粲⒍俣杂⒐透塾⒄等浪摹⒅赋て范蹋坏牵そ�20世纪90年代，霍英东却一改以往作风，多次公开评价英国政府和港英政府，或赞或弹，大胆直言。
1991年7月，霍英东应邀赴德国汉堡，参加庆祝“欧华学会”成立10周年国际学术会。他在研讨会上发表演讲时，流露了对香港现状的困惑感受。他说：“近年香港社会出现很多新的重要情况和变化，这些现象使我们眼花缭乱，‘直选’、‘跛脚鸭’、‘北京的干预’、‘迁册’、‘玫瑰园’、‘越南难民’、‘公务人员请愿’、‘兴建新机场’……我们看不透这些事情，无所适从，香港市民过去一直为口奔驰，平日埋头于生活，对政治是冷感的，把希望寄托于好人政府，现在面对一大堆新的问题，怎能不惶惑？”
霍英东不客气地表示对英国人的不信任：“在历史上英国人撤离殖民地的纪录并不使人放心的，后遗症很大，对此种种问题，怎能毫不关心？”
接着，他又批评港英当局的“难民”政策，批评港英政府做“跛脚鸭”。他说：“越南船民，香港市民哪里有责任去供养他们呢？5万多人啊，每年要花一笔钱，只医疗费一项便要付1亿多元。据说这些年用于船民身上已逾30亿元了，这些钱是香港市民的血汗钱，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钱。但我们没有权，我们不能作主，我反对港英政府沦为‘跛脚鸭’，港英政府要在过渡时期负责到底。”
到此，霍英东又为中国政府辩护，说：“未来香港特区政府是中国的一个部分，中央政府是北京，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跨越‘九七’的大事，无论好好坏坏，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是有责任的，我们应该使他们了解，要他们支持，北京过问是公道的。”
这些在欧华学会上的讲话，可能是霍英东第一次公开批评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所以，当这些讲话内容传回香港，曾一度引起人们的关注。
4年之后，霍英东再次赴欧洲，出席欧华学会举行的研究会，并发表演讲。这次，他又提到香港问题，并大力抨击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措辞和语气比上次更为严厉。霍英东指出，香港回归祖国的过渡期间，港英政府“好像是在努力制造大变乱的局面”。对于彭定康在香港加速推行“民主的政策”，霍英东批评说：“香港什么时候有过民主？近年忽然借民主的口号，生出种种奇怪的事端：政制大变，立法局要揽权，新界传统的村庄又忽然发起女权运动。”
对于港府近年推行的高地价政策，他也不以为然：“政府的高地价政策，使房地产10年间升值10倍最成大害。现在，较好的商业铺每英尺上百元的租金，即使普通的商铺，1英尺也要几十元的租金，所得的利润几乎尽付于租项，生意还如何做？结果是通胀高企，成本飚升，失业猛增，7家酒店改营别业，几家大百货公司关闭，永安、瑞兴要亏本，南联搬入鹤山，不少大集团在迁册或变相迁册。香港的竞争力迅速减弱，香港市民的信心大受打击，百业呆滞，购物天堂渐失去其优异地位。借款供楼的小业主，更是苦不堪言。”
对港府的政治、经济政策抨击一番后，霍英东转而批评港府破坏香港的环境：“环境问题亦如此。机场问题、公路问题、码头问题、港口问题，维多利亚港已经变成维多利亚渠，非理性的，甚至是非道德的污水排放计划。总之，破坏性的‘发展’到处可见。而这一切，观察家说，还不过是冰山的一角。处于这种情景下，我真不明白港英政府在此管治最后的日子里究竟想做什么？”
但是，霍英东并不是“一边倒”，把港英政府和英国政府说得一无是处，他在演讲中也称赞港英在实施市场经济政策方面，对工商业、贸易等“无为而治”、“积极不干预”，因而造就了香港今日的繁荣。他说：“港府只管法律、税收和公共事务，放手私人经济，保护私有财产，严禁官员介入经济事务，推行经济自由主义。其中最大的本事是放手鼓励大家去发财，政府掌握好税收的关口。”
这篇题为《中国的现代化与香港“九七”》的演讲稿，后来被内地《参考消息》报、香港《大公报》、香港《信报》节录刊载，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在社会上造成很大影响，人们争相传阅，连一些港府高官也去函向霍英东索取原稿全文。
霍英东的直言，赢得了不少人的赞许。
第四十六章注入巨资 重组东方航运
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世界航运业大萧条时，霍英东竟然逆流而上，注入巨资于濒临清盘的“香港船王”董浩云创建的“东方海外”。此举引致众多猜测，有人认为具有政治背景。
而霍英东后来也承认他只是代理人而已。
董氏航运王国濒临清盘
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的最初几年，霍英东可以算是投资内地战意最勇的香港商人；至于在香港的生意，他基本上是只守不攻，业绩乏陈，与在内地的进取表现形成强烈对比。
客观而言，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霍英东虽然在内地大举投资，且利润率很高，但实际上所赚到的钱极之有限；反观香港，这段期间地产和股市曾几度大起大落，不少人抓住机会，钱财一动，就赚得钵满盘满。
对于霍英东错失了多次香港地产和股市大升浪的机会，霍震霆曾为父亲辩护说：“做生意不要企望太多，可能好多人在升市时赚的多，一个波浪又没有了。这些年我们只守不攻，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不是上市公司，没有太大压力，另外我爸爸早年开始做生意，当时风潮上落好大，形成他做生意作风稳健，所以在多个风潮中都能保持下去。”
但是，素以作风稳健而著称于港澳工商界的霍英东，却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世界航运业走向萧条之时，竟然逆流而上，斥巨资注入一间濒临清盘的航运公司，其一反常规和出人意表的行为，一时间引起人们的种种猜疑。
这家濒临清盘的航运公司，就是“香港船王”董浩云创办的东方海外实业有限公司。
董浩云是浙江宁波人，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从事海运业。30年代中期，他力主创办中国航运信托公司，将当时全国各大小民营轮船公司合并，以期与外资航运公司和专营海运业的公营招商局抗衡。几经筹办，中国航运信托公司在1941年3月于香港注册成立。此后，该公司将全国各大大小小的民营航船统一调配，加强经营定期航线。而董浩云在中国民营航运业的领袖地位也由此确立。
1946年8月，董浩云又在中国内地成立中国航运公司，开始欧洲远洋货运业务。1947年8月，他又创办复兴航业公司。1949年底，董浩云把中国航运公司和复兴航业公司迁往台北。60年代，世界航运业出现空前繁荣，董浩云的船队迅速扩充，形成一个庞大的航业王国，而董浩云也因此名扬四海，被誉为“香港船王”，与他的浙江老乡包玉刚，同时称雄于世界海运业。1973年，董浩云创办的另一间公司东方海外实业有限公司趁势在香港挂牌上市。
但是，好景不长。1979年，董浩云退休，其子董建华出任“东方海外”主席；1981年，董浩云病逝，“东方海外”的营业溢利也大幅度下挫。此时正值世界航运业大衰退，除了包玉刚非常成功地“登陆”之外，世界绝大多数的航运公司都逃避不了世界航运业大衰退、大萧条的冲击。
“东方海外”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两项错误决策，也加速了它的困境来临。1980年4月，“东方海外”动用26亿港元，收购英国一家大型的轮船公司，以致日后形势转坏时，本身的负担和责任加重；1982年，“东方海外”增资，用以收购董氏私人机构的公司，并且发行大量累积优先股，该行动估计给“东方海外”带来约16亿港元以上的债项。
1985年9月2日，董氏家族向外界宣布“东方海外”负债15亿美元，且自动停止在交易所报价买卖，以谋求重整债务结构。
董氏家族陷入财政困境，把已经在香港“冬眠”20年的霍英东，再次推到香港经济的大风浪之中。
扮演“白武士”注入巨资
在宣布“东方海外”停牌之前，董氏家族已经采取多项措施，以求改进公司的债务，例如在1984年出售租约到期的油轮，减少自置船舶的数量，分散投资，但这些行动对公司财务状况无任何改善。而在停牌之后，董氏家族也多番与其债务银行商议，重整债务结构，以期渡过难关。汇丰银行作为“东方海外”的债权人，不希望“东方海外”因财政问题而无法偿还其它债项，以致其他债权人拒绝继续支持它而导致“东方海外”倒闭，于是同意给予“东方海外”一笔有抵押备用信贷，数额不少于38亿港元，其中先将12亿元存入“东方海外”户口，余款在“东方海外”需要时分两期提取。
虽然有汇丰银行的支持，但由于债务过大，东方海外重组债务结构仍然困难重重，难以有突破性的进展。
就在这个时候，霍英东和董氏家族进行了秘密的接触。经过多次协商，双方终于在1986年3月达成基本的投资协议。14日，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宣布霍英东将投资1。2亿美元（折合港币9。36亿元）于董氏集团所属的新造船公司及货柜业务的新公司。
联合声明称，董氏集团目前正在进行财务重整，重整计划将会向其债权人和股东提出，以求核准；霍英东注入的1。2亿美元，其中2000万美元投入一家新造船公司，另1亿美元投入一家新货柜运输公司。新造船公司和新货柜运输公司是指那些将会成立、并将成为重组后的董氏集团重要部分的公司，前者拥有正在建造但未付货的新船，后者则是新货柜运输集团的核
心。这两项投资，将构成该两公司大比数之少数股东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