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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惠堂是中国乃至亚洲地区早期最出名的足球健将。他1905年出生于香港，是霍英东在皇仁书院的前辈校友。李惠堂从少习足球，不足20岁时就加入南华体育会足球队，由乙级升上甲级；1923年，他参加中国代表队出席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亚运会前身），夺得冠军；第七届中国队蝉联冠军，李惠堂也因此声名远播。他是唯一四度代表中国参加远东运动会及作为奥运国脚（1923年至1936年）的足球员。他踢了20年足球，大约射入了2000多个球。抗战期间，李惠堂曾返内地从军，官至少将。1954年，他发起组织亚洲足球协会，曾任会长12年，又曾出任国际足球总会副会长等职。他和霍英东父子都较相熟，常在中华游
乐会见面，但由于他长期代表台湾方面，故而在一些国际体育协会，尤其是在讨论内地与台湾的国际体育会籍问题时，他们是亦友亦敌。李惠堂已于1979年逝世。
其实，在法兰克福之前，霍英东已经在羽毛球方面尝试帮助中国重返世界体坛。
1973年，中国羽毛球应邀到泰国曼谷参赛，霍英东也率香港队参加，当时的国际羽联秘书长谢勤也应邀前去观赛。那时，泰国羽毛球协会秘书长边赛在家里设宴款待谢勤夫妇、霍英东和中国体委官员。席间，霍英东向谢勤提出“驱蒋”的要求，但谢勤态度很强硬，坚持“两个中国”的主张，商谈毫无结果。
拜访马来西亚总理东姑拉曼
“在法兰克福失败后，我就决定转从亚洲足协入手，解决中国的体育会籍问题。”霍英东兴致勃勃，侃侃而谈。
“那时，台湾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在东南亚到处参加比赛，还两度赢得亚洲足球冠军，影响很大。当地华侨不理政治问题，见到中国人赢球就高兴得不得了。但台湾的足球队，几乎都是香港球员。我们当时还采取一些措施，比如限制职业球员不能参加所谓‘中华民国’的台湾队。
“1974年秋季，亚洲运动会在伊朗德黑兰举行，中国虽然还没有加入亚洲的任何体育组织，但也派代表团参加亚运会。亚洲足协也选择在亚运会举行期间，在德黑兰开会。当时的亚洲足协主席是马来西亚总理东姑拉曼，他基本是反共亲台的。我以香港足协会长的身份代表香港参加足协会议，震霆也参加。我事先已经联合一些代表，筹划驱逐台湾出会。按照章程，一般申请要提前两个月递交，才能列入会议的议程，但我们只是提前两个礼拜递交给亚洲足协，但那时大会的议程已经安排好，并且已经印了出来。
“大会前一天，我和震霆已提前到达德黑兰，在那里等候东姑拉曼。东姑拉曼到了深夜才飞抵德黑兰，接着又连夜和各个执委开筹备会。我老是想向东姑拉曼打听是否将我们的申请列入大会议程，但执委开会开到很晚，会后东姑拉曼因疲劳过度急需休息，我和他会不上面，我整晚都很担心。”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拜访东姑拉曼，向他提出讨论中国入会的问题。但东姑拉曼说，北京以驱逐台湾出会为前提，实现难度很大；加上提交的申请报告太迟，不符合大会所有议程必须提前两个月提交的规定。东姑拉曼以此为由，表示免谈，并对我说，执委会已决定，不能讨论这个问题，等下次再说。”
“若错过这次机会，就得再等两年才能重提这个问题，我很失望，但并没有放弃，连忙想办法寻找其它途径。上午开会，国际足联会长作报告，我坐在那里没心听，只是埋头翻查亚洲足协章程，发现有这样一条条款：若有3/4以上的与会者提出议程之外的问题，则可以把这个问题视为紧急事项，作为临时动议，列入大会议程。我如获至宝，即刻找对中国友好的伊朗、科威特代表商议。”
会上连闯三关
“下午继续开会，我和伊朗、科威特等国的代表向大会提出，中国的入会问题，应该作为一个紧急事项。但东姑拉曼反对，他说：”中国入会只不过是迟早问题，这不是紧急事件。‘我就极力申辩，说中国是亚洲人口最多的国家，且北京政府又是联合国承认的唯一代表中国的政府，其入会的事情当然是非常重要、紧急的。经过我和几个代表的极力申辩，最后东姑拉曼勉强同意大会代表投票表决是否讨论中国入会问题。
“其实，能否获3/4的代表支持，我心里并不是很有底。当时，台湾也有一个代表以‘中华民国’的身份参加大会。按照章程，台湾代表是可以出席的，但我想把他驱逐出会场，于是和震霆想了一个办法。我和震霆即刻问伊朗的代表：”为什么有个台湾代表在这里？‘因为那时伊朗已和中国建交，我觉得伊朗签证给台湾代表，等于承认两个中国。伊朗代表一听，也很紧张，连忙问台湾代表是怎样来的？台湾代表说，他是从香港来的；伊朗代表又问他签什么证，对方答是旅游签证。伊朗代表查看他的护照，果然是旅游签证，于是对他说：“你来旅游，那我们带你旅游好了！’说完，就拉他出去。台湾代表一走，就进行投票，结果28票对7票，刚刚有3/4的代表通过。若台湾代表在场，就不足3/4票数。真是很危险！”
“第一关通过了，接下来可以讨论中国问题。这时，东姑拉曼又站出来反对，他持的理由是：按照亚足协的章程，只有世界足联成员，才能成为亚洲足协会员，而中国那时还不是国际足联成员。我一听，很焦急，始料不及，不知所措。这时，有人提醒我，只要获3/4以上的代表支持，就可以修改大会章程。于是，我和几个代表又向大会提出修改章程，把原条款改为：亚洲足协不限于吸收国际足联成员，凡曾被批准参与亚运会足球比赛者都可以被吸纳为会员。东姑拉曼迫于无奈，最后也同意表决是否修章，但这次不是投票表决，而是举手表决。我心里有些紧张，因为第一次只差一票。我连忙叫震霆：”你到台上去照相，台下一举手你就拍下来，知道谁支持，谁反对！‘结果举手表决，还是通过了。其实，这次修章是很勉强的。“
“当时，我们已拟好中国入会的报名书，但入会书生效一定要在‘驱蒋’之后，这一关最难。大会再次以举手形式表决，结果也有3/4代表举手通过临时决议。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台湾，进入亚洲足协。”
“决定一通过，大会马上要请中国代表进场，但中国没人知，一时找不到中国代表。当时中国有一个400多人的代表团正在参加亚运会，后来找到了一位中国代表进场。到那时，中国代表团还没有几个人知道这回事……”
21年过去了，霍英东向我回忆起一天之内三次表决，三次均以刚及3/4人数支持险胜的经历，激动之情仍然溢于言表。那一天的焦虑、急切、担忧、亢奋，以及成功之后的狂喜，又一次涌上心头……
中国加入亚足协事件余波未了
一连三次以3/4的大比数通过议案，创下了世界体育史上的先例。
连闯三关成功，既是因为当时中国政府比台湾强大，在国际事务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致，也是因为霍英东凭着个人的关系和影响力，积极斡旋的结果。
所以，中国得以顺利加入亚洲足协，霍英东当居首功。
但是，此事余波未了。霍英东怎么也想不到，亚洲足协的决议，竟然会在国际上掀起轩然大波。
国际足联接获消息，当即公开谴责亚洲足协的做法；然后，又写信给亚洲足协，指责接纳中国为成员是非法的，要求取消决议，否则要对亚洲足协施以处分。当时，霍英东的态度很坚决：“大会的决定，只有大会才能推翻，任何一个组织包括国际足联都无权干涉！”但国际足联的态度也很强硬：“如果这样，我们就停止亚洲足协的会籍。”
台湾方面也大作文章，并极力向亚洲足协施加压力。
就在这个时候，国际足联主席改由阿维兰热出任。阿维兰热对中国很友好，但迫于各方压力，还是不得不成立一个专门小组，调查处理此事。该小组由每个洲的足协选一名代表组成，正巧霍英东那时已当选为亚洲足协副会长，并代表亚洲足协参加这个小组。
在此期间，霍英东极力游说小组成员支持亚洲足协的决定。每次小组开会，霍英东都据理力争，慷慨陈词，迫使小组无法做出结论。
此事尚未了结时，霍英东特意在香港组织一场1975年度的亚洲足球赛。中国足球队能否参赛，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香港足协作为此次足球赛的主办机构，起初打算去函国际足联，请示是否让中国队参赛。霍英东觉得去函请示并非良策，担心一旦国际足联复函不同意，则事情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但当时赛期已临近，如何是好？霍英东毅然决定，亲赴瑞士，向国际足联负责人力陈要义。
他安排霍震霆打头阵，自己随即也飞瑞士，会见国际足联主席和秘书长。两父子施展浑身解数，费尽口舌。精诚所至，国际足联主席和秘书长最终也开“金口”，同意中国足球队参赛。当中国足球队出现在亚洲足球赛上，一切的问题随即迎刃而解：国际足联也不再追究亚洲足协“非法表决”，台湾方面也无话可说，中国足球队往后均可顺利参赛……
中国重返亚洲足协，为中国全面恢复在奥林匹克委员会和其它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合法席位，打开了一个突破口，而霍英东，正是打通这个突破口的一个重要开拓者！
在这之后，霍英东继续周旋于世界体坛的大舞台，为中国加入国际足联、世界羽联等其它单项体育组织而奔走呼号，倾心尽力地演出了一部体育外交的风云故事，其过程艰难曲折、风起云涌、高潮迭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