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谈了什么？”
“那时，杨尚立请我吃饭，地点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是一间叫听雨轩的地方。大家没谈什么，那时，正是大跃进之后，生活很困难。返广州，最初是作为一个……”
“是不是统战对象？”
“可能是啦。杨尚立是从外面回国的大资本家，他当时是广州工商联的主席……”
当时，霍英东已是港澳两地有相当影响力的商人，加之他曾与内地有生意往来，故他成为统战对象是很自然的事。
那时，霍英东与内地接触，还是有所顾虑的。一方面，虽然英国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但在承认新中国的同时，英国还继续与国民党方面保持实际上的联系，在台湾淡水驻留领事机构。实际上，中英两国关系并不友好。另一方面，由于霍英东在朝鲜战争时与内地做生意，引起了英国和美国的不满。在这种形势下，霍英东与中方接触，可以说是相当微妙的。
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中期被传递解出境的阴影一直困扰着霍英东。直到60年代初期，港府把一些所谓的“危险人物”递解出境的事还时有发生，其中最为轰动的是在1961年11月，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香港仔警察训练学校副校长、华籍助理警司曾昭科，被当局扣留50多天后，递解出境。
霍英东也感觉到港府对他并不友好，且总是担忧哪一天真会被当局递解出境。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利益，霍英东一方面尽量改善与港府的关系；另一方面与内地接触，建立友好的关系。选择这样的处世方式，可能是为自己安排一条退路。但是，他与内地接触，总免不了会顾虑重重，所以，与中方的往来，他不可能高调、招摇，只好小心翼翼、谨小慎微。
因此，曾有人认为，霍英东第一次上北京时绕道澳门，是为了避人耳目，不想被港府知道，以免被贴上“亲共”的标签。
我曾就此事问他：“那次绕道澳门，是否为了避人耳目？”
霍英东断然否认此说：“不是的。如果从深圳上北京，很不方便，在罗湖海关要排队、填回乡介绍书，几百人过关，要排几个小时；到了深圳，换了外汇券，才有饭吃，然后到了下午才能坐火车到广州，几乎要用一整天时间。但从澳门过关很简单，不用填回乡介绍书，凭中华总商会的会员证就可以顺利过关，手续简单，花的时间少……”
其实，从澳门过海关虽然快捷、方便，但从澳门去广州，路上要过好几个渡口，所花时间几近10个小时。也就是说，直接经罗湖到广州，与绕道澳门到广州的时间几乎是一样的。所以，霍英东上述的理由似乎缺乏说服力。
随身携带炉具和食品
从霍英东的这段话中可知，他当时已加入香港中华总商会，成为其会员。香港中华总商会是香港目前最大的华人商界团体，它创建于1894年，原名中华会馆，1900年，改称华商公局，后来又改为香港华商总会。直到1952年，中华总商会名称正式使用，并沿用至今。中共在内地执政之后不久，中华总商会首任会长高卓雄就力排众议，挂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
随着与内地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霍英东在中华总商会所扮演的角色也日趋吃重。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他还几度出任该会的会长。
却说霍英东过了澳门关闸，坐了近10个小时的汽车才到广州。之后，他又匆匆赶赴浙江杭州，与香港各界同胞国庆观礼团会合，然后一起上京观礼。
在观礼团众成员中，霍英东的行装最特别。他除了带衣服等一些日用品外，旅行袋里还装有一个小电炉和一些玉米、芋头之类的食品，所以他的行囊比谁的都大、都沉重。
上京观礼还要自带炊具和食品，霍英东解释说原因有两个：一，他的饮食习惯与众不同，白天一般不进食，到了夜深就寝前饱餐一顿，他不想给接待人员添麻烦，自己的饮食自己解决；二，他两年前去过一趟广东，那时正是内地的困难时期，不少人缺衣少食，他不知道内地的经济状况是否有改善。
北京初见邓小平
1964年，3年困难时期已经结束，国民经济正在逐渐复苏；加之那年正是国庆15周年，故国庆活动搞得较为隆重。10月1日那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北京70万人的盛大游行队伍；晚上，这些领导人又和来自80个国家和地区的贵宾们，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一齐观看节日的焰火，同天安门广场上载歌载舞的百万群众一起欢度国庆之夜。
国庆期间，正是金秋时节，北京天高气爽，气候宜人，街上彩旗飘扬，节日气氛洋溢全城。霍英东第一次到中国的首都北京，作为一个海外华人，不知他置身于宽广的天安门广场，望着五星红旗随风飘扬时，感受如何？
我曾问霍英东：“这次北京之行，最难忘的是什么？”
“我想，最难忘的应该是与邓小平、廖承志等国家领导人的会面。”霍英东回忆说，“有一天，我们香港观礼团成员出席国务院 国庆招待会，邓小平、廖承志等领导人就站在会场门口，欢迎我们，和我们一一握手问好，我这是第一次见到邓小平，好像他当时是总书记……”
当时邓小平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廖承志是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的负责人。
“我记得，廖承志当时还与我们港澳观礼团座谈、讲话。”霍英东说。
“廖公主要谈些什么？”我问。
“我那时普通话听不懂，所以也不知道他讲什么……”
“廖公是广东人，他是会讲广州话的……”我说。
“是会讲广州话，但那时是在北京、在中央，他怎么会跟我们讲广州话呢？”
“还记得不记得，那次观礼团，谁是团长？”
“不知道是杨光，还是其他人，记不清楚了。”
杨光是香港资本的左派工运领袖，当时是“工联会”的负责人。
这次北京之行，中国领导人除了向霍英东一行介绍内地的情况之外，是否还谈到其它问题？中国领导人是否向霍英东面授一些什么？这些我们虽然不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通过此行，霍英东与中方走得更近……
第二十四章团结同侪 创建地产商会
在华资银行发生挤提风潮，地产市道处于低潮时期，霍英东提议并主持筹建香港地产建设商会，团结香港各地产商共同发展。他还出任该会第一届会长，成了香港地产界的龙头大哥。
傲立于汹涌的地产浪头上
霍英东自北京观礼回来不久，香港出现了一次空前的华资银行挤提风潮，给香港社会造成极大的震荡。这次银行挤提风潮，可以说是祸起于地产业。
20世纪60年代初，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加之有大批内地居民涌入香港，香港的住宅楼宇和工商业楼宇的需求量剧增。另外，为改善社区环境，港府于1962年对建筑条例进行修改，规定从1966年起，同样面积的一块地皮将比过去少建20％的楼宇，地产商于是抢着在1966年之前建楼，地产市场十分繁荣。而一些华资银行也相互竞争，竞相把存款利息提高，盲目贷出巨款予炒家和地产商炒地皮、建楼宇，甚至自己也动用资金参与投资地产，以致香港的地产投资热潮风起云涌。
但是，好景不长，由于银行对地产业的贷款过度，从1965年1月26日至2月8日，明德银号、广东信托商业银行、恒生、远东、广安、永隆、道亨、嘉华等华资银行，相继发生挤提风潮。后经港府和汇丰、渣打两家银行出面支持，风潮才逐渐平息下来。汇丰银行答应“无限量”支持恒生、远东、永隆三家银行，最后还因此“换取”恒生51％的控股权；渣打银行则宣布“无限量”支持广安道亨。而明德银号却由银行管理处接管，广东信托商业银行则由财政司向高院申请清盘。地产的投机活动导致华资银行出现挤提风潮，这自然也殃及地产业，不少地产公司破产，地产市场陷入历史低潮。
20世纪60年代初期，霍英东虽然介入澳门博彩业，但他并不参与娱乐公司的内部事务，这就使他得全力以赴发展地产业，并保持50年代的凌厉势头，在香港地产市场叱咤风云、领尽风骚。1962年，他和汤于翰合资500万港元，每人250万，购入中环毕打街的毕打行；1963年，他投资兴建浅水湾花园大厦、皇后大道西大楼、上海街313号西环大楼；1964年，又兴建联发街、汀九。
由此可见，在华资银行挤提风潮出现之前，霍英东投放在地产上的资金很大。但由于他的实力雄厚，向银行借贷不多，长期奉行稳健经营原则，稳扎稳打，所以当银行风潮出现，不少地产公司相继破产的时候，他仍然丝毫不受影响，傲然屹立于汹涌之地产浪头上。
创建香港地产商会
华资银行挤提风潮虽被平息了，但地产市道的低潮却刚刚开始。香港的地产业何去何从，成了行内人士关心的问题。那年3月份的某一天，霍英东和胡汉辉、何鸿燊等一些地产界的朋友聚会，谈论近期的地产市道。
言谈之中，霍英东提议：有必要团结本港的地产商，尽快组成一个代表行内人士的团体，以谋求地产商的共同发展和香港地产市道的繁荣；如今地产市场很低迷，成立这样一个业内团体，更为迫切。
他的提议，得到在座各位地产商的响应和支持。
据胡汉辉回忆，霍英东和其他一些地产商有意创建一个业内团体，始于1964年7月。他在一篇谈到香港地产商会筹备过程的短文中写道：“……7月间，我们一部分地产界人士，在一次欢宴中聚首一堂，谈论到有关业务上的种种问题，大家都就自己的实际经验，交换了不少宝贵意见，一致认为本业人士应该有一个团体，能加强团结，共谋发展，使地产业成为更有建设性的稳健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