动态。信中提到的范文澜就是当年傅斯年访问延安时见到的那位号称头号马列理论专家，时为华北大学副校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的老范。陈垣找范文澜修定此信，除了两人过去有一段交情，显然的是怀揣向中共靠拢、表决心的算盘，其复杂的内心并非三言两语说得清楚。但无论如何，陈氏这一步棋在当时的形势下，似是走对了，由于率先对胡适这位昔日的朋友打响了隔海第一枪，尽管只打到屁股上，没有击中命门，令其当场倒地而亡，却引起了中共高层的重视和好感。后来，陈垣又经过一连串的杰出表现与锲而不舍的向党靠拢，终于在79岁的晚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算是了却了一件终身夙愿。
南渡北归：离别（第三章短兵相接）面对“人民的敌人”（1）
事实上，在陈垣跳出来向胡适打响第一枪之前，“倒胡”运动已经开始，只是在声势上没有陈氏这一枪直接和响亮，因而少为大众所知。
吴晗等人以军管会的名义接收北大、清华、师大后，即按照中共高层的旨意开始组织人员讨论胡适与“胡适思想问题”。冯友兰、俞平伯、朱光潜、沈尹默等众多学者出于各种原因，皆不同程度地在会议上向昔日的朋友、今日的仇寇胡适发难，并信誓旦旦地向中共派到学校的军代表承诺，一定要抛弃胡适四处贩卖的自由主义歪理邪说，膺服伟大的、在中国革命航程中具有灯塔地位和重大意义的马列主义光辉理论云云。稍后，以中共军代表身份进入清华园，实际主持校务的吴晗，在把冯友兰头顶的清华校务委员会委员、文学院院长两顶帽子整肃掉之后，继续对这位在西南联大时代差点成为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哲学家实施排挤打压。无端丢掉官帽又遭挤压的冯友兰“心不自安”，开始琢磨在这改朝换代的大动荡、大混乱中如何见风使舵，东山再起。经过一段时间的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奇招，但因事关重大，加之机会尚未成熟，这个奇招迟迟未能出台亮相。
苦苦等待的机会还是到来了，1949年10月5日，即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五天，冯友兰风闻清华大学有许多教授开始向毛泽东写信表忠心，遂决定加以仿效，并要有所超越。在一番冥思苦想后，强按内心急促的跳动，泼墨挥毫写就一封效忠信，密封后托人送给已“缚住苍龙”的毛泽东主席。信中，冯沉痛地斥骂自己过去两次加入国民党，且差点当上了中央委员，谓自己在校内校外散布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成了革命的反面典型与活教材。今后一定要痛改前非，改造思想，认真学习马列毛泽东思想，重新做人，争取用五年时间重新写出一部马列主义史观的哲学史，在学术上立功赎罪云云。
毛泽东接信，于10月13日写了回信，由一名解放军下级军官骑摩托车送至清华园冯友兰家中。信曰：
友兰先生：
十月五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此
复，敬颂
教祺！
毛泽东
十月十三日＇11＇
冯友兰于1918年夏天北大毕业之际，正是毛泽东从湖南进京并在北大图书馆当一名助理之时，仅是一个暑假前后的交错，使冯友兰失去了见到毛泽东的机会。倏忽间31年过去，已是江河改色，天翻地覆，冯氏望着天安门城楼上那个高大的身影和展开的巨手，知道自己今生今世无法与之抗衡了，遂以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中国古训，以“自骂”和“献忠”的双重招数，表明自己心理上的臣服和行动上的自觉，同时勾起毛对北大往事的回忆，以便开恩眷顾，来个鼓励奖掖。想不到毛泽东并不买这位原北大学生的陈年老账，反而板起面孔，公事公办式地劈头盖脸给了一顿教训。冯“颇有意外之感”，垂头丧气，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对这次献媚表忠的失败，许多年后，冯在自述中说：“信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总要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我不懂。而且心中有一点反感，我当时想，什么是老实态度，我有什么不老实。经过了三十年的锻炼，我现在才开始懂得这句话了。”冯认为自己当初决心在五年之内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实在是“肤浅之至，幼稚之极”。理由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谈何容易，至于要应用到哲学史的研究工作中去，那就更困难了，“岂是三年五载的时间所能完成的”？因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大话、空话、假话。夸夸其谈，没有实际的内容，这就不是老实态度”。＇12＇
南渡北归：离别（第三章短兵相接）面对“人民的敌人”（2）
冯友兰总算明白了其中的一点奥秘，为此很有些懊悔地说：“如果我从解放以来，能够一贯采取老实态度……就可能不会犯在批林批孔时期所犯的那种错误。”＇13＇只可惜冯氏在这方面确实醒悟得太晚，后来发生的对江青“谗媚逢迎”，或许就是他所说的自己醒悟得太晚的悲剧吧。
就在冯友兰接到毛泽东书信五天之后的1949年10月19日，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决定在原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基础上成立中国科学院，任命郭沫若为院长，陈伯达、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等四人为副院长。中科院下设考古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等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十多个研究所。其中在原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和原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部分人员基础上成立的考古研究所，由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兼任所长，梁思永、夏鼐为副所长。1950年9月，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正式改名为国立南京博物院，隶属于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领导，任命南京市军管会文教处处长徐平羽为院长，曾昭燏为副院长。与此同时，中共在全国教育科学界进行了一次规模庞大的整编与人事调整，如上海的同济大学原教务长、测绘学家夏坚白出任该校校长，原在昆明西南联大学潮中出力甚多和华岗出任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等，一个全新的格局在教育、文化、科学界业已形成。
与冯友兰的糊涂相比，毛泽东一直是醒着的，他在指挥数百万枪杆子以武力推翻蒋家王朝夺得万里江山的同时，十分明晰地认识到，仅仅把原有的文化、教育、学术界各机构来个关停并转，选出几个新骨干予以领导是靠不住的。刚刚从国统区“转新”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尽管没有跟着老蒋跑到台湾或逃亡海外，但对共产党怀有观望心理。这些知识分子与即将在全国展开的施政方针格格不入。如此一个急转直下的剧变，在冯友兰等一般书生们看来是极其艰难的，但在身经百战的毛泽东看来却“如烹小鲜”般容易，因为前有苏联老大哥整肃知识分子的成功先例，后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工具，二者结合，自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毛泽东在权衡之后，按“擒贼先擒王”的中国古代兵法要领，首先对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中最具影响和号召力的“反动头目”开火，这个“反动头目”显然不是急于献媚表忠心的冯友兰辈，而是冯友兰的老师、号称“五四精神”的楷模，具有自由主义风骨，一贯攻击中共理论与做法的学界“大鳄”胡适之。
尽管此时的胡适像《西游记》中的猢狲悟空一样，早已借混乱之机一个跟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