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也正是由于此次衡阳久攻不下与官兵伤亡惨重，引起日本军政两界及社会舆论对东条英机内阁的痛责。在群起声讨中，东条内阁于7月18日倒台散架。纵观抗战八年，真正血火交织的死打硬拼之战，自淞沪始，以衡阳终，其间不过数场而已。
日军大本营对攻占衡阳“如释重负，对尔后之作战，则一面规诫横山加强整补，勿再急进，一面考虑于中秋节前后，再向次一目标——桂林——发动攻击，并立即以新兵十万，拨补予第十一军”。＇23＇
随着战略中心衡阳陷落，湖湘一线的国军全面崩溃，导致广西失去了重要屏障。日军趁机调集优势兵力，与西南战区的日军遥相呼应，南北夹击，在很短的时间内，南线军事重镇桂林、柳州、南宁以及广东、福建部分军事要塞相继失陷，中国军队损失兵力60余万。此后不久，日本中国派遣军和驻东南亚的南方军，在广西南部胜利会师，从而打通了中国内地通往越南的大陆交通运输动脉，完成了日军大本营拟订的“一号作战计划”。这一战略计划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日军士气和野心，认为：“一号作战的显赫成果，可以说是使当时陷于凄惨不利战局中的日本，微微见到一线光明。”＇24＇
◎？一寸山河一寸血
就在柳州沦陷之时，骄悍的日军一部北进贵州，进攻黔南重镇独山，威胁贵阳，震动重庆，世界各方的焦点都骤然投向远东战场上的核心——中国大陆东南地区。中外许多军事战略家和观察家指出：由于长江三峡的险峻与沿途布置、修筑的军事工事，使日军当年打到湖北宜昌后，主动放弃了穿越三峡继续西进的作战计划。因为当时的广东韶关等地还在中国军队手中，日本沿长江一线孤军深入，不但要冒很大的军事风险，而且要付出惨重代价，单独突破陪都重庆在战略上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因此，日军处于战略上的考虑，在三峡地区没有策划大规模进攻，其间对三峡一线的轰炸并不是为大举进攻作准备，只是作震慑性的骚扰。但当日本军队此次完成“一号作战计划”，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时候，便有了进攻重庆，占领整个西南地区，切断唯一的外援通道——滇缅公路，从而达到全面征服中国的目的。为完成这一“宏伟的计划与梦想”，日军经过多方考证权衡，选择的进攻方向就是贵州的独山。
独山被日军占领，如同一把锋利的尖刀，从侧部刺向中国的软肋。且这尖刀如同狂飙突降，来势凶猛迅疾，难以抵挡，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覆亡的危险。凶讯传出，举国皆惊，一时人心惶惶，感到又一次大难临头。国民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放弃重庆，迁都西昌或大西北的计划。
就在日本大军迫近，即将饮马川江之际，10月11日至14日，蒋介石在重庆召集国民政府党政军各界大员、各省市政府要人、各级三民主义青年团负责人及教育界人士150余人，举行“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会议”，讨论知识青年从军方案，决定成立知识青年从军委员会，指定张伯苓、莫德惠、何应钦、白崇禧、陈立夫、张厉生、周钟岳、顾毓、谷正纲、张治中、康泽等为委员。会议决定从全国各地招募10万名知识青年编成新军，投入战场。蒋介石亲自指定蒋经国、蒋纬国两个儿子加入青年军，共赴国难。
消息很快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开来，《中央日报》、中央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开始配合这一计划高声鼓噪。诸如“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国家第一，民族至上”“军事第一，军人第一”“国破家亡君何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等宣传口号，连篇累牍地见诸报刊、广播。迫于外敌压力与舆论盅惑，各地知识青年特别是各高校师生经过短暂彷徨、观望之后，终于被调动起来，加入了青年军的行列，但在精神、气势上明显不能和第一次报名参军相比拟了。据时任西南联大文学院长、哲学教授冯友兰回忆：“国民党政府的这个措施，如果是在抗战初期，学生们是会争先恐后报名参加的；可是在这个时候，学生们对于抗战最后胜利的信心虽然没有动摇，但是对于国民党政府的幻想已经破灭了，对于青年军的报名疑虑很多，观望不前。当时的教育部为各大学分配了名额，规定了指标。联大的常委会慌了，于是召开动员大会，请教授们向学生劝说。我的发言大意说，抗战已经进行这几年了，以前国家、政府不征发高中以上的学生，实行免役，这是因为当时没有新式武器，还用不着有科技训练的人。现在美国送新式武器来了（南按：此时美国已开始在武器装备方面援华，用于中国本土和缅甸战场），正需要有科技训练的人去使用。如果有科技训练的青年不去从军，叫谁使用呢？这个仗以后怎么打呢？闻一多发言最突出，大意说，现在我们在政治上受压迫，说话也没有人听，这是因为我们手里没有枪。现在有人给我们送枪，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先把枪接过来，拿在手里，谁要反对我们，我们就先向他下手。这次会开得很热烈。散会以后，我走出校门，看见有人正在那里贴大字报，反对报名从军。我心里很气愤，走上前去，把大字报撕了，并且说，我怀疑这张大字报是中国人写的。这次动员会开过以后，学生报名从军的多起来了，不过几天就超过了指标。”又说：“青年军成立了，蒋介石派霍揆彰到昆明主持训练。后来又把青年军开到印度，接受美国运来的武器，就地训练。到1945年日本就投降了，青年军并没有开到前线和日本作战。”＇25＇
冯氏之说有些含含糊糊，也可以说是意味深长。事实上，西南联大当时的情形远没有如此简单。
闻一多原是最不赞成学生从军的教授，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有人倡导学生从军，闻氏反对，早些时候他曾对北平艺专的学生说：“一个学生的价值远高于一个兵士的价值，学生报国，应该从事更艰深的工作才对。”＇26＇按他的观点，学生参军是浪费人才，并认为学生乃民族文化精神的传人，肩负着民族复兴与未来发展的重大历史使命，多保留几个读书种子，让他们的脑袋留在教室、实验室或研究室，俯下身来做学问或科学研究，比把脑袋别在裤腰间出没于血肉横飞、人头乱滚的战场，意义要大得多，对民族整体的贡献，也比军人伟大得多。
如果没有科学文化精英的存在，单靠军人是不可能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更谈不到伟大的民族复兴云云。当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国民党腐败日重日深之时，闻一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政治观点发生突变，又一度产生了以学生兵作为新生力量，来改造国民党这支旧式封建军队的短暂幻想，认为青年学生们从军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就在日军即将实现“一号作战计划”，打通大陆交通线，攻占独山的前夜，在一次由驻昆国民党第五军军长邱清泉主持召开的时事讨论会上，闻一多曾激愤地说道：“盟军各个战场，现在都在收复失地，只有我们还在继续失地！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军队要它何用？”未久，他在课堂上讲到国际国内战争形势，及国民党军方的腐败无能，慷慨陈词：“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军队，已经到了非改造不可的地步了！”＇27＇从这个时候开始，闻氏一改过去的态度，积极呼吁青年学生们参军报国。
当学生们报名应征入伍，即将离开西南联大时，在欢送会上，闻一多要求学生日后不要成为骑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的军阀与官僚老爷，而要积极参与改造这支旧军队，使之成为具有国际水准的现代化军队和国家依仗的真正栋梁等。遗憾的是，闻氏只是一相情愿，历史告诉世人的，不但这些年轻学子未能改变这支旧式军队的模式，自己的鲜活生命与满腔热情连同那美丽的梦想，也一同被这支军队有形无形的巨轮碾得粉碎，由此演化成为一个时代的悲剧。
面对风起云涌的国际国内局势，作为西南联大实际主持工作的梅贻琦，极其清醒、沉着地驾驭了政局。从联大保存下来的材料看，在几次征召入伍的鼓噪声中，梅贻琦从来没有主动要求教师或研究生弃学从军，整个西南联大的从军者，大都是本科以下学历的青年学生。即使在这类学生中，梅贻琦亦尽可能地保留下一批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使人文特别是科学知识结构不至于出现断层或后继无人，如理科方面的杨振宁、黄昆、唐敖庆、郝诒纯等一批经过严格筛选的优秀学子，均被完整地保存于清华研究生院中。而李政道、邓稼先等稍年轻的学术苗子，也无一例外地被保留了下来。这一大批学人为日后为中华民族振兴以及世界人类科学的进步作出了杰出贡献。
当然，若有教师与研究生主动请求从军，梅贻琦亦不加阻拦，任其自便，他自己的一儿一女就先后从联大应征入伍。女儿梅祖彤加入国际救护组织，为抗战效力。梅贻琦的独子，当时就读于西南联大水利工程系二年级的梅祖彦，于1943年11月决定弃学从军。梅贻琦认为当时国家形势动荡，能在大学读书，机会难得，希望儿子把学业完成再作决定，报效国家的机会以后还有很多。但儿子去意已决，梅未阻拦。当时许多人认为，梅祖彦入伍之后会投奔他的姨夫——国民党名将卫立煌担任总司令的滇西远征军任职，并依靠卫的关系得到照顾和升迁。梅祖彦却出人意料地投奔了并没有人际关系的空军部队当了一名普通的翻译员，直到战争结束一年后的9月，译员工作结束，才遵照美国军方的安排到美国麻州WPI复学，插入机械系二年级继续学业。
与西南联大略有不同的是，地处川南长江上游李庄的同济大学，则对此次青年从军保持高涨的热情。据后来赴台湾的同济学生王奂若回忆：“当年重庆市及四川、云、贵各地中学生知识青年投笔从戎者风起云涌，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