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厂商联合会和大家见面，并强调’中国人都是爱国的‘。我们通过黄笃修，直接和间接地了解了一些我们较为疏远的朋友，其中有丁鹤寿的父亲丁熊照、九龙总商会的谢伯昌、苏浙同乡会的余季良、山东帮的张军光等人。后来，黄笃修还回内地去旅行……“
“那么，你们当时希望霍生在哪方面起作用？”我问。
“在地产商会起作用，他是会长。我们与他谈，说我们希望与地产商多接触、多见面。那时，我们有两个人参加地产商会，担任理事职务，一个是王宽诚，一个是梁燊，但他们在地产商会里并没有什么发言权，而霍生就不同。他经常请李嘉诚、郭德胜、何鸿燊、冯景禧、李兆基、王德辉等地产商，到他家吃饭，或是到新华社在山顶的招待所和沙涌别墅，让梁威林与他们见面、交谈。梁威林那时是新华分社社长，对霍生很重视。怎样在地产商里打开局面，霍生起的作用很大。”
“见面时主要谈些什么？”
“最初，大家都有一定的保留，以后熟悉了，就几乎无所不谈，谈得比较多的就是国内的情况和香港的前途……”
“新华社的主要官员与香港一大班地产巨头聚会，会不会引起港府的注意？”
“每次我们聚会，门口都有港府的特务，有时他们也跟踪我们……”
“那你们有什么特别的措施对付他们的跟踪和监视？”
“没有，我们照样聚会，当他们不存在。”
“在这之前，霍生和你们的关系是否密切？”
“不密切，后来在我们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帮我们打开局面。”
“在这之前，中国政府有无通过霍生做过什么事？”
“应该没有。朝鲜战争时做运输，我理解纯粹是他自己的生意。”
由此可知，在20世纪60年代，霍英东已经成为中方的好朋友，还帮助中方做统战工作。李嘉诚、郭德胜、冯景禧、李兆基、王德辉这些大资本家，可能也是从那时起才与中方有所接触的。
就霍英东组织香港那些大地产商与新华社官员见面一事，我也多次追问霍英东本人。
“这种聚会多不多？”
“都几多，差不多每个月都见一次，有时在我家里，那时我们家还住在蟾宫大厦……”
“大家见面时，有无谈政治？”
“很少谈政治的，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海阔天空聊天，但我记得有一次，何鸿燊在谈到香港的前途问题时说，保持繁荣最重要的是两件事，一是最怕现代慈禧太后掌权，他指的慈禧太后是江青；二是争取联合国把总部搬到香港来。这件事我记得最深刻。”
我继续问霍英东：“据说，港府政治部长期对一些亲中人士跟踪、监视，甚至窃听电话你那时与中方往来这样频繁，难道没有顾虑？”
“我以前同你讲过，1954年卖楼花时，传我被递释出境。港人最怕这个……”霍英东说。
“既然这样，为什么还组织地产商与中方见面，甚至在自己家里聚会？”
“其实，那时，也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了。反而在1973年，我做香港公务员协会网球比赛的赞助人时，港府可能比较敏感一些。”
“你当时出钱赞助香港公务员打球？”
“也没有赞助多少钱。后来，他们把这个比赛项目命名为‘霍英东杯’，一直打到现在……”
“你刚才说港府对此敏感，怎么敏感？”
“一个掌管公务员的高官，好像是屈衍，大家见了面，见到一个商人当公务员协会的赞助人，都不知怎么样做才好……”
“这个协会请你当赞助人，是否有什么政治动机？”
“1973年，一个协会请我，应该没有什么动机的。其实，我也没有出很多钱……”
“你出任公务员协会网球赛的赞助人，是否也改善了与港府的关系？”
霍英东对此问题避而不谈。但是，霍英东一直想方设法改善与港府的关系，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带郭德胜、李福兆上内地
1964年，霍英东已经作为香港同胞国庆观礼团副团长，上京观礼。这个职务虽是临时性的，但亦不能等闲视之。一般而言，若中方不是很信任霍英东，若双方的关系不是很好，中方是不会接受他出任这个职务的。按常理，能够获中方邀请赴京观礼的人，与中方的关系应该是较为密切的；而又能任观礼团负责人的，关系应是更非一般。双方能够建立起这非一般的关系，应该是有过一些接触、沟通、了解的。
却说自1964年第一次北上京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庆典活动后，每年，霍英东都参加香港同胞国庆观礼团赴京观礼；除了赴京观礼外，自“六七风暴”之后，霍英东还多次率领香港的地产界、工商界和体育界人士，回内地旅行、参观、访问。
有一次，兴致一来，霍英东向我谈起他率团访问内地的一些情景。
“最难忘的是1971年那一次，那年，内地发生林彪事件，9月发生的，但我们一点消息也没有。之前，新华社香港分社通知我们，9月二十六七号启程去北京，但到了二十八九号，仍然没接到动身的通知。我们认为是取消了，那年真的取消了国宴和游行，第一次取消。后来，突然又有通知，要我们即刻启程到内地，很匆忙，连旅行支票也来不及买，就匆匆动身了。那次，我们一共有49个成员，工联会主席杨光是团长，我是副团长。一共去了49天。去前，他们还交待一句，叫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结果，我们去了北京、江西的井冈山、陕西的延安，还有红旗渠……回到香港，才听说林彪事件。本来是观礼的，但最后却变成一种学习。”
“我翻查过那时的一些报纸，你每次率团北上回来，都对记者说看到形势一片大好。其实，这是不是心里话？。”
“其实，我们看不到落后的一面。讲真的，香港那时还算比较困难，碰上‘六七风暴’，香港经济刚复苏。你说我对报社记者讲形势大好，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说是不好的，不管你是否喜欢。好似我们那时看《经济导报》，上面时常说‘资本主义天天烂下去，社会主义天天好起来’，这种事，怎么解释？况且，我们回国内，接触到的一般是好的事物……”
“在内地参观访问时，有无什么人与你们接触，私下谈些什么？是否要求你们发挥一些什么作用？”
“没有。那时，很多事情，我们不是很明白的。我记得有一年好像是七四、七五年，庄则栋虽然做了国家体委主任，他讲，他对‘文革’，也是不明白的。那时国内很多地方不给照相，胶卷不能带回香港，要冲洗出来才能带回来。”
在“文革”期间，经霍英东组织和带领回内地访问、旅游的香港工商界知名人士，包括郭得胜、李福兆、冯景禧、郑裕彤、陈德泰等人。而霍英东，他不但自己时常回内地访问，还多次携带太太和子女们一齐回去。
在“文革”期问，霍英东已处处表现出爱国行为。他曾对我说：“那时，年年都回广州参加交易会，买了很多工艺品，搞到现在成屋都是，设地方摆，那时是想通过买东西，对祖国表示支持。另外，我几乎是第一个香港人用国产电梯的。葡京和星光行就是用国产电梯。那时，真是被人笃死，我认为国内能出口的商品都是好的，结果买了之后，几天坏一次，又没有维修，没有零配件……”
成立东方石油公司
1971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功取代“台湾”，进入联合国，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为中国普遍地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扫清了道路。1972年3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和英国驻华代办艾惕思，签署两国互换大使的协议，将本国派驻对方首都的外交代表由代办升格为大使，而英国驻中国台湾的官方代表机构也随即撤掉。另外，英国为顾及中国的立场，同意中国向联合国解除殖民地委员会备案，正式重申香港是中国领土，不是殖民地，并将于“时机成熟时透过适当途径收回”。
中英两国关系全面正常化之后，霍英东虽仍未能完全消除受港英当局歧视、排斥等的顾虑，但他与中方的接触却不需像以前那样，如履薄冰，瞻前顾后，因而比以前更加频繁，并且更加公开化，关系也更加密切。
在中英正式建交前后，新华社香港分社曾经向港府明确表示中方对霍英东的态度，希望港府不要给霍英东添麻烦。这可能也是霍英东从20世纪70年代起，敢于公开与中方频繁往来的原因。
由于与内地关系密切，霍英东与内地还有了生意上的往来。除了于1962年起，与内地合作海沙生意外，20世纪70年代初，霍英东又与内地合作石油生意。
那时，由于中东战争爆发，石油产量骤减，造成全球性的石油危机，香港也深受影响，石油紧缺，油价攀升。1972年，香港耗油7。5亿港元，当时有人预测1973年会增至17亿港元，增幅达125％。霍英东于是联同刘浩清家族，于1973年成立东方石油公司，注册资金只有190万港元，两人各占一半权益。霍英东利用他与内地的关系，成功取得内地石油的出口代理权。
与霍英东合资经营“东方石油”的刘浩清是香港工商界的老前辈。他出生于上海，16岁就到香港闯天下。40年代，他以“上海大中轮船公司”总经理的身份，时常坐镇香港。1949年，他卖掉自己的轮船举家回国，参与祖国建设；1954年，他重返香江，再战商场，并成功为内地的水泥、钢材、煤炭等物品打开了香港市场。他和中方关系非常友好，后来还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自1973年起，中国石油正式对外出口。第一艘油轮“大庆210号”停靠在观塘蚬壳油库码头，亦即现在“丽港城”海边。
当时由于没有卸油经验，“东方石油”的工程师和工人，花了30多个小时才卸完4000多吨煤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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