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鲁迅《我观北大》，《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6＇蔡元培，清同治丁卯年十二月十七日（1868年1月11日）生于浙江绍兴府山阴县。字鹤卿，号孑民。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7岁考取秀才，青年时期连续中举人、取进士、点翰林、授编修。1898年，弃官从教，初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嵊县剡山书院院长、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1902年，组织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创立爱国学社、爱国女学，均曾被推为总理。1904年组织光复会，1905年参加同盟会。1907年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研读哲学、心理学、美术史等，武昌起义后回国，1912年1月就任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不久，因不满袁世凯的专制而辞职，再赴德、法等国学习和考察。1915年与李石曾等在法国组织勤工俭学会，次年与吴玉章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提倡勤工俭学。1916年回国，次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21年，分别被法国里昂大学、美国纽约大学授予文学、法学博士荣誉学位。1924、1926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入选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年，除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中央特别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监察院长、代理司法部长等职外，倡议成立大学院作为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被任为大学院院长。1928年辞去各行政职务，专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1932年，同宋庆龄、杨杏佛等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推为副主席。1938年，被推为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名誉主席。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
＇7＇李零《中国历史上的恐怖主义——刺杀和劫持，》载《读书》2004年11期。另，后来这刺客行列中的许多人如蔡元培、任鸿隽、鲁迅等，都主动放弃了这一暴力手段，转入其他形式从事反清闹革命的活动。在日本的同盟会曾在激进留学生中秘密招募暗杀者，鲁迅因为前一阶段的出位表现，被一帮哥们找去要求加盟，鲁迅拒绝了，理由是家有老母需要抚养云云。蔡元培则由主张单打独斗的用炸弹暗杀，转向在教育界实行另类思想的培育。在他看来此种效果的爆炸力将更大，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他的判断。
＇8、9＇《西潮与新潮》，蒋梦麟著，团结出版社2004年出版。蒋梦麟是蔡元培北大校长的继任者，抗战期间，蒋在昆明西南联大防空洞撰写自传体《西潮与新潮》，先后在美国与台湾出版。据该书透露，蔡元培在开科纳仕的征途上颇具传奇色彩。蒋梦麟在书中特别提到一个小故事：“蔡元培在早年写过许多才华横溢，见解精辟的文章，与当时四平八稳，言之无物的科举八股适成强烈的对照。有一位浙江省老举人曾经告诉我，蔡元培写过一篇怪文，一开头就引用《礼记》里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句。缴卷时间到时，他就把这篇文章缴给考官。蔡先生就在这场乡试里中了举人。后来他又考取进士，当时他不过三十岁左右。以后就成为翰林。”
＇10＇傅斯年《“五四”偶谈》，载《中央日报》1943年5月4日。傅斯年在文中说：“‘五四’已经成就了它的使命了。当年蔡孑民先生之就北大，其形势如入虎｜穴。蔡先生之办学，兼容并包，原非徒为国民党而前往，然而蔡先生提倡潜修，口号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其结果是出来一团朝气。犹忆‘五四’以后有人说，北洋政府请蔡先生到他的首都去办学，无异猪八戒肚子中吞了一个孙悟空。”
＇11＇蔡元培抵京，报界多有报道，其中《中华新报》1917年1月1日报道说：“蔡孑民先生于二十二日抵北京，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
＇12＇傅斯年《“五四”偶谈》，载《中央日报》1943年5月4日。
＇13＇《圣地之光——城子崖遗址发掘记》，石舒波于桂军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0年出版。
＇14＇曹汝霖（1877—1966）上海人，字润田。早年留学日本东京早稻田专门学校、私立东京法学院攻读法律。1902年返国，任商部行走，兼任京师大学堂附设之进士馆法律助教。清末出任外务部左侍郎。辛亥革命以后，任袁世凯秘书。不久即离开袁府在北京执律师业，一时为社会所重。据说曹是一个头脑灵活，办事干练而善于沽名钓誉的人，其中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有一次，上海有两个富家女婆，被控告强Jian了一个男性少年，而且这个少年在两个女人实施强Jian过程中，因心力交瘁而猝死于女人的大腿之上。法院接案后，以“强Jian罪”把两个女人关进了监狱。曹闻讯，认为法院判决不当，遂自愿前往搭救两富婆。他以名律师的身份和才学与法官辩论，认为鉴于女人在生理上的局限性，只有男人强Jian女人，不可能反过来女人强Jian男人，就像天上下雨落到地下，而地下的喷泉再高也达不到天宫一样。即使两个女人用其他辅助技术与这少年发生了性关系，法律上也没有明文规定女方是在实施“犯罪活动”，因而两个女人无罪。法院最后采纳了曹的辩护，两个女人走出监狱，与曹热乎起来。新闻界借机添油加醋地渲染，说曹借机又让两个富婆为他心甘情愿地劈腿云云，曹在社会各界一下爆得了大名。（事见《新编刀笔菁华》襟霞阁主编1924年上海出版。转引《五四运动史》，周策纵著，岳麓书社1999年出版）
1913年8月，曹出任袁世凯政府外交次长。1915年和陆徵祥一起奉袁命同日本谈判，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1916年后任北洋军阀政府交通总长、财政总长，趁机卖国求荣，大发国难之财。据1919年5月16日中美通讯社报导，曹侵吞占有的各项财产总数在2000万元以上，按当时的比价，其数目已超过了清朝巨贪和坤之数。1919年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生一致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三人。6月10日北京政府被迫下令将曹等三人免职。抗日战争时期，曹汝霖曾任伪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1949年逃往台湾，后至日本、美国。死于底特律。
曹汝霖生前在《一生之回忆》中对五四有如下评价：“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又闻与此事有关之青年，因此机缘，出国留学，为国家成就人才。在我呢，因之脱离政界，得以侍奉老亲，还我初服。所惜者，此事变化，以爱国始，而以祸国终，盖学潮起始，由于学子不明事实真相，误听浮言，激于爱国心，以致有越轨行动，情有可原，迨北大校长蔡孑民先生，发表谈话，劝学生适可而止，学潮似已平息；然反对者以尚未达到目的，又鼓动街头演说，加以背后有组织，有援助，遂扩大范围，游说至上海等处。迨至我们三人下台，钱阁引咎，蔡校长亦辞职南下，反对者已如愿以偿矣。”（《一生之回忆》，曹汝霖著，香港春秋杂志社1966年初版。）
＇15＇《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罗家伦口述，马星野记录，载台湾《传记文学》，第54卷，第5期，1978年5月。
＇16＇蒋梦麟《忆孟真》，载台北《中央日报》，1950年12月30日。
＇17、18＇《五四运动史》，＇美＇周策纵著，岳麓书社1999年出版
＇19＇
1919年4月30日，胡适终生服膺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实用主义哲学大师杜威抵上海，开始在中国讲学活动。此时适值“五四运动”爆发，在南方讲学的杜威闻听各种传言，对北京高校学生的做法颇不以为然，他曾写信给家中的女儿，把北大等高校学生游行与痛打曹汝霖等行为，看做是一般大学校园中男生们的相互斗殴，是无聊之举。但当他于6月5日抵达北京后，亲眼看到了“五四运动”掀起了新一轮高潮的蓬勃气象，在一个月内，军警已拘捕学生近千人，并把北京大学校舍作为临时监狱关押被捕学生。尽管如此，学生们与政府较量的斗志不减，爱国热情已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与参与。此举令杜威大受感动，并完全改变了以前的看法，对学生们的行动给予了高度肯定与赞誉。6月8日夜间，美国驻华使馆设宴招待杜威及中外名人、要员三百余人。席间杜威在演讲中说道：此次来京，适逢学界学潮扩大之际，本人不能充分讲演，起初不免寂寞。但现在深觉中国学生不特能教训自己，并且能教训他人，实在可以不必他多讲演了云云。（1919年6月9日《晨报》）
在社会各界的巨大压力下，北京政府将被捕的学生全部释放，6月10日下令免去曹、章、陆等三个卖国者本兼各职，倾向于改良主义的老头子杜威心灵受到很大震动，他在较详细地了解了学潮发生的情况后，于6月20日写信给家中女儿的信中，再次提出并修正了以前对“五四运动”的看法。信曰：“附带说一句，我发现我上次把这里的示威游行比作我们一般大学里男生的宿舍打斗，对这里的学生说来有欠公平。整个示威游行是经过了细心的计划，并且比他们预定的时间还要提早结束，原因是有一个政党也要游行示威。他们的运动如果在同一个时候，会给误认作是被政党利用。他们要以学生身份独立采取行动。想想我们国内14岁以上的孩子，负起一个大清除的政治改革运动的领导责任，并且使得商人和各界人士感到惭愧而来加入他们的运动。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五四运动史》，周策纵著，岳鹿书社1999年出版）
＇20、22＇屈万里《傅孟真先生轶事琐记》，《傅故校长逝世纪念专刊》，台湾大学学生会编印，1951年。
＇21＇张家康《胡适与鲁迅》，载《人物》，2003年第8期。
＇23＇关于傅斯年放洋留学事，胡颂平《胡适之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1984）第2932页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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