洲同美国分割开来，或者在盟国之间搞分裂的人，只能使那些与我们为敌和唯恐西方不乱的人，得到好处和感到舒服。
肯尼迪通过欧洲电视台向西德和意大利各地重申了这些信念，他在同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以及同英国的麦克米伦进行的一些颇具成效的私人会谈中也重申了这些信念，所以下一周他离开欧洲大陆时确信——根据市民，领导人和新闻界的反应——“我们承担的义务及其持久性已经得到了理解。”
同世界其他领导人的接触
在肯尼迪执政的第一年里，他平均每周亲自会见一个以上外国政府的首脑和政府高级官员，以后他也常常这样做。他出国访问过十一个外国政府首脑，并在白宫接待过五十多位总统、总理、首相和王公贵族等。他对每次会晤都作好准备——无论是会见法国总统还是多哥总统——探讨关于别国的全部现有的资料，包括其政治、人物以及所存在的问题。他凭记忆列举出当地的统计数字，引用他们的著作或历史方面的材料也不带记录本，这使他的东道主和来访者得到深刻的印象并感到高兴。
由于肯尼迪自己的出国旅行受到限制，他同其他国家首脑保持着大量的书信往来——分别接见为数很多的外交部长、财政部长和其他官员——派他的妻子、弟弟罗伯特、副总统和其他人出国访问——鼓励国务院官员在出现特别危机时直接与他们的对手打交道，而不要通过信件或大使——通过一年一度的内阁联席会议改善我们与日本的关系。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关心和培育外国首脑个人威信的努力中，最主要的形式是请他们访问白宫。每位来访问的贵宾总被带到楼上肯尼迪夫妇的住房参观（例如，有一次肯尼迪把卡罗琳从午睡中唤醒，让她会见沙特阿拉伯的沙特国王），让客人欣赏肯尼迪夫妇感到自豪的印度油画和法国家具。肯尼迪注意到他陪同一位总理去乘的大轿车已经很陈旧，发觉这辆汽车原来是从殡仪馆租来的，于是立即命令作了新的安排。他对巴黎大道上排列成行的仪仗队获得了深刻的印象，于是在白宫举行国宴时也安排了同样的仪式。他认为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作为正式欢迎来宾的地方未免有些寒酸，便规定用直升飞机接到白宫的南草坪举行欢迎仪式。
高级人物涌向华盛顿的盛况是空前的，这使我们不大安排具有各种繁文缛节的三天的“国事访问”，而较多的安排仅在白宫共进一顿午餐的“工作访问”，以及采取两天的既是工作访问又是国事访问的折衷办法。肯尼迪几乎总是对这些会谈比对同许多国会议员举行的小型座谈会更感兴趣，他常常使外宾逗留得超过原定的时间，即使在有紧急事情要办时也是这样。他对他们的问题和政治情况的兴趣，对他们的需要和观点的广泛知识，他的机智和魅力，以及肯尼迪夫妇给予来宾的无比热情的慷慨款待——由肯尼迪亲自审阅菜单的丰盛的白宫宴会，眼花缭乱的艺术表演，以及使收受者称心的礼物——这一切都有助于使肯尼迪与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建立起亲热的联系来。
这些对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尤其是对非洲国家的领导人，特别重要。他们喜欢他在移民、裁军、外援、刚果问题、老挝问题，尤其是民权问题上所作的努力（事实上，肯尼迪还曾特别着意地把他的民权演讲连同他的一封私人信件一起，送给每一位非洲国家的首脑）。他们特别欢喜他亲自关注他们的愿望和忧虑。甚至加纳的恩克鲁玛——他曾经谴责过美国暗杀刚果前总理卢蒙巴以及其后使恩克鲁玛的泛非政权的幻想成为泡影——也对这个美国总统抱有好感。肯尼迪赠给苏丹总统一支特制的猎枪；苏丹总统带着感激的微笑对总统说：“在我的国家里有一千三百万人民和一亿头野兽。”肯尼迪在接受海尔·塞拉西皇帝对他处理民权问题的赞扬时，建议他同罗伊·威尔金斯和司法部长会晤。新独立的坦噶尼喀的朱利叶斯·尼雷尔是他最欢喜的外国领导人之一。他微笑着问尼雷尔：“你倒说说看，当一个大国的第一个天主教总统的滋味如何？”
肯尼迪对印度总理尼赫鲁任用仇视西方的克里希纳·梅农和他在1961年底明目张胆地夺走葡萄牙的小小殖民地果阿颇为不满。但是第二年，尼赫鲁的女儿到美国作非正式的讲学旅行而在华盛顿作短暂停留时，她吃惊地接到了总统亲自打给她的电话。他提醒尼赫鲁的女儿，由于发生了果阿事件，美国国会正在考虑砍掉对印度的一笔援助款项，而全国各地的新闻记者则可能会试图使她与美国国会对立。他还把他自己为记者招待会作准备的技巧向她作了介绍，并向她提出了一连串她在旅行中可能被问到的最棘手的问题。
肯尼迪自己在记者招待会上所作的答复和他在国外旅行时公开发表的声明——以及在国内发表的影响到外国的声明和演说——不仅分发给各国政府的首脑，而且也向他们的选民们播送。艾夫里尔·哈里曼说，“他说动了政府首脑，还一直说到公众的心里去。”他特别欣赏有几次在白宫草坪上对外国学生的谈话。在一次他进行这样的谈话时，人群簇拥着他，他的领带别针和手帕全丢了。他回来告诉我的时候，语调是高兴而不是生气的（捡到领带别针和手帕的两名印度尼西亚学生第二天就把这些东西送了回来）。
1963年夏天肯尼迪的西欧之行受到了华盛顿专栏作家的批评，因为他们认为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等东道国的政府都正处于过渡阶段，因而使谈判变得很困难。但是肯尼迪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去和各国政府商谈，而是紧接在戴高乐对美国的指责后去向公众说话的。他说，他这次旅行涉及“美国和西欧之间的关系……这对我们，而且，我希望，对（欧洲）人民来说，也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
不管怎样，他认为他的这次旅行已经赢得了人们对美国及其个人日益增长的尊敬，这一点是他感到满意的。然而他认为“世界舆论”既不是一种鉴别事物的论据，也不是一种可以依赖的力量。
他说，由于美国充当世界领袖的角色，它常常会卷进朋友和盟国的争吵中去。争吵双方都寻求我们的支持，有时还要求我们充当调解人。争吵双方对我们的立场都感到满意是不大可能的。在中东和在印度次大陆，他积极地致力于恢复和睦，然而由于争论双方都表示怀疑，结果大半毫无成效。不过1962年在西新几内亚领土问题上多少暂时取得了成功。这是荷兰和印度尼西亚之间发生激烈争执的一个问题。为了避免发生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是荷兰人不想打的，而印度尼西亚人在苏联的大规模支持下是极想打赢的——为了加强印度尼西亚国内温和派的地位——这是避免共产党人最终接管这个国家的唯一希望所在——肯尼迪派出了优秀的外交家埃尔斯沃思·邦克大使作为联合国的调解人。某些美国外交官主要关心荷兰人和澳大利亚人提出的抱怨，而不大在意我们的声望最终在某些亚洲中立国家中的升降，因而对总统的这一努力并不热情支持。然而，“我们唯一关心的是……和平解决，”肯尼迪说。“我们认为，这是符合有关各方的长远利益的。调解人的角色并不是一个愉快的角色，（然而）我们打算使人人恼火，如果事情取得某些进展的话。”
肯尼迪在打消外国对美国的下列看法时，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这种看法是：美国是漠不关心的、保守的、安于现状的。美国新闻署1963年在西欧的调查表明——这次调查是紧跟在闪电导弹的争端和戴高乐对肯尼迪的攻击之后进行的——同该署过去八年的这类调查的任何一次相比，赞成美国对外政策的比例，这次是比较高的，即使在法国情况也是如此。《亚细亚》杂志的民意测验表明，肯尼迪的票数大大超过尼赫鲁，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受人钦佩的人物”。在非洲的和平队队员的报告和肯尼迪本人接到的来自东欧的信件都表明，他个人在这些地区的国际影响也有了突破。
第十八章 柏林危机
候选人肯尼迪于1959年接见记者时曾预言柏林肯定总有一天会成为一个严峻地“考验胆量和意志”的场所。但当时他不可能意料到，在那座被围的城市的问题上，他自己的胆量和意志那么快就受到一场极其严峻的考验。
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所缔结的军事和外交协定，没有对西方进入柏林的通道作出明确的保证，只对该市本身规定由四国共管，并把柏林留在远离（西德）一百英里的苏军控制的东德境内。1948年，苏联的一系列行动使这个城市分裂为苏联占领的东柏林和西方占领的西柏林。在其后十年中，东柏林和东德与西德的相对应的部分日益隔绝。后来，在1958年，赫鲁晓夫要求签订对德和约，使分裂永远合法化，并结束盟国在东德境内的所有占领权。这项要求以及1960年巴黎首脑会议的破裂显然表明，柏林和德国将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艾森豪威尔的继任者的议程中最重要的问题。
肯尼迪本人在当参议员时，对外交政策的兴趣主要集中于亚洲、防务和东欧。为了作好新的准备和取得新的看法，他于1961年初责成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写一个有关柏林的特别报告，在4月份提出的一份中期报告中，艾奇逊警告说，危机很可能在1961年发生，而盟国之间意见不一，中立国又帮不了忙，西方尚未准备好有效地对抗苏联切断通道的任何行动。他说，西柏林的重要性可能需要我们竭尽全力维持美国的三个基本目标：（1）西柏林人民选择他们自己制度的自由。（2）只要西柏林人民有要求和希望，西方军队就应留驻下来。（3）从西方经由东德的高速公路、空中航线和运河通往该市的通道应不受阻碍。
赫鲁晓夫有一次曾谈起1961年4月是�