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线回到北京，发动了著名的“北京政变”。冯玉祥下令将国民政府总统曹锟囚禁，未久又把清朝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紫禁城，取消国民政府对皇室的一切优厚待遇。1924年11月5日上午，冯玉祥擅自派出的国民军包围了紫禁城，宣布废止对清王室优待条件的函文，限令清逊帝溥仪三个小时内搬出皇宫。仍以皇帝自居的溥仪看了函告，惊慌失措，在军队胁迫下，召开了最后一次“御前会议”，交出了皇帝印玺，收拾了私物，遣散了太监和宫女。当天下午，被监护离开皇宫紫禁城，搬到后海甘水桥生父的居处醇王府暂避锋芒。
溥仪被逐出宫，王国维的“南书房行走”差事也自然化为泡影，王氏只好在家著书度日。正在这样的节骨眼上，曹云祥校长托胡适向王国维转交一封非正式的印刷体聘书，并让胡对王就研究院性质与教授程序作一番解释说明。王氏深怕机关中人事倾扎，本不欲就聘，后经胡适说和，加上胡又动用自己的汽车专门拉着王国维到清华园转了一圈，王始有进清华的念头。
此次吴宓再次登门，对王国维这位晚清遗老的生活、思想习性专门作过一番了解研究，计定了对付方法，力争一举成功。待吴到了北京城内地安门织染局10号王国维住所后，采取入乡随俗策略，先行三拜如仪大礼，然后再提聘请之事。此招令王国维深受感动，觉得眼前这个吃过洋面包的年轻人很尊重自己，心中颇感痛快。王氏“事后语人，彼以为来者必系西服革履，握手对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决就聘。”＇26＇吴宓的一番心思总算没有白费。
决定就聘的王国维，觉得这样重大的工作调动，应该禀报“皇上”，看“上面”是否“恩准”，再最后决定行止。于是，王氏在家中吭吭哧哧地憋了些时日，硬着头皮偷偷摸摸地跑到天津张园见到逊帝溥仪，在“面奉谕旨命就清华学校研究院之聘”＇27＇后，才放下心来，收拾行李，于4月18日，携家迁往清华园古月堂居住（秋迁入西院十六、十八号），就任国学研究院教授之职。
身材瘦小的王国维，脸庞黑黄，八字须，头戴瓜皮帽，身后拖着一根猪尾巴状的小辫子，一副颓丧委糜的样子，属于现代文学与影视作品中塑造的典型的满清遗老形像，看上去不是很酷，且有些丑陋。当年与王相识的鲁迅曾说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28＇胡适也曾直言不讳地说王国维“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但光读他的诗和词，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29＇正应了那句“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的古训，此人肚子里的学问，可谓如江河湖海，浩瀚无涯，并世罕有其匹。
1877年出生于浙江海宁的王国维，早年立志研究哲学、美学，继而词曲，通过自己的天才加勤奋，精通英文、德文、日文等多种文字，对西方哲学、美学、文学，特别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后世的叔本华、尼采等大师的思想理论，有独特的研究和深刻洞见。凭借“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求学治学精神，王氏经过多年苦心钻研，终成利用西方文学原理批评中国旧文学的第一人，对宋元戏曲史的研究更是独树一帜，达到了“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奇境界。＇30＇
1906年，王国维所著《教育之宗旨》一文，首次提出“美育”一词，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倡导德、智、美、体四育并举的教育理念，明确提出教育之宗旨为培养“完全之人物”，为中国现代教育理论的创建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随亦师亦友的满清遗老、古文字学家罗振玉避居日本，开始随罗专治经史、古文字学、考古学，先后在历代古器物、甲骨钟鼎、齐鲁封泥、汉魏碑刻、汉晋简牍、敦煌唐写经，以及殷周秦汉古史的考释研究领域取得了惊人成就。最惊世骇俗和令人钦佩的，是对出土甲骨文与传世金文的研究成果。通过对殷墟出土甲骨文研究这一视若生命的追求，使王国维最终以不足50公斤的瘦弱之躯，借助思想学术的浩然锐气，轰然撞开了迷蒙遁隐几千年的殷商王朝大门，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一下子向前延续了近一千年。王国维也因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划时代学术贡献，一举成为甲骨学的鼻祖和“新史学的开山”（郭沫若语）。后世评价王国维学问之博大精深，有“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陈寅恪语）的高度赞美。1922年8月28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31＇
此时的胡适虽然有点谦虚地把自己大名列入“半新半旧”的圈子之内，但就他的国学功底与成就而言，与王国维相较，不能说无法望其项背，至少是不能与王国维齐肩并立，更谈不上予以匹敌。就“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一学术框架和标高论，自两千多年前伟大的史学之祖司马迁与世长辞，过了一百多年才产生了班固；班固死后五十多年产生了荀悦；荀悦死后过了八十多年产生了陈寿。陈寿死后七百年，直到11世纪才产生了欧阳修、司马光及其助手刘恕和范祖禹。12世纪产生了郑樵。郑氏死后六百年，到18世纪才产生了赵翼、钱大昕、王鸣盛、全祖望、章学诚等几位名家。继赵、钱、王、全、章等人死后百余年，才有旷世天才王国维横空出世。而王氏不仅“古史及文字考证之学冠绝一世”（吴宓语），其学问博大精深，是继魏晋时期写出不朽名著《三国志》的大史学家陈寿死后一千六百年来，历代史学名宿所不能匹敌的。正是有了如此伟大的创举，后人遂有“不观王国维之学问，不知大师之大，高山之高”的名言警句。
王国维到校后，鉴于他如雷贯耳的显赫声名，曹云祥校长请其出任国学研究院院长一职，王氏却以“院长须总理院中大小事宜，坚辞不就，执意专任教授。曹云祥校长复请吴宓任之，吴乃允就主任之职。”＇32＇
与王国维处事风格不同的是，时年53岁的梁启超一见吴宓送达的聘书，极其痛快地欣然接受。
梁启超此举，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当时北平学界几乎尽人皆知，梁氏与清华学校有着相当长的密切关系与感情，而梁家的三位公子又先后求学于清华学校。梁启超长子梁思成，1915年入学，1923年毕业，次年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次子梁思永，1916年入学，1924年毕业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三子梁思忠，1918年入学，1926年毕业后留学美国，步入著名的西点军校。梁启超本人于1914年前后，曾数次来清华学校作“名人演讲”，开始与清华建立起真挚的感情与友谊。晚清至民国初年的梁启超不仅是名满天下的国学大师，还是一位具有世界声誉的“言论界的骄子”和“舆论界的权威”，他那宏阔深邃的思想、词锋如剑的演说，如一道道耀眼刺目的闪电，在昏沉沉的中国放射出灼人的光芒，无论是他主办《时务报》时期、《新民丛报》早期、反对袁世凯称帝，还是反对张勋复辟时期，其思想锋芒皆具有气贯长虹，移山填海的浩浩威势，袁世凯的“太子”、曾野心勃勃想当皇帝接班人的袁克定，曾公开坦承梁启超是一位罕见的领袖名流，并有“得渠一言，贤于十万毛瑟也”
＇33＇的赞许。许多年后，已成为文学家、名教授的梁实秋在回忆清华求学时代聆听梁启超某次演讲时说：“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高等科楼上大教堂里坐满了听众，随后走进了一位短小精悍秃头顶宽下巴的人物，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左右顾盼，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谦逊同时又这样自负的话是很难得听到的。”又说：“那时候的青年学子，对梁任公先生怀着无限的景仰，倒不是因为他是戊戌政变的主角，也不是因为他是云南起义的策划者，实在是因为他的学术文章对于青年确有启迪领导的作用。过去也有不少显宦，以及叱咤风云的人物，莅校讲话，但是他们没有能留下深刻的印象。”＇34＇
对这一历史因缘，梁启超曾自言“我与清华学校，因屡次讲演的关系，对于学生及学校情感皆日益深挚。”＇35＇除了演讲，梁氏还不时来清华休假“小住”，著书立说，并对国学的前途有所关注。他在一次校方组织的教授座谈会上直言不讳地说：“清华学生除研究西学外，当研究国学。盖国学为立国之本，建功之业，尤非国学不为功。”＇36＇因有了这样的感情与私谊，梁启超常在清华兼课和讲演。1914年，即清华建校三周年之际，梁氏亲赴清华演讲，讲题名为《君子》，他用《周易》中两句关于“君子”中乾坤二卦的卦辞作发挥，以此激励清华学子发愤图强：“乾象言，君子自励，犹天之运行不息，不得有一暴十寒之弊。且学者立志，尤须坚忍强毅，虽遇颠沛流离，不屈不挠。……坤象言，君子接物，度量宽厚，犹大地之博，无所不载，君子责己甚厚，责人甚轻……。”在阐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君子“大道”后，梁启超明确提出：“他年遨游海外，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所谓君子人者，非清华学子，行将谁属？深愿及此时机，崇德修学，勉为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
＇37＇梁氏江河狂泻，中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