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代表团在这里，她不亲自请，要我转请，我觉得不好意思。请谁呢？是请团长，还是其他人？我感到难为情，于是一个人赴宴。席间，我讲的还是那一套……”
对于北京申办奥运，霍英东一直很看好，但到了投票的前两天，他感觉到有些不妙：“那时，各个有权投票的执委，突然间收到世界人权组织的信，信的内容主要是讲中国在人权方面的种种不是，这对中国极之不利。但我还是对北京胜出抱乐观的态度。”
执委闭门投票前，霍英东参加了介绍北京的推荐会。会上，北京方面播放了江泽民的一段讲话，李岚清等人也先后讲话。会上，中国代表还提到霍英东，称：“北京若申办成功，香港的霍英东就捐赠一个10万座位的主会场……”
接下来，各执委和各申办城市代表闭门开会。这时的霍英东，心情很复杂，焦虑、激动、不安……
有人担心霍英东会因申办失败而自杀
霍英东回忆说：“投票前几个小时，我在外面场所，那里有表决，我在那里一边看表演，一边等候消息。伍绍组等人代表北京和中国政府参加投票会议，我和他们事先私下约定：他们陪萨马兰奇进来宣布结果时，若他们的笑容轻松一些，表明有机会；若表情不好，就表明失败了。后来，见到他们的表情有些闷闷不乐，我就猜想，可能输了。”
霍英东已预先在香港《文汇报》等报刊订好广告位，以期一宣布结果，几个小时之后香港报纸就出现大事庆祝北京申办成功的广告。投票前一两个小时，霍英东、北京申办团成员还与北京、香港方面电话联系，通告形势一片大好，北京会稳操胜券。而北京、香港方面得到这个信息，自然严阵以待，准备大事庆祝一番。而香港《文汇报》，更预先把霍英东庆祝北京成功申办2000年奥运会的广告特刊印好。
香港时间深夜3点钟左右，投票结果揭晓，北京仅以一票之差败给澳洲悉尼。
却说香港《文汇报》方面，因为匆忙之下，未能把霍英东祝贺北京成功申办奥运会的广告从已经放好的报纸堆中全部取出来，结果，一大早，不少市民打开《文汇报》，赫然看到这份广告，禁不住哑然失笑。《文汇报》无意间开了霍英东一个玩笑。
“宣布结果时，你的心情怎么样？”我问霍英东。
他说：“一宣布，我的确很失望。那时跟我去的人都担心我会自杀。”
“对于北京输没有心理准备？”
“基本上是认为赢的。体育运动，我一直相信有一个真理，就是如何使世界体育运动更加发扬光大，对世界和平做出贡献，而北京申办奥运，比任何一个城市申办的意义都要大。我不相信任何人可以左右北京胜出的结局……”
“北京输了，是不是你们工作做不到家？”
“工作怎么做？难道要拜他、跪他，还是送钱给他？有些事，过分不行的。比如最初，我的一个朋友租了一个游艇，请一些委员在蒙地卡罗游船河，我认为很威的，那条船与我们的南沙船差不多。但那只游艇还不是最威的，因为土耳其的那条船是三条烟囱的……大家千方百计出尽招数。”
“那极关重要的一票是谁投的？”
“没人知，我们也只是揣测。”
“那一夜怎么度过？”
“知道结果，我即刻搬出原来住的酒店。因为那间酒店住了一些熟人，我想大家一见面，一定会相对无言，很尴尬，干脆搬走。谁知道，澳洲悉尼第二天却在我们搬过去的酒店庆祝。看到别人庆祝，心里很难受，很不是滋味……”
“之后，内地方面有无与你谈过，下届是否还申办？”
“还没有。现在的情况较复杂……”
不管怎么说，中国主办奥运会，始终是霍英东的一个心愿。虽然从蒙地卡罗铩羽而归，但霍英东仍然矢志不移。若北京正式表明再次申办奥运会，他仍然会尽自己所能，力促成事。
“你个人有无希望北京再次申办？”
“对此，我有自己的见解：如果不申办，一点机会都没有；申办，就有机会。没有一个城市是第一次申办就成功的，有些还是申办六七次才成功。申办成功，对经济影响很大……”
第四十九章孤军作战议案几遭否决
霍英东是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在起草基本法的过程中，他的表现极为低调；惟因为他是59个委员中，对体育的情况最为熟悉的，因而在有关体育问题上他的表现较为积极，提出不少见解。
首批当全国政协常委的港商
尽管中国政府对香港的统战政策有时会有所调整，但霍英东始终都是中国政府的红人。
内地实行开放、改革政策之后，尤其是中英两国就香港前途问题正式谈判后，中国政府改变了对香港的统战路线，扩大统战范围，逐渐加强对大财阀的联系工作，包玉刚、李嘉诚、邵逸夫等人从那时起就成了他们的新的重点统战对象。
自1983年后，中共对香港大资本家的重视尤为明显。当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甚至提出，要保持香港社会制度的性质长期不变，就要维持资产阶级的利益，团结争取大资产阶级。而他自己所分工经常联系的统战对象，就全是华人资本家的顶尖人物霍英东、包玉刚、李嘉诚、邵逸夫、郭德胜、查济民等人。除霍英东以外，这些大资本家过去与中方并没有太多的接触，甚至与中方的见解不一，但由于他们财力雄厚，对内地经济起飞，对香港的稳定繁荣有利，故也成为中方的统战对象，包玉刚、李嘉诚、邵逸夫就属于此类。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大资本家过往与英国有较多接触，如包玉刚、李嘉诚；或与台湾方面有密切往来，如邵逸夫，故中方不可能根据他们的一时表现一下子就完全相信他们；相反，像霍英东这样经济上有相当实力，且经过长期交往的老牌爱国大商家，自然更受中共器重。
可能是因为霍英东向来与中方关系密切，所以，即使他在香港地产界、建筑界、体育界等多个领域有卓越的贡献，但却从来没有获得港英政府的“奖赏”，大英帝国的勋章与他无缘——在香港，像霍英东这样对社会有杰出贡献而得不到大英帝国勋章的，似乎找不出第二个人来。
但是，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霍英东虽然被大英帝国“冷落”，却深受中方倚重，在中方的领域里领尽风骚，大放异彩。
1980年，霍英东被中国政府邀请为全国政协第5届委员会委员，这是霍英东第一次公开在政权架构中担任职务。1983年，在政协第5届3次会议上，霍英东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霍英东可能是香港区出任全国政协常委的第一位商人，而在澳门区出任同一职务的就是何贤。中共对霍英东的倚重程度，由此也可见一斑。
起草基本法表现低调
经过多轮谈判，中英两国在1984年9月草签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联合声明》。作为一个爱国商人，霍英东看到中国将在1997年恢复对香港的主权和治权，自然非常高兴。《联合声明》草签一个月后，霍英东在香港发表题为《我的事业永远立足于香港》的谈话：“一国两制这一伟大构想说明了中国坚定不移维持香港稳定和繁荣的决心和信心……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希望有机会看到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中国的那一天；至于到了2047年香港社会制度都不变，连我孙子那辈都不用担心。”
1984年12月9日，中国总理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联合声明。霍英东作为香港观摩团成员之一，亲临签署现场，目睹了这一历史性场面。
1985年4月10日，6届全国人大第3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基本法。6月18日，基本法草委会正式成立，委员59人，其中内地委员36名，香港委员23名。
霍英东也被中国政府邀为基本法草委，参与设计未来香港的蓝图。
1986年4月，基本法草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草委会成立了“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政治体制”、“经济”、“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宗教”5个专题小组。霍英东参加“经济小组”，主要负责为未来香港特区的经济发展出谋献策，制订经济纲要。
霍英东时常自称“不懂政治”，事实上他也极少对政治问题发表评说。在参与起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期间，霍英东的表现极为低调，除了在有关体育的问题上有较多建议外，他对其它方面的出谋献策甚为有限。
到了1990年2月，最后一次基本法草委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全会将逐条表决基本法草案，并将通过的基本法草案提交第7届全国人大3次会议审议通过。虽然这是最后一次草委全会，但其实各草委对一些草案仍然意见分歧，各持己见。当时最受争议的是关于特区立法会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的“分组计票”草案。该草案内容是：政府提出的法案，如获得出席会议的全体议员的过半数票，即为通过；而立法会议员个人提出的议案、法案和对政府法案的修正案，均须分别经功能团体选举产生的议员和分区直选、选举委员会选举产生的议员两部分出席会议议员各过半数通过。
霍英东和李嘉诚、黄丽松、查济民等一些港方草委对这一分组计票议案，一开始就持反对意见。
会前，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姬鹏飞要求当时已经卸任的原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去做霍英东、李嘉诚等人的工作，希望他们投票赞成分组计票条文。经游说，霍英东后来同意支持，但李嘉诚、黄丽松、查济民、谭惠珠、容永道、郑正训、马临等七位港方委员却坚持己见，表决时均投了反对票。
霍英东口头答应会投票支持，但在表决时是否投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