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了傅斯年对战争局势预测之正确。由此可知，傅在李庄召开的征兵会议，当是象征性地作一表示，并未较真儿。对新征召的号称10万之众的青年军真正用途，当时的傅斯年不可能没有感觉和预测，不过在乱象纷纭的世事中，他所能做的也只有低调处理属于自己地盘上的一点事宜。至于这支新军日后是否用于国共内战，就不是一个“非官非学”的傅斯年可以控制和驾驭的了。
＇37＇《悠忽人间四月天》，载《不重合的圆》，梁从诫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
＇38＇《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39、41＇《跟费慰梅谈生平》，载《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光谟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40＇成都永陵，乃五代前蜀皇帝王建之墓。王建（847—918），字光图，河南舞阳人，唐末五代时期杰出的封建统治者。其创立的前蜀政权是五代十国时期承唐启宋重要的国家政权，对后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王建死后葬于成都，号为永陵。永陵未发掘之前，历尽千年沧桑渐被后人忘却，陵墓高大宏伟的土冢被后人附会为汉代大词赋家司马相如的“抚琴台”，并于其上修建了琴台建筑。
1940年秋；为躲避日本飞机轰炸；天成铁路局在抚琴台北面修筑防空洞。工程进行之中，突被一道砖墙所阻，当时人们误以为是“琴台基脚”。四川省考古学家冯汉骥闻讯后，亲临现场调查，断定其为古墓葬。1942年秋，四川省教育厅厅长郭子杰拨教育经费资助琴台考古发掘。9月至11月，冯汉骥率四川博物馆筹备处部分员工进行了第一期发掘清理工作。1943年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吴金鼎、王文林，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王天木（振铎）以及中国营造学社的莫宗江、卢绳等专家学者进行了第二期考古发掘清理工作；至9月方告结束。发掘出土的王建石像、谥宝、玉大带、玉册等稀世文物证明“抚琴台”正是令历代古物学家与考古学家苦苦追寻而不得的五代前蜀皇帝王建的永陵。此次发掘，使南宋以后即隐没不彰的王建陵墓葬终于重见天日，揭开了流传千古的所谓抚琴台之谜。从此；“抚琴台”在成都学术界被永陵或王建墓代之，但民间多数仍沿习旧称。王建的永陵是20世纪中国首次科学发掘的古代皇帝陵墓，在考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另据主持琴台发掘的冯汉骥（1899—1977）所述：“1941年春，前四川博物馆成立，才开始拟定琴台的整理工作。至1942年9月15日开始发掘。参加工作的有冯汉骥、刘复章、前华西大学博物馆林名钧等亦为协助工作。……在清理中发现玉册，乃确知其为前蜀永陵。在清理期间，曾经当地流氓刁难破坏，停工一周，至11月底始将第一阶段工作结束。第二阶段的发掘工作，由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前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共同组织‘琴台整理工作团’，由吴金鼎领导发掘，参加工作的除第一阶段工作人员外，还有振铎（天木）、王文林（南按：中国营造学社为了解决职员的薪水问题，是时已归并为中央博物院之一部，工作代表是莫宗江；史语所的代表为吴金鼎、王文林，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代表为王天木）。于1943年3月1日再行开工。……全部发掘工作至9月21日结束，所有出土文物皆运至前四川博物馆进行整理。
……王建墓的发掘原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后室发掘）的报告由著者（冯汉骥）编写；后一阶段（前室和中室的发掘）的报告，则由吴金鼎先生编写。吴先生的报告未编成即行离去，仅留下草稿，既未配图，亦未对出土物进行复原和考订。所以，吴先生的稿本仅系一种发掘经过的叙述（原稿现存四川省博物馆档案室）。吴先生在1948年去世后，编写的任务则全部落到著者身上，内容之有今日者，亦全仗其发掘之科学与记录之翔实。遗憾的是（吴）未能将其报告编竣，也不及亲见此书之出版。”（《前蜀王建墓发掘报告》冯汉骥著文物出版社1964年出版）
＇42＇《傅斯年全集》，第六卷，欧阳哲生编，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43＇《日本帝国陆军最后决战篇》（衡阳战役之部），赵庆升译，转引《长沙•；常德•；衡阳血战亲历记：国民党将领葛先才将军抗战回忆录》（附录三），葛先才著，李祖鹏编，团结出版社2007年出版。
第五章？胜利的前夜
◎？延安访问
就在各地报名参军的知识青年沉浸在抗日爱国热情之中时，国民党将领胡宗南指挥的大军加紧了对陕北的包围和封锁。1944年11月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代表赫尔利自重庆飞抵延安，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与其进行了三天会谈，共同拟定了《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主要内容是：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国民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承认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等。
11月22日，蒋介石在接见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时，以“天下老子第一”的强硬口气，对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与其拟定的草案提出了三点反建议：中共立即无条件地交出军队；接受国共及美方组成的三人委员会负责整编，并委托美国人指挥。只有做到了这一切，国民政府才能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中共才可派代表参加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会议。最后蒋介石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强调“政府的尊严不能损害”。中共代表周恩来闻听，一口咬定国共与其他党派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并说：“政府是内阁，并非国家，不称职，就应该改组。”＇1＇由此引起了联合政府问题的国共之争。
同日晚，蒋介石宴请傅斯年、陶孟和等部分国民参政员，在宴会上公开宣称：“中共要求联合政府，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不是波兰流亡政府。”＇2＇
12月下旬，蒋介石前往军政部招待所探望赫尔利，赫尔利说：“最近接到华盛顿两通电报，美国政府很盼望委员长对中共问题作出决定。怎样才能统领共产党的军队，求得全国军事统一，是目前的首要问题。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政治上让步，请委员长对此早加考虑。”蒋介石听罢，很有些不耐烦地对这个稀里糊涂、完全不通中国人处世哲学的美国老朽敷衍道：“不忙，不忙。现在还不能作出决定，看局势怎样发展，以后再说。”＇3＇
1945年4月下旬，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居住在延安寒窑里的中共领袖毛泽东，于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以《两个中国之命运》为开幕词，指出“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在随后所作《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中，毛泽东提出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一个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临时的中央政府”。并要求：“为着讨论这些事情，召集一个各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人物的圆桌会议，成立协议，动手去做。”＇4＇这一建议很快遭到国民党方面的拒绝。
同年5月，随着欧美盟军打垮并占领了德国，取得了欧洲战场上的决定性胜利，日本的全面崩溃已指日可待。在老大中华这块地盘上，关于联合政府的国共之争，也到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或者鱼网俱灭，总之是两个中国之命运何去何从，到了彻底摊牌的时候了。
在国共两党各不相让，剑拔弩张欲抄家伙动武的历史转折关头，突然从草莽中蹦出了一群自称绿林好汉的第三党——在抗战后期组建的中国民主同盟。此同盟成员大多是由散落于社会各界的儒生与策士组成，首领如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左舜生等，皆为一时较有名头的知识分子与不肯安于现状的谋僚策士。在这一充满机遇的大动荡、大变革、大整合的历史性时刻，此辈儒生术士产生了一种希望，认为春秋战国争雄的苏秦、张仪时代再度来临，整个列国的兴衰存亡可以受到辩士们的三寸不烂之舌，施展揣摩、捭阖、钩钳、合纵、连横、转圜等“荫道阳取”的游说权变之术的影响。遥想当年，鬼谷子的门生苏秦仅凭一项纵横捭阖之术，一跃而为六国纵约长，身配六国相印，名动天下。随后“乃投纵约书于秦。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5＇各路诸侯皆听命于苏秦，形成了苏氏“所在国国重，所去国国轻”，“一怒而天下惧”＇6＇的战略格局。
往事可鉴，民盟的策士们认为，既然当今天下格局已成三分之势，抗战胜利的果实就应由三家或大家共同分享，岂能听凭蒋氏势力或与陕北黄土高原上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平分天下？无论如何，作为中国的其他在野党，特别是渐成气候的民盟党派，也要争取政治权力。按照这一思维方式，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均认为当前的机会瞬息万变，稍纵即逝，一旦失之交臂，江山将永不可得！于是，诸儒生策士的兴奋点很快集中在“怎样把握住这千载一时的机会，实现中国的民主”。＇7＇也就是要尽力促成由各党各派共同参与、掌控的联合政府这一现实行动。在国共两党为即将产生的新政府是联合还是独裁问题正争吵不休，各不相让的间隙，黄炎培等公开发表言论，希望“国共问题可由其他党派出任调解”，＇8＇并以各种舆论和方法向蒋介石施压，并对中共施加影响。
面对各地与各色人等的角力和施压，蒋介石采取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态度不予理睬，同时斩钉截铁地对前来劝说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表示：如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就等于承认国民党被中共“彻底打败了”，等于“把对政府的控制交给共产党”＇9＇对这一说法，迷迷瞪瞪、不知中国这碗老汤深浅咸淡的赫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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