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东举例说：中山温泉宾馆也是开放给群众，效果很不错。
持反对意见的人举出一大堆理由：温泉宾馆地方空旷，白天鹅则集中在室内，空间有限；温泉宾馆在农村，白天鹅在大城市，参观的人会更多，一旦挤迫，秩序控制不住，很难收拾局面……
这些人担心酒店开放会出乱子，是因为广州曾有“前科”：过去，广州海珠广场安装一盏太阳灯，好奇的市民蜂拥而去看热闹，结果人群挤迫，酿成伤亡事故。
但霍英东也有自己的理由：“应该让他们自己进来，看看一些新事物，体会一下中国人民的智慧和新的创造，增强每个中国人对自己和国家前途的信心。就是从经济观点来考虑，也是开放好，先有人气，然后才有财气。”
当然，还有一个理由，霍英东只在心里想，但没说出来，这就是：“白天鹅”地处沙面，过去沙面作为租界时，外国人曾一度禁止中国人入内；在这有历史意义、中国人蒙受过耻辱的地方建酒店，而且又是中国人建的酒店，更应该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进来。
霍英东执意坚持，大家也就无话可说，惟有多派人手，到时维持秩序。白天鹅全面开张那天，广州市民蜂拥而来，参观庆贺，群情汹涌，差点把大门挤倒。到晚上活动结束时，酒店员工清理现场，捡到市民因拥挤而掉了的鞋竟有一大筐。
之后的10多天，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卫生间的抽水马桶被游客打烂了好几个，草纸也被游客乱用，一天耗费几百卷。
酒店负责人和保安人员感到压力很大，要求恢复警卫森严、来访登记的老规矩。但霍英东还是坚持向群众开放。几周下来，人潮汹涌的现象开始缓解下来。不少市民和外地游客前来参观、拍照，但从来没有出现乱子，大家的反映很好，觉得酒店开放是正确的，所以坚持了下去。白天鹅是内地城市第一家对群众开放的高级宾馆。
事过多年之后，提出这段往事，霍英东仍然有很大感触。他对我说：“那时，没有哪一家酒店、宾馆像‘白天鹅’那样让老百姓自由进来。这一步骤很重要，不单只是广州人，全中国的人经过这里来看看，都知道什么是改革开放，什么是新事物。你认为我真是想多赚点钱，让多些人进来？”
中国人自己管理
白天鹅宾馆建成之后，如何管理？霍英东面临两种选择，一是交由外国的酒店管理集团管理，一是完全由没有任何酒店管理经验的内地人士来管理。按照国际惯例，高级酒店的管理一般都是委托酒店管理集团负责，即管理集团和酒店方面签10年20年或更长的合约，并掌握一切行政的用人用财权，从营业总额中收取一定百分比的管理费，但不负责盈亏。对于如何管理“白天鹅”，霍英东的想法与别人不同。他考虑到：由于内地情况特殊，外国管理集团组织客源不容易，而对内地情况又不熟悉，无法妥善安排旅客参观及提供车票、机票等服务，同时在当地采购也很困难；并且大批雇用外来员工，其待遇与本地员工差距太大，容易引起员工的矛盾。衡量之下，霍英东于是坚持采用自己管理这种新方式，一来避免以上问题，二来也借此培养出一批内地的酒店管理专业人才。
白天鹅宾馆有两千多名员工，当中没有一个人干过酒店行业，让他们去管理一家现代化的酒店，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尝试，弄得不好，酒店就会一团糟。但霍英东对此却很有信心，他始终认为中国人是聪明的，只要一经雕琢，就能成才。
在白天鹅宾馆开业初期，霍英东以每月3万港元的高薪，聘请一位美国酒店管理专家进驻酒店，传经授教一年多；期间，也时常礼聘香港的酒店管理专家前来指导员工，传授酒店管理经验。另外，霍英东也多次安排酒店的部门主管，到香港的大酒店见习，增长见识。
结果正如霍英东所言：“他们虽然没有经验，但他们有好学精神，开业以来，经过艰苦学习，终于把白天鹅管好。”
云吞面式的市场效应
“我始终认为，中国搞改革开放，物价、工资两方面的改革成效是最大的。”霍英东举例说：“开放改革之前，中国真是一穷二白，1977、1978年，我从珠海到广州，路上停车等轮渡，想买香蕉来吃，周围都买不到；我几次到一些人的家里做客，他们连酒杯也没有，即使是那些高级干部，衣柜里也只有一套衣服，你根本想像不到，国家会如此穷困，物资如此缺乏。我记得每年的广交会，几千人一下子齐集广州，结果所有吃的、用的、用水、用电，以及酒楼、宾馆，都要做计划报中央，由中央调配供应。”
霍英东接着说：“供应制其实就是计划经济，一些政治家、理论家可能喜欢搞计划经济，因为不会出现贫富悬殊的情况，不会有投机倒把行为，他们认为这样做世界会大同，但其结果却是物资越来越缺乏。
“工资分配其实也是一样道理，工资分配机制不灵活，人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问题就有很多。‘文革’期间，我在广州珠岛宾馆住过，我有个不好习惯，要吃宵夜，这可惨了，宾馆方面说厨房明天一大早就煮早餐，晚上是不做饭的。我问，宾馆为什么不多请一个师傅？
他们说多请一个人要有编制，要上头批准；我又问，师傅晚上加班，多发给他一些钱不是可以吗？但那时内地是没有加班这回事的。
“后来，改革开放之后，1979年我回番禺，在渡口看到载客的小巴，那是个体户的，我很高兴，又见到有人在那里卖豆腐花，不知多开心，觉得个体出现了，这就是市场经济的苗头。甚至见到中国一个电影导演在过年时，写了一副对联，横批是‘花开富贵’，我都觉得很惊喜。1981年兴建白天鹅宾馆的时候，我见到白天鹅宾馆附近突然冒出一个清平市场，各地的物资运到这里来卖，我就马上捐钱，请广州市副市长石安海在沙面和清平市场之间建一条天桥。”
其实，霍英东是透过清平市场的突然冒起，清楚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商品市场与改革开放的关系。果然，不出霍英东所料，一条窄小的老式的清平街，似乎在一夜之间就成了广州最大的一个没有围墙的超级市场，全国各地乃至世界一些国家、地区的商品源源运到这里来，又源源从这里运往各地。清平市场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窗口，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尼克松、基辛格等4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也慕名前来这个市场参观、访问，从中一窥中国改革开放的面貌。后来，有人因此说霍英东捐资兴建的清平街天桥，就是通往市场经济的桥梁。
“所以，白天鹅一开张，我就决心大胆放开物价。”霍英东继续侃侃而谈。
他说：“云吞面是广州人喜爱的小食，市面上当时的价钱是五毫钱左右，白天鹅标价四元，价钱贵了好几倍；啤酒，外面卖四毫八分，我们卖两元多，差四五倍。面包也一样，完全放开价格……那还得了！主管经理不同意。但不放开价格又怎样办呢？我跟他们讲，‘白天鹅’的售价成本，不能与街边的摊档相比，建筑的投资、空调、照明、职工工资、管理费用……这些都要计算在内，不然何以经营？商品经济就是要赚钱，要良性循环，要改善员工福利，要有利于社会繁荣。
“‘白天鹅’虽然只是一家酒店，但从其规模来说，实际相当于一个小市镇，客人和职工人数，经常不少于5000人，如果把为‘白天鹅’服务的有关人员加起来，可能要超过1万人。要保证高标准地供应5000多人的衣食住行及水、电等等，是极不容易的，物资需求量很大，品种繁多。这些需要改变了市场，市场的需求也促进了生产，结果生产和市场渐渐活跃起来。现在，除了不道德的东西外，客人生活上的任何需求，白天鹅都可以给予满足。”
霍英东又说：“其实道理很简单，物资价钱低，人们哪有积极性生产？物价是牵涉到千家万户的问题，但要搞市场经济，你不放开物价不行，所以邓伯伯那时就说要闯物价关，长痛不如短痛。1987年，我们在叶帅（叶剑英）家里吃饭，一位官员向我们透露：明天就要放开烟、酒、火柴、油、锅等商品的价格了。那时很震荡，但这一关你非闯不可。”
改革开放的里程碑之作
白天鹅宾馆开业后，曾接待过不少世界各国的政要名流，其中有英女皇、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布什、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新加坡总理吴作栋等。
1984年早春，邓小平登上“白天鹅”的28层“总统套房”，俯瞰珠江两岸景色，禁不住拉着霍英东的手说：“谢谢你，白天鹅好！”
1985年9月9日，尼克松下榻白天鹅，他在留言簿上写道：“我曾经住过美国和全世界的许多酒店和总统套间，我认为没有一间能超过白天鹅宾馆。”
1986年4月，“世界一流酒店组织”的名誉主席威尔特·斯尼达哥到白天鹅考察，对白天鹅的建筑设计、酒店设施、服务水准，都甚为满意。同年7月，白天鹅被接纳为“世界一流酒店组织”成员，成为首家被这个代表世界最高荣誉的酒店组织接纳为成员的中国内地的酒店。
1986年10月，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访问广州，中国政府在白天鹅设国宴招待她和随行人员。
1990年2月，白天鹅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五星级酒店，成为内地首批三家五星级酒店之一。
1991年，白天鹅宾馆编撰出版了超过30万字的一本关于白天鹅宾馆管理方法的一书，初步总结白天鹅宾馆的管理模式，也因而被国内旅游行业誉为“白天鹅模式”，在内地的高级酒店中推广。
霍英东说，兴建白天鹅时，他提出要由中国人自行设计、自行施工采购和自行管理，是有感而发的。他曾对我说：刚刚改革开改之初，有一次，我和国家体委一个副主任见面，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