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意见是明确而果断的，看到他那种还未到真正负起全部责任时就已迫不及待的心情，使我感到颇为振奋。
根据12月21日那次会议的决定，他向每个未来的内阁成员发出了一封详细开列了各种问题和要求的信件，分派给他们草拟详尽的建议和文件的任务，新的预算已准备就绪，各个特别工作组的报告也适当地加以采纳——早在肯尼迪就任总统之前，一份肯尼迪总统的施政纲领业已定型了。为此而进行的大量准备工作是空前的。显然，这使新总统有可能马上在立法方面采取主动行动。在政府政策的几乎所有紧要的方面——包括经济衰退的复苏、经济的增长、预算、收支平衡、保健、住宅、公路、教育、税务、资源保护、农业、制订规章的机构、对外援助、拉丁美洲、防务及利益冲突等问题——内容充实的总统咨文和大约二百七十七个单项的要求，将在肯尼迪执政的头一百天内提交国会。
就职典礼
1月初，他的施政纲领制定工作正在顺利地进行着，一些主要的职位也已决定了人选，这时，当选总统的注意力就越来越多地转向就职典礼的准备工作了。他对于庆祝总统就职的音乐会和同时举行的五个舞会（他都将参加）的计划，对于长达四小时的总统就职典礼的游行（他将在二十度的气温中检阅这些队伍）的计划，对于民主党为筹集百万美元基金而组织的总统就职庆祝会（尽管由于大风雪，庆祝会推迟了两个小时，他还是极为欣赏），以及对于所有其他的庆祝活动都是兴致勃勃的。他请罗伯特·弗罗斯特在就职典礼中发表一首诗。他要玛丽安·安德森歌唱《星条旗》。他找出一本家用《圣经》，用它进行就职宣誓，这就不致刺激“新教徒及其他美国人联合会”了。他指示，参加正式宴会时要戴大礼帽，而不要戴霍姆堡帽。①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他开始写他的就职演说了。
①男子所戴的一种窄边凹顶之毡帽，最初用于德国的霍姆堡。——译者
他在11月第一次同我谈起就职演说的事。他需要来自每个人的建议。他要求讲稿写得简短，并集中于谈对外政策。他不要演说带有党派色彩、调子低沉或对前任有所非议。他既不要沿用关于共产主义的威胁之类的冷战词汇，也不要用任何可能会使赫鲁晓夫误会的含糊的话。而且，他要求这篇演说给这个即将开始的时代定下一个调子来。
肯尼迪的演说稿从来没有改过那么多遍。每段话都经过了一再的润色、修改和删节。
起初，肯尼迪在棕榈滩构思时，我在华盛顿郊区自己的家里根据当选总统的电话指示以及从其他来源搜集来的材料进行工作。后来我飞往棕榈滩，被送到肯尼迪父亲的海滨寓所去，把我为正式起草和集中材料用的底稿交给他看。我们坐在俯瞰大西洋的一个室外就餐用的阳台上工作了一个上午。
他对于概述国内目标的每种想法都不满意。他说，那听起来是党派宣传，起了分裂作用，太象是竞选了。最后他说，“让我们把国内方面的材料全部删掉。反正，演说稿太长了。”他说他要这篇演说成为二十世纪最短的一篇。“这个办法效果较好，我不希望人们把我看成一个夸夸其谈的人。”我说，他不可能搞得比1944年富兰克林·D·罗斯福压缩了的战时演说更短，可是他却决定要写出1905年以来最短的一篇总统就职演说（不到一千九百字）。
在就职前一天的1月19日，就职演说完稿了。他叫筹备委员会查一下放讲稿的台架的高度。一份大字不的打字稿放进一本活页的笔记簿里。在肯尼迪家里他的椅子旁边，以及在他去纽约的一次急速旅行的座位旁边，都放了一份演说稿，以便他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去熟悉它的内容（他从不背诵演说稿）。在那闹哄哄的、排满会议和筹备工作的最后一天的活动日程中，肯尼迪还抽空会见了我的七个小侄女和侄子以及他们的双亲，这时在他的身边仍放着那份演说稿。
就职那天的早晨寒冷而晴朗。驻扎在华盛顿地区的三千名军人干了一桩惊人的事，他们开动七百台扫雪机和卡车彻夜奋战，把厚达八英寸的积雪扫清——头一天，这场雪几乎把华盛顿市困死了。（听到下达扫雪的命令时。一个肯尼迪新任命的经济顾问——他已经负担着十几项任务了——疲乏地对顾问委员会的主席说，“如果他们叫我们去扫雪，那也不要感到惊奇。”）从各州来的观光者，自从预选后我们就很少见过面的、喜气洋洋的肯尼迪竞选工作人员，外国的使节和显要人物，上任和卸任的官员，一个特邀的由一百五十五名作家、艺术家和学者组成的团体，以及数千名各种年龄、各种背景的普通公民，云集在首都和国会山上。在油漆一新的国会大厦东端，临时的木制观礼台上，在闪耀的阳光下和严寒的天气里，聚集着致力于“新边疆”的内阁成员以及白宫的官员。我们这些人的穿着跟“边疆居民”有些相象，礼服里穿着毛线衫，戴着毛线手套和大礼帽。当我们相互愉快地打招呼的时候，寒气只会振奋我们的青春活力和朝气蓬勃的精神。
几乎没有人会忘记中午十二点举行庄严典礼那个值得纪念的时刻；
虽然阳光和白雪刺眼，使得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老眼难以看着稿子朗诵一篇新的献辞（……一个充满诗意和力量的黄金时代——今天中午就是开始的时刻……），他还是果断地凭着记忆，背诵了他的一首旧诗……
红衣主教理查德·库欣为这位知名的教区居民发表了一篇感到自豪的（而又拖得很长的）祈祷。同时，消防队员和保安人员不对付着在读经台里冒起烟来的短路电线。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合众国第三十五任总统，以惊人清晰的语调，重复着首席法官厄尔·沃伦领他朗诵的就职誓言。他曾对休斯敦的牧师们说过他可以无条件、无保留地接受这个誓言，他说，“让上帝保佑我吧。”
几乎没有人会忘记就任与卸任总统这两人之间显示出来的强烈的对比。一个是可爱的而又富于献身精神的中西部农村和军事学院的产物。另一个则是出身于东部城市的温文尔雅的人物。两个人都把他们成年后的整个生涯贡献给他们的祖国，但是他们又有着巨大的差异，这不仅表现在年龄、宗教信仰和政治哲学方面，而且表现在对于政治这个职业以及总统职位的权力的看法上。他们就座时，人人都注视着他们。一个是历届总统中年龄最大的，另一个是被选入白宫的人中年龄最轻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已经七十岁——在他的继任者看来，仍然显得很健壮——坐在约翰·肯尼迪旁边，后者只有四十三岁，在二十二度的气温中仍然象一贯的那样光着头，手里拿着他命令大家都要戴的大礼帽。他们的对比给下面这句话增添了意义：“让这个信息从此时此地传到我们的朋友和敌人那里去吧：火炬已经传到了新的一代美国人手中。”
当肯尼迪脱下大衣去发表演说时，聚集在他身后的是他的新政府中的年轻人。这些人在企业界、法律界、政界、政府中以及学术事业中都具有显著的成功经历。除了少数人以外，他们都没有受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种种陈；日的教条和经济萧条时期以前的种种学说的熏陶——他们都亲眼看到绥靖政策和不整军备的愚蠢可笑，看到战争的悲剧，看到核时代的开端以及麦卡锡主义和新实利主义对知识分子的有害的摈斥。就是这样的人，关切着在那种主张采取高压手段的共产主义和狭隘消极的反共产主义之间的无结果的冲突中缺乏理想和理想主义的问题。但是，正如他们的领袖在那天所指出的那样，他们也决心去“付出任何代价，挑起任何重担，对付任何困难，支持任何朋友＇或＇反对任何敌人，以确保自由的存在和胜利”。
我没有办法把肯尼迪的就职演说加以概括、压缩或摘录。这篇演说本身就是新总统的希望和决心的一份简洁的摘要——他对我们的新老朋友和盟国所许下的诺言；对共产党人提出的一次新的寻求和平的要求；以及他要他的同胞跟他一起肩负起自由的重担的召唤。表达这些要求的每个词句已经简练得难以再概括，而且又重要得难以再省略了。这些话是对我们时代的美国人民说的，但是对一切时代的一切人民都具有意义。因为，这些话体现着我们过去继承下来的最美好的东西，也体现着我们对未来的最美好的憧憬。在约翰·肯尼迪的所有演说中，这是一篇必须在这里全文照录的演说：
我们今天不是庆祝一个政党的胜利，而是庆祝自由的胜 利，这一大象征着一个结束，也象征着一个开端，它表示着一种更新，也表示着一种变革，因为我在你们和全能的上帝面前作了我们的祖先在将近一百七十五年以前所规定的那种庄严的宣誓。
现在的世界已经非常不同了，因为人类的巨手掌握着消灭人类一切形式的贫困和消灭人类一切形式的生存的力量。
但是，我们的祖先为之奋斗的那种革命信念，在世界各地仍然是有争论的。这个信念就是：人权并不是政府的施舍，而是上帝之手所赐予的。
我们今天不敢忘记，我们是那第一次革命的继承者。让这个信息从此时此地传到我们的朋友和敌人那里去吧：火炬已经传到了新的一代美国人手中。他们是在本世纪诞生的；受过战争的锻炼，也受过艰难而又困苦的和平时期的训练；他们对我们的悠久传统感到自豪，不愿亲眼看到或听任我们国家过去一向保证的、今天在国内和全世界仍然作出保证的那些人权逐渐被夺走。
让每个国家——不管它对我们怀有善意还是恶意——都知道，我们准备付出任何代价，挑起任何重担，对付任何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以确保自由的存在和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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