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面，他说，体委想在北京建酒店，要求我协助他们从澳洲进一家酒店，把酒店的所有设备、设施，甚至连已经预制好的建筑物都运进来，安装一下就成为一家酒店。我当时想，一个国家，怎么能不靠自己设计、施工，把整家酒店进口过来呢？但是，北京的建国酒店就是这样。“
有感于此，霍英东力争做好“三自”，就是要证明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建好、管好现代化的大酒店，以增强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三自方针”的确立，为日后“白天鹅宾馆管理模式”奠定了基础；此外，“三自方针”的大胆创举和成功实践，也对增强内地旅游行业参与国际竞争的信心，以及振兴内地旅游业，都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自方针”的成功实现，还带来一个效应：白天鹅后来成了培训内地酒店管理人员的重要基地。继白天鹅之后，内地相继兴建了不少高级酒店。酒店需要一批合格的管理人才，于是白天鹅成了内地酒店管理人员“取经”的首选之地。自白天鹅开业后，前来取经的各地同业一批接着一批，10年间已为本馆培训近3万人次，为外机构培训管理人员近3000人次，其中不少人早已成为旅游业的中坚分子。
自己种下的“自行管理”的种子，不仅在白天鹅开花，还在各地开枝散叶，这是霍英东甚为欣慰的。
于是有人说，若单单是计算霍英东在白天鹅投资多少、盈利多少、上缴当地政府税收多少，则无法体现出白天鹅在内地出现的真正意义和最重要的贡献。
当然，一项投资首先要立足于有钱可赚、回报率高，否则就是不理想的、失败的投资。事实上，单就从经济效益来讲，白天鹅的业绩是非常显著的。以1993年的统计来说，酒店开业10年，营业额14。7亿多人民币，利润约5亿元人民币，缴纳税款6000多万，偿还贷款1。1亿多美元。而近几年，白天鹅的收益更是“猪笼入水”，每年盈利1亿元人民币左右。
自“白天鹅”之后，李嘉诚、郑裕彤、胡应湘、冯景禧、李兆基等香港七大财团投资兴建的广州中国大酒店，以及主要由利铭泽家族投资兴建的广州花园酒店（中国八大旅游酒店发展项目之一），也分别于1984、1985年建成开业；加上原有的国有宾馆——东方宾馆，广州市的酒店业形成了四足鼎立的局面。
由于“白天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早开业的第一家大型合资酒店，又是由中国人自行设计、自行施工和自行管理，因而其象征意义和实际意义都更大，有人因而把“白天鹅”誉为当代中外经济合作产生世界性影响的第一座里程碑。
第四十章曾经拥有何求天长地久
霍英东投资经营“白天鹅”，原先想得到的东西已全部得到，原来没想得到的东西也意外获得。“20年来，白天鹅宾馆的经营发展十分成功，我也倾注了许多心血，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今天的白天鹅已经不仅仅是一座宾馆，更是一个响当当的民族品牌。”做事如此，夫复何求？
对“白天鹅”感情很深
霍英东多次表示，他参与兴建“白天鹅”，不是为了赚钱，而是想为祖国做点事。事实上，“白天鹅”赚了不少钱，但霍英东却从来分文不取。那这些钱到哪里去了呢？我曾经就这个问题与霍英东交谈过。
我问：“这些年，你从‘白天鹅’赚了多少钱，这些钱用在哪里？”
霍英东说道：“我们本来作为一种捐赠、捐钱……但两千个职工怎么办？于是，我们把赚到的钱不断注入‘白天鹅’，增加‘白天鹅’的配套设施。另外，我们又成立一个‘白天鹅发展基金’。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基金，把‘白天鹅’发扬光大。因为这么大的企业，发展下去，员工老了，退休人员多了，希望有一栋楼房，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霍英东把全副身心都投进“白天鹅”，并视“白天鹅”为自己的一个“杰作”，故而他对“白天鹅”很有感情。爱屋及乌，对“白天鹅”的员工，他也很有感情。平时，霍英东不论在何地遇上自己认识的“白天鹅”员工，他都主动打招呼。某一年，“白天鹅”的员工到香港某酒店见习，霍英东考虑到他们跟亲友电话长谈的需要，吩咐手下在他们的住地安装电话；见习结束要返广州时，霍英东亲自设宴，为他们送行。
霍英东喜爱体育运动，每次到“白天鹅”，他总是要到网球场打网球，因而结识了一些网球场的教练、管理员。1985年，霍英东特意邀请“白天鹅”网球场全体人员，分两批到中山温泉宾馆度假游览。后来，又邀请他们到香港学习考察，他亲自设宴接风，为他们安排住宿。待一行人返广州时，霍英东还特意赠送每人一只价值600港元的网球拍作礼物。
每次到广州，霍英东一定住在白天鹅，他大多选择在总统楼东北隅的套间下榻，但为了亲自领略普通住客入住白天鹅的感觉，有时也特地选择一间标准客房住进去。
霍英东入住白天鹅，从来不深居简出，而是像一个普通客人一样出出入入。每天一大早，他就起床，到酒店的泳池游水；到了下午，又到网球场打几局网球。“白天鹅”不少员工经常和霍英东在酒店内碰面，有些人还与他混得较熟。
霍英东从“白天鹅”得到了什么？
正所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尽管霍英东曾经倾尽身心于“白天鹅”，尽管“白天鹅”是他的人生“杰作”，尽管他对“白天鹅”感情深厚，但霍英东仍然要面临一个与“白天鹅”或分或合的问题。
白天鹅宾馆与霍英东方面签署的《合作经营协议》写明：“合作期限为15年，从宾馆开始营业之日算起，合作期满后，广州白天鹅宾馆的一切产权全部归中方所有，本协议即终止；在合作期满时，如乙方（霍英东一方）所得的总收益资金不足4000万美元，甲方（白天鹅宾馆）同意延长合作期限，直到乙方除所得税总收益达到4000万美元。”
按此协议，若以正式营业时间1983年2月为计，霍英东与“白天鹅”终止合作的时间为1998年2月；若以部分开业时间1982年10月为计，则终止合作时间为1997年10月，那正是香港回归祖国3个月后。据闻，双方最近已经就这个问题开始磋商。
合作经营15年之后，霍英东在白天鹅再扮演什么角色，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只有一个要点：在这15年间，霍英东一方是否已按规定得到4000万美元的收益？
据霍英东自己所言，他从没自“白天鹅”提取利益，“白天鹅”赚到的钱都是用于捐赠和再投入宾馆——那这部分资金，是属于中方（白天鹅）应得的呢？还是霍英东应得的？如果不是霍英东应得的部分，那问题倒很清楚：霍英东没有提取他应得的利益，15年之后霍英东若有意继续合作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但倘若是属霍英东所得的，则问题就较为复杂：这笔钱是用于捐赠和投进“白天鹅”去的，实际上并没有到霍英东手里，那是否将它算为霍英东应得的4000万美元之中去呢？
另一方面，何铭思先生有一次与我交谈时，却提及了关于此事的另外一种说法，他说：“……白天鹅赚的钱，他（霍英东）抓住一部分，但这些钱到现在还抓在手里没用过。”
由此看来，霍英东实际上是否拿到4000万美元收益这个问题，还是相当复杂的。
“白天鹅”的“九七”问题
现在，我们假设在15年间，霍英东获得的利润已超过4000万美元，那双方合作的可能性是否还存在呢？现在看来，虽然协议写明会终止合作，但由于多方面的因素，实际情况可能未必这样。
我曾经就此问题问过霍英东，但他一直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霍生，‘白天鹅’的合作期满之后，你们将怎样处理？”我问。
霍英东答道：“协议写明是按年息，将来还4000万美元给我的，作为偿还。当时我还给刘田夫、梁威林写信，说将来若赚到这些钱，我一分钱也不拿，作为国家的其它用途。”
“很多人都关注，15年期满后，你是否退出。这件事怎样处理？”
“不是退不退出的问题。国内有些事情很头疼，开始合作的时候，什么也无所谓。但现在搞不清楚，是旅游局还是……搞不清楚。国内的国有资产分配，归谁，这问题相当复杂，比如一个旅游局，上面有经委……以前搞宾馆是个包袱，如果白天鹅每年亏1000万美元，人人都会甩手不干。这个问题，最好不要谈……自己的想法，只有自己最清楚……”
霍英东欲言又止。很明显，现阶段，双方尚没有就这个问题达成共识。他说“自己的想法”是怎样的呢？我曾经无意中听到一些接近霍英东的人透露说：“如果内地方面要他放弃，他当然没办法，但他的意见，当然是希望合作下去。照理内地方面会知道怎样处理这件事，主要是内地会不会处理的问题。”
就此事，我也曾问过震霆，他还是“白天鹅”的7个董事之一。
我问他：“合作15年之后，‘白天鹅’怎么办？”
霍震霆说：“霍生（霍英东）很少考虑这个问题。这么多年来，中方没出过钱。如果大家合作，应该是风险共担。若酒店亏本，可能会把责任推给我们，让我们来搞，有钱赚就不同……借钱也是用我们的名义担保的。”
“一句话，15年后，你们有没有份？”
“我倒是反过来问：中方有没有份？基本上你一分钱都不投入。我的看法是，霍生（霍英东）纯粹是为国家，他最初不想管的。我当时还对他说：”霍生（霍英东），你不管不行的！‘“
对分分合合应是淡然以对
在霍英东投资、经营“白天鹅”的过程中，有一件事确令人匪夷所思。
“白天鹅”其实就是霍英东、彭国珍的香港维昌有限公司与广东省旅游局共同合作、合资兴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